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观点｜查理·柯克、吉米·坎摩尔与美国言论自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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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弗伦奇，观点专栏作家

要真正把握当下美国言论自由面临的新威胁有多严重，并不容易。

美国仍处在震惊之中。一起刺杀夺走了查理·柯克的生命，他当时正在大学校园里参加辩论。很少有比这更违背多元与民主精神的观念了：你的言语，哪怕是最具争议的言语，也可能让你丧命。

更糟的是，特朗普政府正把柯克之死当作借口，威胁要对特朗普的政治与文化反对者实施全面打压。司法部长潘姆·邦迪作客凯蒂·米勒主持的播客时，扬言要打击她认定的仇恨言论，还说：“有言论自由，也有仇恨言论。尤其在现在，尤其在查理身亡之后，后者没有容身之地。”

多年来，保守派律师一直在法庭上捍卫私营企业的表达自由权。但当 Office Depot 的一名员工拒绝打印为柯克守夜活动制作的宣传海报（她后来被解雇）时，帕姆·邦迪却对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肖恩·汉尼提表示：“如果有人要打印印有查理照片、用于守夜的海报，你就必须让他们打印。否则，我们可以据此对你提起公诉。”

这两番话都错得离谱。第一修正案并不存在所谓“仇恨言论”例外，最高法院最近也以6比3裁定，企业事实上没有义务制作违背其价值观的表达性内容。

邦迪后来收回了要打击“仇恨言论”的威胁。她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你想做一个满腹仇恨的人，只是说些仇恨的话，你有权这么做。”

该有人把这话转告给唐纳德·特朗普了。他非但没有责备帕姆·邦迪（Pam Bondi），反而继续加码，对美国广播公司 ABC的乔纳森·卡尔说，邦迪“多半会去找像你这样的人”，因为“你满怀仇恨”。他还夸口说自己从 ABC 那里拿到了 1600 万美元的和解金，理由是“某种形式的仇恨言论”。

就在说出这番话的几个小时前，他刚刚对《纽约时报》提起一宗高达150亿美元的诉讼，意在以如此明显（且注定徒劳）的威胁手段，逼迫该报调整报道内容以取悦自己。

与此同时，副总统JD·万斯则鼓励美国民众，一旦发现有同胞在网上庆祝柯克的死讯，就向其雇主举报。他说道：“把这些人揪出来，并且，去他的，直接打电话给他们的雇主。”然后，他又可笑地补充了一句：“我们不信奉政治暴力，但我们确实信奉文明礼貌。”

真有人相信万斯信奉“文明”吗？更不用说特朗普了。别忘了，万斯在 2021 年曾公开说过：“我认为我们的人恰好憎恨‘该被憎恨的人’。”仿佛世界上真有谁理应成为仇恨的对象一样。还有谁会忘记他当初如何炒作那则子虚乌有的新闻——声称海地移民在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吃宠物？

对异见言论的围剿从未停歇。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在右翼网红本尼·约翰逊（Benny Johnson）的播客中接受采访时，似乎威胁要以所谓“新闻失真”为由，对媒体机构处以罚款或吊销其广播执照，还特意点名了吉米·坎摩尔（Jimmy Kimmel）。卡尔发表这些言论仅数小时后，美国广播公司（ABC）便无限期停播了坎摩尔的节目。

坎摩尔在深夜脱口秀节目中确实说错了话。在独白中他说：“这个周末我们又刷新了底线，MAGA 阵营的人拼命否认那个杀害查理·柯克的年轻人与他们有关，并竭尽全力借此事件捞取政治利益。”

现有最可靠的证据显示，枪手其实根本不是 MAGA 阵营的人。可就算深夜喜剧演员（指坎摩尔）节目中确有失误，也绝不足以让联邦政府出面恐吓电视台，强行撤下其节目。更何况，正如对坎摩尔的打压力度所展现的那样，他那句话的后半部分，也就是有人极力利用事件谋取政治利益，其实是说对了。

柯克遇刺与特朗普的多线打压力度加码，恰好发生在社会对言论自由支持度不断下降的背景之下。

上周五，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政治学教授凯文·沃尔斯滕（Kevin Wallsten）在《华尔街日报》发文，披露了一项令人不安的研究结果。值得庆幸的是，沃尔斯滕发现，近八成美国人依然认为以暴力手段阻止言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接受”。但遗憾的是，这一比例在不同世代中逐步下降。婴儿潮一代中有93%反对暴力，X世代为86%，千禧一代只有71%，而Z世代则仅有58%持同样观点。

这个统计有助于解释为何会有人庆祝柯克之死。对他们而言，言论自由已经被彻底否定到，看到一颗子弹终结一场对话，也能感到高兴。他们认为柯克的言论配得上暴力回应，并为致命后果叫好。嫌疑人的短信也似乎表明他是这样的人。他据称告诉室友：“我受够了他的仇恨。有些仇恨不是谈判能消解的。”

太阳底下无新事。熟悉本专栏的读者都知道，我常常以历史为镜，照见当下。事实证明，我们其实并不是在发明新的论战，而是在无休止地重演旧有的争执。有时，解释当下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恰恰就是那些来自历史的最强论据。

这让我再次想起伟大的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60年12月的一个决定性星期一，他在波士顿经历的那场关键事件。

道格拉斯原计划与其他废奴主义者在波士顿特里蒙特浸信会教堂举行公开讨论，可一群暴徒赶到，把道格拉斯的发言喝倒，并冲上讲台。官员无所作为。换言之，那一回合是暴徒赢了。

六天后，道格拉斯在波士顿音乐厅发表预定演讲。结束时，他加了一段关于言论自由的短章，《在波士顿为言论自由请命》。那是我读过最有说服力的言论自由辩护。

在这篇请命中，道格拉斯提出了三条层层递进的关键观点，逐一反驳各种形式的审查，无论这种审查来自总统，还是出自无组织的暴民。

首先，道格拉斯指出：“在建国先贤看来，没有哪一项权利比言论自由更为神圣。在他们眼中，也在所有深思熟虑之人的眼中，言论自由是社会与政府道德革新的伟大动力。”

当代美国政治中最令人痛心的变化之一，是不少人坚信言论自由会妨碍多元与包容，认为为了实现积极的社会变革，压制“冒犯性”或“仇恨性”言论是必要的。

这种心态在校园言论规范和“偏见回应小组”等机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高校管理者出于善意，希望让校园对历史上被边缘化和代表性不足的学生群体更加友好，因此决定压制那些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受保护特征而让他人感到愤怒或不适的言论。

但美国历史告诉我们，言论自由对于实现公正和推动改革是不可或缺的。在美国建国后最初的149年里，联邦层面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实际上极为有限。权利法案只约束联邦政府，因此州和地方政府基本可以自行制定各自的言论规则。

直到1925年，最高法院才裁定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保护同样适用于州政府。现在不妨自问：今天的美国比1925年更加公正，还是更加不公正？对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更友善，还是更不友善？

民权运动部分得益于最高法院关于第一修正案的一系列判决。正如众议员约翰·刘易斯所说，“没有新闻媒体，民权运动就像失去翅膀的鸟”。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其他自由，同样如此。

民权领袖、国会黑人议员核心小组创始人之一的沃尔特·丰特罗伊牧师曾对我说，他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些非凡的法律胜利，归功于“全能的上帝与第一修正案”。

丰特罗伊说：“第一修正案让我们能够发声，全能的上帝让人心柔和。”

其二，正因为言论具有感动人心、改变思想的强大力量，道格拉斯认为，言论自由“在一切权利之中，最令暴君畏惧。它是他们首先要打击的权利”。

道格拉斯说：“建立在不义与错误之上的王座、权柄、统治和势力，只要人们被允许在他们面前谈论公义、节制以及将来的审判，他们就必然会感到战栗。”

道格拉斯年轻时从马里兰的奴役状态中逃脱，深知专横者的残暴与不容异议。那些意欲支配他人的人并不喜欢被挑战。他们宣称自己有统治的当然权利，可这种权利经不起最基本的拷问。所以他们要扼杀辩论，从源头阻止挑战。

其三，道格拉斯把分析从发言者转向受众。“同样清楚的是聆听的权利。”他说，“压制言论自由是双重的不义。这既侵犯了发言者的权利，也侵犯了听者的权利。”

当暴民冲上讲台，当总统迫害媒体，或当刺客的子弹粗暴地令一场辩论戛然而止，受侵害的不仅是发言者的权利，也是现场每一位听众以及一切可能想要聆听这番话语之人的权利。

这意味着，我对保护他人的发言权拥有最直接、最切身的利益。它维护了我聆听你论点、考虑你观点、也许据此改变自己想法或行动的能力。即便我并不被说服，甚至反而更坚信自己的立场正确，听见反对的声音仍然有益。

事实上，哪怕是最糟糕的言论，有时也值得听见。美德的价值，常常在极端恶行的映衬下更为清晰。反差有助于照亮我们的事业。毕竟，当真理驱散谎言时，它更显美好；当爱直面仇恨时，它最见力量。

最后，我想以另一位美国自由的捍卫者、罗伯特·杰克逊大法官的一则严厉警告作结。他在1943年的里程碑判决“西弗吉尼亚州诉巴尼特案”中撰写多数意见，推翻了西弗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要求学生敬礼国旗的规定。

杰克逊的意见以其对良心自由的高昂颂歌著称。他写道：“如果在我们宪法的星座中有一颗恒星，那便是任何官员，无论位高位卑，都无权规定政治、民族主义、宗教或其他意见问题上的正统，更无权强迫公民用言语或行动表白其对此的信仰。”

不过，这个判例也同样值得因其警示而被铭记。杰克逊写作时，正值与极权恶势力的殊死搏斗，他深知通往专制之路铺满了审查。

杰克逊后来出任纽伦堡审判的检察官。他指出，当“为实现统一而采取的初步与温和的手段失败时，那些一意要达成统一的人就不得不诉诸日益严酷的措施”。而当“政府推动统一的压力越大，有关应当何种统一的争斗就越激烈”。

然而，历史一再证明，强行让思想整齐划一终归徒劳无功。正如杰克逊接着所说，历史不断告诫我们：无论是罗马帝国为了维护异教统一而试图根除基督教，还是宗教裁判所用来推动宗教与王朝统一，或是流放西伯利亚作为实现俄螺丝统一的手段，直到我们当下极权政权竭力推动但正迅速失败的各种努力——所有这些试图强迫思想一致的做法，最终都难逃失败的结局。

即便注定徒劳，这样的努力也可能付出巨大代价。此刻，查理·柯克的家人正准备安葬一位丈夫、一个儿子、两个年幼孩子的父亲；数以百计政治暴力受害者的家属在追忆他们失去的父亲、母亲与子女；更多的美国人承受着威胁，担心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杰克逊大法官的话应在我们耳畔回响：

“强制统一意见，只会换来墓地般的整齐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