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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消逝、信仰的湮灭,曾有一群活跃于中亚腹地的“中亚犹太人”,他们虽已不见踪影,但其所创造的技术与文化却深刻塑造了我国长达千年的历史轨迹。可如今回望,这群曾经影响深远的人群究竟去了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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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犹太人,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指向以色列这个现代国家。这种联想并非错误——毕竟当今全球犹太人口最集中的地区确实是以色列。然而,若因此认为犹太人的分布仅限于此,则是对这一群体本质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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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既是一种宗教共同体,也是一种跨越地理边界的族裔身份。在历史上,他们的足迹遍布欧亚非大陆,其中一支定居于中亚地带的犹太人群体,被后世称为“中亚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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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来自中亚的犹太族群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与技术创新,其影响力贯穿中国多个朝代的发展脉络,甚至重塑了部分社会结构与语言体系。可惜的是,随着时代更迭,该族群本身却彻底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宗教与民族认同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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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亚犹太人”的起源究竟如何?他们又带来了哪些足以撼动中华文明进程的发明与制度?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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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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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世纪至8世纪之间,一个名为粟特的民族在中亚迅速崛起,建立起横跨欧亚贸易网络的强大商业势力。这个群体正是我们今日所探讨的“中亚犹太人”的真实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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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犹太人,人们脑海中常浮现的是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国境线。这并无偏差,因以色列确实是当代犹太人最主要的聚居地。但将犹太人的存在局限于一国疆域之内,显然忽略了其千年迁徙与多元分布的历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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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犹太人群体广泛散布于世界各地,而所谓的“中亚犹太人”只是其中一支具有独特地理和文化特征的分支。与其他以血缘或出生地界定种族归属的方式不同,犹太人的身份认定机制尤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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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犹太民族,并不完全取决于遗传基因,而是以是否信奉犹太教为核心标准。这意味着,即便没有丝毫犹太血统,只要通过正式程序皈依犹太教并完成相关仪式,便能被接纳为犹太社群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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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传统基于血脉传承的身份体系,这种以信仰为核心的归属模式显得格外开放且富有弹性。也正是在这种机制下,粟特人虽地处遥远中亚,仍可被视为广义上的“犹太人”群体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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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处连接东西方的关键通道,粟特人在促进跨大陆交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丝绸之路全面贯通后,大量粟特商人沿着这条商道进入中原王朝境内,在汉唐两代成为中外贸易的核心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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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穿越沙漠戈壁,携带香料、宝石与织物而来,带回丝绸、瓷器与茶叶而去。在频繁往来之中,许多粟特人亲眼目睹了中原社会的繁荣稳定,相较之下,他们在原居地中长期夹处于波斯与突厥两大强权之间的生存状态显得尤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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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唐朝初年,李世民率军击溃东突厥,彰显出空前强大的军事实力。这一壮举令粟特诸部心生敬畏,纷纷选择归附大唐政权,寻求庇护与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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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粟特家族沿丝绸之路迁徙至中国北方,逐渐在凉州、长安、洛阳等地形成聚居社区。久而久之,不少人放弃返回故土的念头,转而在中原落地生根,融入当地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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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粟特族群的最终衰亡,则发生在阿拉伯帝国扩张与伊斯兰教广泛传播的时代背景下。7世纪中期起,阿拉伯军队席卷西亚与中亚,原属粟特诸城邦的领土相继被纳入倭马亚王朝统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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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文化影响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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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陕西省西安市一处住宅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意外发掘出一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墓葬——康业墓。经考古专家鉴定,墓主为来自中亚的粟特贵族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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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瞩目的是,墓主人口中含币、手中握钱,这一葬俗与中国传统习俗迥异,却与中亚及波斯地区的丧葬礼仪高度吻合,有力佐证了丝绸之路沿线文化的深度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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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对粟特人的认知多停留在“丝路商人”的形象上,对其深层文化贡献知之甚少。尽管如此,粟特人所带来的技术与思想变革,实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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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人们对粟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在唐代历史上两位极具争议却又举足轻重的人物——安禄山与史思明,正是粟特血统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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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人发动的“安史之乱”,不仅动摇了盛唐的政治根基,更直接导致中央集权衰落、藩镇割据局面形成,堪称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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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叛乱的核心武装力量,大多由追随他们的粟特移民及其后裔构成,显示出该族群在当时已具备相当规模的社会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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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军事政治层面的影响,粟特人还为中国文字系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发。虽然“粟特文”这一名称听来陌生,但它却是后来蒙古文与满文演化过程中的关键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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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命学者塔塔统阿参照粟特字母创制蒙古新字,这套书写系统最终演变为通行至今的传统蒙古文。由此可见,粟特文字对北方游牧民族书面语言的成型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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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粟特人也是摩尼教的重要传播者。摩尼教起源于波斯,主张光明与黑暗二元对立,其教义随粟特商队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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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摩尼”发音接近汉语“明”,民间逐渐将其称作“明教”。此后数百年间,明教在中国底层社会秘密流传,成为反抗压迫的精神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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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时期,朱元璋借助明教组织动员民众,联合红巾军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大明”国号即源于此宗教背景,足见粟特所传宗教对中国王朝更替的间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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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方面,粟特人也将家乡风味带入中原。诸如胡饼、烧饼等烘烤类面食,最初便是由他们引入。这类食物至今仍在西北地区广泛流行,成为日常餐桌上的常见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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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语言遗产:粟特语中的“-stan”后缀,意为“之地”或“土地”。这一构词法后来广泛应用于中亚各国命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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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等国名中的“斯坦”,均源自古粟特语的地理命名习惯,反映出该民族在区域文化中的深远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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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何这样一个曾经辉煌的族群最终走向灭亡,原因复杂且多层次。在唐朝内部,“安史之乱”结束后,安禄山与史思明被定性为叛国逆贼,所有与其关联的粟特社群遭受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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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武宗会昌年间,朝廷推行灭佛政策的同时,也对境内外来宗教进行整肃,粟特人信奉的祆教、摩尼教等均遭打压,信徒被迫改宗或隐匿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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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中亚本土,阿拉伯帝国持续推进伊斯兰化进程,强制推行阿拉伯语与伊斯兰信仰,逐步瓦解原有的粟特宗教体系与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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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政治压迫、宗教同化与语言替代的三重压力,粟特人原有的民族意识逐渐淡化,最终被新兴的突厥—伊斯兰文明所吸收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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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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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人依托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凭借商贸、文字、宗教与技艺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痕迹。尽管作为一个独立民族与信仰群体已然消亡,但他们播下的文化种子却在中国乃至整个北亚持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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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蒙古文字的诞生、明教起义的兴起,还是日常饮食中的胡饼香气,都是粟特文明曾经闪耀的见证。他们的肉体虽已远去,精神遗产却穿越千年,依旧流淌在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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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经济观察网:丝路之舟:改变欧亚大陆的粟特人|新知 2024-05-13
新民晚报:十日谈|西安发掘中亚粟特人古墓 2019-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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