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国南方城市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江苏南通家家户户紧闭门窗,孩子们被禁止外出,此时因为疫情导致1680名儿童瘫痪、466个孩子失去了生命,“脊灰”疾病(小儿麻痹症)让无数人陷入了绝望。就在这个危急时刻,一位医学科学家将中国从阴影中拯救出来,他就是用一粒甜丸护佑亿万儿童的医学巨匠、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糖丸爷爷”的顾方舟。
顾方舟1926年生人,他在童年时就拥有远超同龄人的坚毅心性,他年幼丧父,是母亲拉扯他长大成人,同时也深受母亲的影响:他的母亲是位助产士,那时上海虽然繁华,但遍地租界让他们母子饱受冷眼,他在母亲的激励下,立志要好好读书,长大做一名医生。194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1951年又前往苏联攻读研究生,并在1955年获得博士学位。
就在顾方舟学成回国之时,南方的一场脊髓灰质炎疫情夺走了几百名儿童的生命,幸存下来的幼儿也要面临残缺的人生,他看着疫情报告上触目惊心的数字后,主动请缨:“我学的就是病毒学,这个任务我来接!”1957年,他正式担起重任、并且成为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这场与病毒的较量就此拉开序幕,他要把这肆虐的瘟神,从中国土地上彻底驱逐。
当时国际上有两种疫苗技术路线——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死疫苗安全性高但成本昂贵、需多次注射;减毒活疫苗成本低、可口服,但研发风险极大,需让病毒在体外减毒到既保留免疫原性又无致病性。顾方舟考虑到中国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情,他力排众议选择了后者:“要让每个孩子都打得起疫苗,口服活疫苗是唯一出路。”
1960年,他带领团队远赴云南昆明远郊的山洞里建立研究所,这里虽然远离城市污染,但条件也非常艰苦:他们用煤炉和温度计手动调控试验温度,自己动手制作玻璃器皿,由于地处偏远物资运输困难,他们吃的是粗米咸菜,喝的是山泉水。他们克服生活和工作上的重重困难,各司其职分别培育脊髓灰质炎Ⅰ、Ⅱ、Ⅲ型病毒,每天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病毒减毒情况,工作超过16小时已是常态。
当第一批疫苗研制出来时,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面前:谁来先试药?作为负责人顾方舟非常清楚,如果疫苗还有残留毒性,很可能会导致瘫痪,可他没有丝毫犹豫,舀起疫苗溶液一饮而尽,随后又说服团队成员和自己的妻子,又让刚满1岁的儿子喝下了疫苗:“我是负责人,我不试谁试?要是出事,先从我的孩子开始”。一周后所有人都没有出现异常反应,疫苗效果得到了初步验证。
之后他带领团队奔赴广西南宁等地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只是液体疫苗不易储存运输,时间长了很容易失效,顾方舟盯着实验室里的糖块突发奇想:“把疫苗做成糖丸!”他带领团队反复试验,调整糖、奶粉、奶油的配比,既要保证疫苗活性,又要让孩子们喜欢吃。1962年,淡黄色的疫苗糖丸正式问世,一推出就受到孩子们的喜爱,接种率得到大幅提升。
疫苗推广后,他深知脊灰病毒极易变异,于是建立了全国监测网络,要求各地及时上报疑似病例,1994年中国最后一例本土病例在云南报告,此后多年再无新增病例。2000年时中国已经实现无“脊灰”,那个曾让人闻之色变的疾病,终于在中国大地上被基本消灭,这都是在顾方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取得的伟大成就。
顾方舟团队研发的糖丸疫苗和技术方案,被多个发展中国家借鉴采用,特别是“糖丸”这种创新剂型,在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偏远地区得到了广泛应用。顾方舟一心扑在医学研究上,他多次婉拒提拔升迁机会,即使晚年患病期间,仍关心防控工作。2019年1月2日,“糖丸爷爷”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2岁,世界卫生组织专门发文悼念,评价他“为中国和全球消灭脊灰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顾方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充满人文关怀的医者,那颗小小的糖丸,饱含着他对中国儿童最深沉的热爱。今天,中国的孩子们已经不再受脊灰威胁,但我们应当记住顾方舟这个名字,他用科学家的智慧和医者的仁心,守护了数代中国人的健康童年,一颗糖丸,一生奉献,这份甜蜜的守护将永远被历史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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