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润海/周游列国想晋国

周游列国想晋国

曲润海

一九九零年，我出了娘子关，成了京芝麻。离开了自己的窝窟，却有了周游列国的机会。在外面看了不少好戏，当然还是看山西的多一些。不少山西戏是在北京看的，又是与外省的戏相拥挤着看的。只是到我出了局，出了院以后，才回山西看得多起来。这样，就有了一些比较，所以题目就叫做：周游列国想晋国。

一、剧本与剧作家

到北京二十五年来看山西的戏有多少，没有统计，还记得的，尤其是记得剧本和剧作家的有：《油灯灯开花》《清风亭》《巴尔思御史》《大脚皇后》《走西口》《知音》《紫袍记》《立秋》《孔繁森》《丁果仙》《傅山进京》《上马街》《龙兴晋阳》《黄河管子声》《香火》《野史亭》《救孤壮歌》《玉玺恨》《琴笳赋》《风流父子》《红肚兜》《醋工歌》《石角凹》《土炕上的女人》《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父亲》《雷雨》《关公与貂蝉》《山村母亲》《青丝恨》《唢呐泪》《酸枣树甜枣树》《山妹子》《赵树理》《千秋长平》《西沟女儿》《血箭》《一撇一捺》。我的剧本立在舞台上的有：《金谷园》《蝴蝶杯》《刘胡兰》（合作）、《二进宫》。

为什么我还记得这些戏？因为大都参加过座谈讨论，发过言，留下了痕迹，看了戏或者过年给他们写过够不上打油诗的“打白条”诗句和短信诗句。1990年以来，留下的文稿或发言记录200余篇（片）。打白条诗句和短信诗句约2000首（件），其中有关戏剧和戏剧人的约850首（件），因此翻一翻，还能想起一些。

记得以上这些剧本，出自以下这些剧作家之手：华而实、梁波、张晓亚、姚宝瑄、马连伦、周长赋、郑怀兴、赵爱斌、马彬、曹涌波、俞立华、李文德、陈川亮、卫和平、戴英禄、邹忆青、靳佩荣、霍锁昌、梁镇川、张喜明、纪丁、小上、雷志华、吕永安、王辉、贾璐、魏强、郭启农、张宝祥、张华、葛莱宝，加上我共32人。当然还有想不起来的。

二、分析与思考

这些剧作家，本省的21人，外面请来的7人，山西籍报效家乡的4人。

他们创作的这些戏，除几部立在舞台上不久，或出自民间剧团以在基层演出为主，没有出过省，多数走出了娘子关，过了黄河，产生了较好的效应。或获得文华大奖、文华剧目奖，或进入国家级精品工程、保留剧目名录，或参加了中国京剧节、中国戏剧节，或推出了梅花奖演员。

这些剧作中获得文华大奖、文华剧目奖的12部，其中9部出自本省的剧作家,1部是外请的，2部是给家乡报效的。说明本省的剧作家还有能行的。不过新近出来的几部作品，还没有来得及参加文华奖、梅花奖的评选，希望颇大。

请进来的剧作家，都是各省有实力有成就有影响的大腕儿人物，或者出类拔萃的新锐。从他们出手的作品，一般都看好，这正应着“外来和尚好念经”这句话。这已经是当代中国戏剧创作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外请来的剧作家，一般都比较谨慎，他们认真研读资料，尽可能采访体验，熟悉演员，与“住持和尚”共同念经，切磋琢磨，立好主脑，找好角度，把握好尺寸，成功的系数大。这表明外请剧作家来创作，行。

但是也有的剧团不是这样请剧作家来下一番笨功夫，而是从外面剧作家或者导演手上买现成本子，却往往不对路，不成功，甚至搞成废品。

在外面的山西籍剧作家为家乡报效，也容易成功，这也为这些年的一些作品验证了。常常听到有人慨叹，春秋时期是楚才晋用，现在是晋才外流。其实春秋时期晋国当盟主的时候，一些在楚国控制下的小国的人才归并到了晋国，就是晋才了。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人才流动是正常现象。晋才可以外流，也可以回归报效。出去的人不都是叛徒，有几个人败坏家乡？因此，适当地召唤一些晋才回来报效，省钱省力，何乐而不为！

当然，山西的戏剧创作，还是要首先立足本土，尽量发挥自己的创作人才。但我们的创作人才，就编剧而论，与外面当红的编剧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不说几个大市，举几个省看看：

福建：郑怀兴、周长赋、王仁杰、陈道贵；河南：陈涌泉、杨林、贾璐；陕西：陈彦；河北：孙德民；山东：刘桂成；江苏：陈明、陆伦章；湖南：盛和煜；江西：姜朝皋；四川：徐棻；浙江：余青峰

这里面，余青峰最小，一多半也已退休。徐棻最大，已经八十出头了，依然不断有好本子。我们与他们可以相比的编剧，恐怕不好说是谁。

更危险的是，现在我们的编剧队伍结构，严重失衡了。

上面举的21人，已经去世4人，去世时年龄并不高，有的竟是早逝。现在尚在职的2人，年轻人只有张华一人。退休14人，有的现在刚刚六十出头，女同志还不到六十。

这种情况提示：要立足本土抓创作，首先还是要用好、用住身体尚好的退休不久的剧作家。实际上对剧作家来说，与运动员、演员不同，六十岁左右正好是高峰期，又没有行政杂务烦扰，家务也不多了，只要不厌倦生活，只要热情还在，就是创作的最好时期。千万不要以为，人一过六十就没水平了，就没有用了。梁波退下来以后写了一些剧本，而且在表现形式上有明显的变化，《巴尔思御史》绝不同于以往的忠奸斗争戏。外面退休了的剧作家如此，省内退休了的剧作家未必都一成不变，一无用处。

三、剧本与剧目

剧本与剧目不是一个概念，剧本是文学。只有经过二度创作，完整地立在舞台上，才能称作剧目。

二度创作，导演是总体设计者指挥者节制者；音乐是剧种剧目特色把握者，解决听觉问题；舞美是舞台视觉的导引者，人们首先看到的是景，服饰；演员是最后的综合体现者，只有看到演员灵动的表演、演唱，才能使观众受到感染，领略到编剧导演要说什么。从一度到二度，五魁缺一不可。

现在，导演更是“外来和尚好念经”。一个节上一个导演导几部戏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不是导演要包办，而是导演奇缺。造成这种怪现象，责任在从上到下的文化领导者，没有在培养导演上下过功夫，只是做了一些推介工作。越推介越包办，也就把一些有成就的导演累死了。我就曾经是这样的京芝麻。

当然也有的导演自我膨胀起来，搞他的系列，把编剧置于他的手下，颐指气使，叫怎么写怎么改都得按他的来，他要“顶层设计”。这就本末倒置了。须知，一部戏剧作品好比一座高塔，不论上部砖木结构部分设计得多么好，如果底层基础没有打好，上面迟早要倒掉。剧本是剧目这座高塔的底座，虽然看不出绮丽与辉煌，却是最要紧的硬件。

导演、音乐、舞美、演员以及领导者，都要养成尊重剧作家的品德与习惯。

四、保护与培养

国家公布了几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确认了传承人。传承人中老一辈的如程玉英、王秀兰、乔玉仙，没有几个了。次老的如王爱爱、田桂兰、马玉楼、冀萍、郭彩萍、武忠等，也大都进入古稀之年了。

对老传承人要保护，说起来容易。那么对退休了的编剧等创作人员要不要保护呢？我以为也应该像保护传承人那样保护编剧、导演、戏曲音乐家、琴师、鼓师、衣箱师傅。这恐怕说起来都不容易，但不容易也得说。连说都不说，用都不用，谈何保护。

在保护老艺术家的同时，要下功夫培养年轻的人才，特别是创作人才。我们只有一个协助父亲写本子的张华，繁荣山西戏剧岂不是一句空话？

培养青年编剧，要有组织有计划，也要培养一个群体，只有在群体中切磋琢磨，竞争，习染，才可能出类拔萃。在大学毕业生中，选一些热心创作可塑性强的青年，送到中戏、国戏去进修，绝不会都修成崂山道士。另一种办法是在职培训，召集一些青年创作者，带着剧本或素材，集中起来“七嘴八舌”，出点子，壮胆子，出成果也可能快些。

总之，培养青年创作人才要下功夫，下血本，要劳些民，伤点财。只埋怨或空喊，是无济于事的。

在培养青年创作人才上，要有文化自觉自信。文化自觉的原创者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就是要有“自知之明”。就是要知道自己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特点，要发展到那里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担负什么责任，从而坚定自己的信心。我们现在恰好是缺了自知之明，不明确自己的文化责任是什么，也就缺失了文化自信。

五、研究与推介

最近，我参加了“河南省艺术名家推介工程”陈涌泉的推介研讨会。这个工程旨在通过推介各艺术门类的领军人物，总结传播他们的艺术成就，激励文化艺术工作者百尺高杆再上层楼，引领河南文化艺术人才队伍健康成长。陈涌泉是河南剧作家群里有成就的剧作家之一。他关注社会关注现实，敬畏名著精心改编，在河南戏派中变异出他的个性。他的代表作有：《阿Q与孔乙己》《程婴救孤》《朱安女士》《天网》《两狼山上》《王屋山的女人》等。他几次获得文华剧作奖、曹禺剧本奖。

参加了这个研讨会，我也联想到我们山西，能不能也对自己的剧作家进行一番研究推介？山西现在虽然没有像福建、河南那样的剧作家群，但可以研究的还是有几位。已经不在世的不说，健在的、还在省内的，如张宝祥、张晓亚、马彬、姚宝瑄等，也还是有话可说的，不妨也说一说，推介推介。

《戏友》恢复了，这块戏剧艺术家的园地，需要重新莳弄、种植、浇灌、养护。而研究推介山西的乃至省外的戏剧艺术家，对山西的戏剧创作，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2014年12月2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