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50年秋天,甘肃临洮一带,解放军正在清剿残余的地方武装。
那时候西北局势刚稳定,地方上土匪还有不少。
有一支部队抓住了个女匪首。
说是“匪首”,可她一落网,问话时却说自己是红军,是西路军妇女团的排长。
这话谁都没法信。
一个“女匪首”,怎么会是红军排长?
不过她说得特别清楚,连1936年西路军西征在哪儿打了什么仗,哪个连长牺牲在哪个山头,都说得一清二楚。
还有一点,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她能背出当年红军的口令,口音、节奏和格式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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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政委任学耀觉得这事儿不一般,就亲自介入。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她叫吴珍子,四川巴中人,1900年代末生的。
小时候家里穷,10岁被卖去当童养媳。
婆家对她不好,打骂、干活样样来。1933年红四方面军到了巴中,她趁机跑了出去,就这么加入了红军。
那时候红军里女兵不多,能打仗的更少。
吴珍子一开始在妇女团干勤务,后来因为胆子大、枪法准,被提成了排长。
她跟着部队,一路北上,最后随西路军去了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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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底,西路军在甘肃高台、永昌一带被马步芳的马家军围住了。
那是场极为惨烈的战斗。
西路军人困马乏,粮弹不继,被围在戈壁滩上。
吴珍子所在的妇女团接到任务:掩护主力突围。
她领着几个女兵,守着断后的山口,连续打了三天三夜。
最后,部队突围走了,她们却被留下了。
她中了一枪,昏迷前最后看到的,是战友一个个倒下,地上血流成河。
再醒来,已经在马家军的临时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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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说过一句话:“我不是怕死,我是怕被活着抓住。”
被俘之后,她遭了不少罪。
马家军的一个参谋长看上她,想逼她屈服。
她拼死反抗,结果被吊起来打,骨头都断了几根。
那时候,谁要是落到敌人手里,能活着出来就已经算极限了。
一个当地的老婆婆偷偷把她救了出来。
那婆婆的儿子当年在红军里,早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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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儿。”就这么,吴珍子捡回一条命。
她拖着伤,在冬天的戈壁上走了三天三夜,才到了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
可问题来了。
她没有证件、没有介绍信,身上穿着破棉衣,说自己是红军——谁信?
办事处不敢收她。
那时候的审查很严,怕是敌人派来的眼线。
她就这么又被拒之门外。
她没地方去,只能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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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陇南一带,被一股土匪给抓了。
那会儿她已经学过不少中医,懂得包扎草药。
头儿一看她能治病,就没杀她,反而让她给队伍看病。
时间一长,她成了这伙人的“军医”。
她没走,也走不了。
那些匪虽然是流寇,但她说服头儿不抢老百姓,只劫马家军的辎重。
她能说会治,还有点红军那套纪律,慢慢地,连头儿都听她的了。
再后来,头儿死了,还有人推她当了“带头的”。
可她心里一直惦记着红军。
经常一个人坐在山头上看天。
她说:“我不是匪,我是红军。”
1949年,解放军进驻甘肃。
她知道机会来了,带着几十人主动缴械投降。
她说得很清楚:“我不是来求饶的,我是来归队的。”
这话谁听了都愣住了。
交代时,她讲了自己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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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不急不躁,条理清晰。
可是,谁也不能光凭她一张嘴就信她。
于是任学耀政委专门派人去查。
那时候没电话、没网,全靠人跑。
他们去找当年的老红军,查西路军留下的纸质档案,一点一点地核实。
查了三个月。
有个老战士,在陕西一个小县城当小学老师。
他说:“我记得她,那个女排长,打仗的时候比男的还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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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份西路军伤亡名单里,标注了“吴珍子,妇女团排长,高台战役失踪”。
她自己也拿出了一本旧党证。
纸张都快碎了,可编号和盖章都还在。
那一刻,调查组的人都沉默了。
到了年底,组织正式通报:吴珍子的身份属实,恢复党籍,调入军区卫生部门工作。
她没再回山里。
也没再提“匪首”的事。
大家叫她“吴医生”,她也就笑笑,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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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资料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罗开富主编,《中国西路军征战纪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
李蓉,《红军女战士口述实录》,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
《甘肃省志·军事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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