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文本：“实践”概念的生产逻辑如何被遮蔽？ | 社会科学报

在开展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断回归“实践”概念以破解诸错误观念：不论是所谓“人类”“人性”论调的普世主义论调，抑或是将现实经济生活理解为抽象概念的形而上学方法，无不是貌似可以为创新理论发展提供思路，实则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陷阱。

原文 ：《还原“实践”的生产逻辑内涵》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闫培宇

图片 |网络

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诞生以来已有180年，这篇在马克思生前并未引发多少反响的佳作在其身后一个多世纪大放异彩，既是破解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突破口，也是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强心针”。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在世界历史步入新时代的今天，如果问：《提纲》对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价值何在？那必得是《提纲》中的“实践”概念，以及马克思经由“实践”概念的内涵所展现的生产逻辑，后者是马克思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也是其能够破解虚假观念、把握物质生产、推动现实变革的理论支点，对新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依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当代价值。然而，一直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解存在实证主义倾向，对于其使用则过于泛化，对此需要回到马克思文本中还原其生产逻辑的内涵。

马克思为何使用“实践”概念？

尽管“实践”可谓《提纲》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对于“实践”概念的使用却要追溯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手稿》）。从文本学角度来看，从《44手稿》《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下简称《评李斯特手稿》）《神圣家族》到《提纲》，马克思高频次使用praxis、praktische、sinnlich-menschliche T?tigkeit（感性的人的活动）等词指涉“实践”概念，其内涵不断变化，最后固定为以物质生产为前提的“感性的人的活动”（而在《提纲》之后的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践”概念出现频次变少，其基本内涵也基本不变）。

马克思为什么要使用“实践”概念？从思想史来看，马克思写作《提纲》时期正处于他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前夜”，“实践”概念是马克思建立新世界观的哲学基础，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存在虚假的意识形态性，无力于解答他关于现实物质利益难题的“苦恼的疑问”，也无力于促成变革现实的解放运动。马克思亟须清算青年黑格尔派及其所代表的德国观念论哲学传统，需要构建新世界观，因此采用“实践”概念。

其二，在使用“实践”概念构建新世界观的过程中，费尔巴哈、赫斯和李斯特对马克思有过重要影响，通过扬弃和批判他们的“实践”概念，马克思对于“实践”的理解不断深化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生产逻辑内容不断丰富，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也经过从“类”实践、“交往”实践到生产实践的深化和发展。

其三，在马克思破解现实物质利益难题过程中，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的重要理论资源。在研究政治经济学过程中，马克思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形而上学性质，马克思通过“实践”概念的物质生产、感性活动、对象性等规定性，破除了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意识形态性。譬如针对李斯特将生产力理解为“精神”的、“自然”的和“国家”的力量，马克思破解了这种对生产力的抽象理解，将其还原到生产力的具体的历史规定性——工业生产力。

马克思对于“实践”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在不断靠近生产逻辑的同时，也在不断深化马克思对于生产逻辑的研究，这体现在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赫斯与李斯特关于“实践”“生产”观点的超越。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成为其理解思维客观性的“真的出发点”。

从“类”实践、“交往”实践到生产实践

在马克思“实践”概念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同费尔巴哈与赫斯的“对话”至关重要，既受到他们对“实践”理解的影响，也通过对于生产逻辑的研究超越了他们对于“实践”的理解，也破除了其关于实践的错误观点，从而实现了从“类”实践、“交往”实践到生产实践的深化和发展。

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理解首先受到费尔巴哈影响，后者是基于“类”概念理解“实践”。在《44手稿》中，马克思已经使用了“实践”概念，强调实践是对象性的、属人的“类活动”，这是为了摆脱黑格尔观念论与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对于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遮蔽，马克思强调“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也是对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追问，马克思并未止步于将“实践”理解为“类活动”，而是理解为人的现实活动。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在他看来，“实践”是同思想相对的概念，是具有历史性的人类活动，并且包含着物质生产的历史性前提。这样也就超越了对于费尔巴哈的“类”哲学，也破除了其所引申出的抽象“人类”与“人性”的虚假观点。

在马克思对于“实践”概念的历时性的理解中，受到了赫斯（Moses Hess）的影响。作为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曾经的同路人，赫斯深受切什考夫斯基“行动的哲学”的影响，将“实践”理解为“交往”，这是对于费尔巴哈从“类”理解“实践”的超越。在赫斯看来，“人的交往是人的活动场”，“共同交往”是思维和实践的统一，是“人的现实的本质”。相应地，赫斯将生产活动视为异化的交往“实践”，而随着生产“实践”的异化的发展，就产生了“表现精神和物质的产品交换的外在符号”的货币，而货币则是“非人的、外在的、死的交往”。赫斯因此主张扬弃货币的“死的交往”，而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马克思赞同赫斯从交往这个意义上理解“实践”，但是赫斯对生产力的理解却仍然停留在交往异化这个层面，因此未能看到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后者是生产逻辑更深层的内容。所以，马克思也没有停留在赫斯的生产“实践”概念上，而是沿着生产逻辑走向对于生产力的研究。

从抽象生产力到工业生产力

马克思对于生产力的理解深受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但是马克思并未局限于政治经济学，“实践”概念所包含的具体生产活动的涵义，帮助马克思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于生产力概念的理解。正如马克思所言：“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并没有把生产逻辑理解为抽象的神秘规律，而是在具体的生产活动中所展现的物质生产规律，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对于李斯特的批判中。

通过对于李斯特的阅读，马克思进一步确认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前提。马克思最开始是在《44手稿》中引用了生产概念，这直接来自于他对于李斯特关于贸易保护理论的摘录。此后，马克思格外关注李斯特对于生产力概念的阐释。在李斯特那里，生产力的涵义不仅包含在物质生产意义上的劳动生产力的规定性，而且包含丰富的历史规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李斯特所使用的德文“生产力”produktivkraft是从斯密的英文“生产力”productive power舶来的。虽然不同于古典经济学从劳动的抽象能力理解生产力，但是李斯特从国民经济学角度所看到的生产力发展的动态过程，仍然是在抽象意义上理解生产力。在李斯特对于生产力的阐释中，“劳动生产力”“工业生产力”“国家生产力”“精神生产力”都是这种生产力的不同表现形式，但李斯特更多的是将生产力本身理解为抽象形式所赋予的力量，而没有从生产力的具体展开形式中理解。正因如此，诚然马克思是认可李斯特所揭示的生产力的历史规定性的，但是对于李斯特从抽象意义上理解生产力的做法，马克思就给予尖锐的批判。

实际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系统阐释也是通过对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批判来展开的。在《评李斯特手稿》中，马克思批判李斯特将生产力理解为所谓“精神实质”的外化，进而将这种外化理解为“无限的生产力”。马克思认为，李斯特从抽象意义上虚构生产力的无限性，这与现实中“有限的交换价值”完全背离。在马克思看来，李斯特并非真正立足于“精神”“国家”和“工业”，而是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狭隘立场上为其描绘蛊惑人心的“美好”愿景。而实际上，李斯特的论调实则是掩盖了生产力在工业发展中所实现的摧毁旧世界的革命性力量，马克思讽刺道：“李斯特先生不敢把工业生产力的这个对土地所有权来说是可怕的结论告诉德国土地贵族。”并将李斯特的主张冠以“工业主义”之名。也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通过“实践”概念引申出生产逻辑的另一层含义，即现实的革命性力量。就像马克思在《提纲》中所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在《提纲》以后，随着马克思更加深刻地理解生产逻辑，他对于“实践”概念的使用也逐渐减少，这体现出“实践”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具有“过渡性”。对此，阿尔都塞就指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宣告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仅仅是一项宣言；它并没有被和盘托出。”但是通过上文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绝不仅仅是为马克思建立历史唯物主义提供思想过度所能够涵盖的。一方面，“实践”概念代表着马克思对待历史的一种基本态度，在哲学意义上是强调以物质生产作为考察社会历史的根本前提，而在人学意义上则是将人的感性、现实和具体的活动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原子，二者缺一不可，对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创新路径、立场坚守与道路遵循均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在开展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断回归“实践”概念以破解诸错误观念：不论是所谓“人类”“人性”论调的普世主义论调，抑或是将现实经济生活理解为抽象概念的形而上学方法，无不是貌似可以为创新理论发展提供思路，实则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陷阱。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当代意义所在，是学好经典、用好经典的必修课。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3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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