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悦读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评《恋地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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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读者阅读《恋地情结》后，可以找到更多的例子，展现人们共同的人地观念和实践探索历程。

■周尚意

商务印书馆出版《恋地情结》汉译本时，笔者曾写过一篇汉译序，而今应邀为该书再写一篇书评，对笔者而言还是有不少压力。一是因为要超越原来对该书的理解，从而完成段义孚先生一直主张且践行的“不断反思”；二是希望可以通过这篇书评，就“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以指导国土空间规划实践”开展深度探讨。

《恋地情结》的写作背景

第一个背景是段义孚将学术兴趣转向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早期。《恋地情结》的出版时间是1974年，这比他1976年在《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年刊》发表《人文主义地理学》还要早两年。后者常被认为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出现的标志性文章。在这个时期，段先生已经开始关注不同主体为何生成不同的地理知识，并用以挑战计量地理学寻求普适性空间规律的“科学范式”，而今这种范式还被不少学者实践着。虽然如今学术界已经有很大比例的学者接受，不同主体对相同空间会产生不同地方感这一事实，但是在段先生撰写《恋地情结》时，这个观点起码还没有形成共识。

第二个背景是段先生写作该书的目的是将该书作为本科生人文地理学课程导论的教材。段先生写作该书时，正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理系任教。1985年他就从明尼苏达大学调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地理系任教了。段先生在其人生的最后一本书《世纪漫游：我的地理学术历程：1947—2022》（中英文版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中介绍，《恋地情结》其实并不太适合作为地理系本科生的导论教材。中国学者将景观建筑学翻译为景观设计。2005年段先生受中国建筑学界（可能还包含景观设计界）的邀请，回中国演讲，中国地理学界顺便邀请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开展讲座和座谈。这足以见“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效果，中国建筑学界最早意识到，要用《恋地情结》的思路指导与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的实践。

《恋地情结》未能在地理学界流行的原因

段先生在《世纪漫游》中写道，该书未能在地理学界流行，其原因是“本书内容不太适合开展空间刻画（mapping）”。对应《恋地情结》一书的上下文，笔者理解段先生这里所说的mapping是指地理学常用的，以统一的空间度量标准（例如公制或英制的距离）、在三维空间坐标系中对特定空间进行的刻画。相信会有地理学家说，任何主体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出来的空间，都能转化为受过地理学科训练的人（甚至是受过中学地理教育的人）能够理解的三维空间坐标系中的表达。但是段先生在该书中强调的是，在转换为“科学”空间表达之前，人们首先要理解，在不同主体产生的地理知识中那些原初的空间刻画方式，以及产生的原因。段先生在《恋地情结》中列举了许多例子，其中最能说明“不太适合开展空间刻画”的例子是俾格米人的空间感。段先生引用了英国人类学家特恩布尔（Colin Macmillan Turnbull）对非洲俾格米人的生活记录。在植物茂密的热带雨林中生活的俾格米人，视觉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是近距离的。当他们捕猎时，往往是通过猎物发出的声音，感知它们的远近和方位。特恩布尔将一位俾格米人带出雨林，来到一个宽阔的湖边。当他指着湖中央一艘载着几个人的小船让这位俾格米人看的时候，后者认为那船就是一小块木头，而远处公园草地中的牛就是一个昆虫。这是因为俾格米人没有在开敞空间中生活过，从而没有形成“近大远小”的透视空间感。

《恋地情结》与国土空间规划

已发表的《恋地情结》的推介文章，几乎没有结合中国的空间实践给出若干有说服力的案例。笔者在《恋地情结》的汉译序中，也只是结合美国电影《地心引力》的情节，按照段先生本书的核心章节，设计了了解他者地方感、空间感的七个基本步骤：一是了解人们通过身体感知的世界；二是了解受心理模式影响感知的世界；三是了解民族文化对心理模式的建构；四是了解个体差异对世界感知的影响；五是了解地域之间文化交流和碰撞对世界感知的影响；六是从四类情感、价值观刻画研究对象的恋地情结；七是提出具有多主体可认同的世界观。其实，这七个步骤中涉及的民族概念，都可以改为“社群”，因为无论是比民族群体大还是小的社会群体，其空间感、地方感都可能不一样。

笔者想到两个例子，虽然没有《地心引力》的例子那么好，但是也能一定程度展现《恋地情结》提出的认知步骤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关系。甘肃有一位老师跟笔者提起，他的家乡年降水量少，冬春常有强风，为了防止农田土壤被风蚀，当地农民采用中垄种植的方式，这既能阻拦地表土被风吹走，也兼顾了土壤保墒。他问笔者这种种植方式是不是“地方感”形成的结果。笔者回答按照上面的步骤来判断，如果这些方法不是外人传授的，而是农民依靠自己的感知不断摸索，后续又与外人传授的其他方法作比较，进而选择更适合本地的方法，那么当地人就完成了一个从感知到实践的人地关系认知过程。最重要的是，这个认知过程以珍爱土地的价值观为核心，这是全人类共享的价值观。这个例子中的实践方法还不完全是地理学的。地理学参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手段是“划区”。多年前，笔者和研究生调查过苏州东山镇的鱼塘整治工程，发现当地农民对鱼塘规模大小有一套自己的判断标准，这与工程师规划的标准鱼塘思路不完全一样。相对于工程师，当地人规避风险的心理更强，他们在常年的生产中，感受到市场波动、不同养殖水产种类对水域和水质生境的敏感度等，从而形成偏爱小鱼塘的空间感。在家庭承包鱼塘总面积不大的情况下，养殖品种多样化可以规避市场风险，因为鱼塘的面积不会太大。因此，规划师可以充分考虑当地人的空间偏好，两者互动，实现高效利用空间的共同目标。

相信读者阅读《恋地情结》后，可以找到更多的例子，展现人们共同的人地观念和实践探索历程。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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