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金伟】提起白家庄,米坪镇上的人大多知晓 —— 那是个由白姓大户撑起的村落。
当年白林在白家庄定居后,白家便在此繁衍生息,人丁日益兴旺。最鼎盛时,族里建起了四道院落,足足有 41 间草房,在当地也算小有名气。可或许是命运多舛,白家后来接连遭遇劫难:先是几次土匪打劫,虽说土匪只抢钱粮,尚未伤筋动骨,但后续两场大火,却彻底让白家从兴盛走向败落。
第一场火灾,起因是孩子拿着 “洋火”(火柴)玩耍,不慎点燃了棚架上悬挂的青麻辫子。当时坤立的太奶奶正在院里簸小谷子,见火苗窜起顿时慌了神,急忙拿起簸箕去扑打。可簸箕一扬,反倒像扇子般助燃,风借火势瞬间蔓延,41 间草房全被烧得精光,连房梁都成了焦黑的木炭。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年,白家凑钱买草、备木料,重新盖起新房,没承想灾祸再次降临:租住在白家的孙文章家,其二子孙有才过年时放纸炮,竟把炮仗扔到了门楼上 —— 门楼上棚着的玉米杆极易燃烧,几十间新盖的草房又一次化为灰烬。后来爷爷提起这段往事,语气里满是惋惜:“要是那些房子还在,咱白家也不至于落到如今这般穷苦境地。”
白家败落后,族里不少人卖屋卖地,迁去了别处,唯有白氏大门一支留了下来 —— 也就是白玉发的爷爷白永羲这一脉的后人。
1948 年,一股裹挟着新生气息的风,吹进了八百里伏牛山。刘邓大军南下的队伍从桑坪蜿蜒而下,驻扎在米坪镇。很快,镇上斑驳的墙壁上,贴满了带着油墨香的布告,“解放”“平等” 这些当地人从未听过的新鲜词汇,一笔一划印在纸上,也悄悄在人们心里埋下了种子。八路军战士们穿着灰布军装,唱着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歌声越过高高的寨墙,飘落在灌河两岸的田埂上 —— 他们不只是来打仗的,闲时还扛着锄头去野牛沟金家寨开荒,把荒坡翻耕出来种玉米;就连街上南头的老戏台,也被改成了演现代戏的地方,透着不一样的热闹。
起初,镇上的壮年人见了队伍都躲着走,怕像以前的兵匪那样被抓壮丁。只有一群孩子揣着好奇,凑到戏台边张望。战士们见了孩子,总会笑着递过煮熟的玉米;戏里演的 “穷人翻身做主人”,孩子们虽似懂非懂,却觉得比以前的老戏热闹多了。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渐渐发现,这支八路军是真的不一样:不抢东西,不打骂百姓,哪怕借了老百姓的碗筷,用完都会洗干净送回来。先是胆子大的老人去看戏,后来米坪街周围的男女老少都往街南头涌,戏台子下挤得满满当当,连灌河岸边的石头上都坐满了人。笑声、掌声裹着灌河的流水声,成了米坪镇最鲜活、最热闹的光景。
1950 年,米坪区政府正式成立,区长名叫马克,说话带着外地口音,却总爱往老百姓家里钻,问收成、聊难处,没一点官架子。不久,米坪和河西一带又组织起农会,农会主席辛甲臣是个黝黑结实的庄稼汉,浑身透着实在;后来又分设了小乡政府,乡长薛付臣是苦出身的长工,说话直来直去,却最懂穷人的难处。那会儿河西来了个工作队员叫刘汉云,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见了年轻人就笑着招呼:“来,咱们一起扭秧歌!” 他还把没收的地主刘志和家的云肩凤冠分给大家 —— 那些绣着金线的绸缎,以前只有地主家的小姐才敢穿,如今穷小子们穿上,跟着鼓点扭秧歌、打花棍,彩绸在阳光下飘飞,连踩在地上的脚步都觉得轻快了许多。
农会的重头戏,是轰轰烈烈的 “土地改革”。先是划分阶级、查田定产,核心就是要让 “耕者有其田”。干部们拿着政策跟老百姓交底:“打倒地主、限制富农、保护中农、扶持贫农!以后地里种出来的粮食,都是自己的!” 米坪街北头的空地上搭起台子,开诉苦大会那天,以前作威作福的营长刘虎臣被押上台,披麻戴孝听百姓控诉 —— 他过去抢过谁家的粮、占过谁家的地,大伙红着眼眶一一讲来。后来经南阳公署批准,刘虎臣被依法枪决;土改复查时,那些作恶多端的保长也受到了镇压。压在老百姓头上几十年的 “大石头” 终于被搬开,贫下中农们彻底扬眉吐气。正月十五那天,老艺人辛好义领着坤立、刘贵保、辛景明、辛景亮玩旱船、赶竹马:旱船里的 “姑娘” 摇着花扇,竹马踩着鼓点奔跑,米坪街上满是欢笑声。区领导站在街边鼓掌,还笑着夸他们 “闹得好,闹得喜庆!” 也是在这一年,小乡的团支书韩永德找到坤立,说:“坤立,你积极能干,加入青年团吧!” 不久后,坤立拿到了那本红色的团员证,心里亮堂堂的 —— 那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再是受人歧视、任人欺压的穷人娃,而是能为大伙做事的 “新人” 了。
后来,北庙的小学重新开办,坤立终于有机会重返课堂,读二年级。那会儿正赶上抗美援朝,五一劳动节时,老师让学生们出板报。坤立想起之前听来的美国扔原子弹的事,趴在课桌上写下《反对美国使用原子弹,残害日本人民的罪行》。没成想这篇文章真的贴在了米坪街的墙报上,路过的人都停下来看,识字的还念给旁人听。坤立站在一旁,胸口挺得高高的,满是自豪。可好日子没持续多久,小姑要出嫁了,家里的牛没人放。爷爷叹着气对他说:“娃子,先回家放牛吧,等以后有机会再读书。” 坤立依依不舍地把课本包好,藏在床头的箱子里。此后每天,他牵着牛上山,牛在坡上吃草,他就坐在石头上翻课本 —— 字里行间的墨香,成了他放牛路上最念想的味道。
1953 年,河西的土地改革正式开始。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那时坤立家有四口人:爷爷、奶奶、妈妈和他。家里租种的几块地都是薄田,可爷爷侍弄庄稼格外用心,地里的小麦苗长得又密又壮,一开始被评成了 4 级地。乡长薛付臣领着农会成员挨家挨户复核,走到黑底柿树下的麦田时,他蹲下来拨了拨麦垄,直起腰感慨道:“从土门到高家庄,我还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的麦子!评 4 级地,亏了!” 当时土地分三等九级,一级地最好,薛乡长这话一出,爷爷反倒暗地里埋怨自己:“早知道不把麦子种这么好,免得惹人注意。这地要是被重新评级,真要分给别人,咱就吃大亏了。” 最后,在爷爷的坚持下,那块地还是改成了 5 级。分地时,因为白家原有土地太少,还额外分了一亩二分地。拿到土地证的那天,爷爷的手都在发抖,他反复摸着证书上的字,对坤立说:“坤立啊,以前咱租地主的地,种一年收的粮食大半要交租;现在地是自己的了,以后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了!” 奶奶也在一旁抹眼泪 —— 她活了大半辈子,还是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
土改还解决了白家门前多年没出路的难题 —— 一条 8 尺宽的路修了起来,直通村外。后来每次走过这条路,坤立都觉得,这不仅是一条出门的路,更是白家能在白家庄稳稳扎下根的路 —— 哪怕日子再难,也能顺着这条路,一步步走下去,走向新生。
编辑:李海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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