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中的黄河——明朝之黄河：从无拘束到不拘束

《明史·河渠志》开篇即载：“洪武元年，决曹州双河口，入鱼台。”这短短十余字的描述，拉开了明王朝与黄河长达二百七十余年纠缠不休的序幕。明大将徐达率军北征时，洪水泛滥，“开塌场口（鱼台）引河入泗以济运”，这种黄河之水横流以及新政权以水代兵的战略思维，预示着明朝与黄河的关系从面对自然的无力之“无拘束”，终将走向人为肆意妄为的“不拘束”。

明朝治理黄河的历程，是一部由堵决口、保漕运、护皇陵发展到保漕运、护皇陵为主线兼及减灾为民的政治斗争史。
历经战乱失修，元末明初的黄河，犹如脱缰野马，“元溃溢不时，至正中受害尤甚，济宁、曹、郓间，漂没千余里。”贾鲁治河，主流才南汇淮河入海。明初，黄河主流行水于元末故道，经开封、徐州，夺淮入海。此时的黄河在开封上下决溢频繁。朱元璋屡发民夫堵口，然多属应急，未遑大治。永乐九年（1141年）会通河开通，贯通京杭大运河，南北水运交通大动脉形成。自此，“治黄”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偏移：从避免生灵涂炭，转变为确保漕粮畅通。这一国策的锚定，使得一切治理举措都带上了功利色彩。
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在新乡八柳树决口，大水冲坏山东寿张沙湾堤，漕运受阻。工部侍郎王永和奉命治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此后，山东巡抚洪英、河南巡抚王暹、工部尚书石璞等都亲临治河，也均未成功。直到景泰年间，佥都御史徐有贞受命专治沙湾决河，疏堵结合，成功堵住决口，保障了漕运畅通。明英宗天顺年后，黄河屡屡在开封决口，洪水北冲山东张秋运河。直到孝宗弘治年间白昂、刘大夏相继治河，采取“南北分治，而东南则以疏为主”“浚旧河以杀上流之势，塞决河以防下流之患”的策略，修筑太行堤，迫使黄河主流南行，由亳州凤阳至清河口通淮河入海。其出发点仍是“北堤南分，以避漕险”。
明武宗正德年间，黄河主河道往北大迁徙，南河道泥沙沉淀淤塞。黄河又开始在黄陵冈一带决堤，河北、山东受灾严重。对明朝来说，黄陵冈是个敏感地区。于是，关于黄河南流还是北流，起了争议。工部侍郎兼佥都御史章拯提出治理黄河要确保明祖陵安全。此后，佥都御史戴时宗、朱裳都上书治河要首保皇陵。自此以后，保皇陵就成了治河者必须考虑的政治任务。
嘉靖年间，河决赵皮寨，运道受阻，刘天和疏浚河道、筑大堤，“运道复通，万艘毕达”。此后，黄河在曹县新集淤积，造成“河忽东忽西，糜有定向”。嘉靖四十四年七月，“河决沛县，上下二百余里运道俱淤，全河逆流。”朝廷命工部尚书朱衡兼理河漕，以佥都御史潘季驯总理河道。朱衡开凿新河，解决的是让皇陵避开洪水和漕运问题。明神宗时，潘季驯又两次总理河道，他积极探索黄河水文规律，系统提出并实践了“束水攻沙”的方略，通过高筑缕堤、遥堤，收紧河道，加大水流速度，利用水力自身冲刷淤泥，这样形成的黄河主河道一直维持了二百余年。黄河泥沙淤积的根源没解决，“束水攻沙”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减缓黄河淤高的压力，一旦堤防失修或遭遇特大洪水，灾难便以更猛烈的形式报复。现实中，潘季驯技术上的“拘束”努力，还是被困在政治功利的“不拘束”框架内。特别是筑堤“束水”抬高了河床，开始威胁到朱氏祖陵。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黄河在单县黄堌决口，分为两支。接替总理黄河河道的杨一魁开始“分黄导淮”，结果造成“运道阻塞”，“奔溃入淮，势及陵寝”，杨一魁因此被被贬谪为民！崇祯年间，因治河不力，先后有总理河务的李若星“修浚不力罢官”，刘荣嗣父子坐赃被弹劾死于狱中，朱光祚因建议苏嘴决口被逮捕死于狱中。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起义军围困开封，掘堤淹城，守城官军也出城掘堤水淹起义军，滔天洪水最终吞没了开封古城，数十万百姓溺毙，造成了一场举世罕见的人为大悲剧。这一刻，黄河彻底从自然的“无拘束”，沦为了人类在绝望与疯狂中“不拘束”的武器。这条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在王朝的暮年，以她歇斯底里式地怒吼，敲响了明朝最后的丧钟。
回看明朝黄河治理史，统治者也试图约束黄河，却因认知局限和功利导向而连连受重挫。明朝的灭亡非由黄河所致，但黄河的最终“不拘束”，却耗尽了明朝的气息。黄河的无常，照见的正是明王朝走向瓦解的宿命之路。（荣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