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杜聿明特赦出狱后，整日里不出门，殷兆玉解释：原因有三

“1959年12月7日这大冷天儿，您总不能老闷在屋里吧？”殷兆玉把门轻轻一推，声音压得很低，唯恐惊着刚刚获得自由的人。杜聿明抬头，神情有些迟疑，他用手指轻敲椅把，没有接话，屋里只剩钟表的滴答声。

距离12月4日那场庄重而简短的特赦仪式还不到72小时。西郊监狱厚重的铁门合上时，杜聿明的身份从“战争罪犯”变为“普通公民”。很难想象，一名曾指挥数十万大军的装甲兵专家，如今拎着简单行李走进前门外的一家招待所。组织让民政部门专门派了人员负责衣食住行，殷兆玉就是其中最年轻的秘书。

外面是喧闹的北京——修葺一新的长安街、三环正在勘测、国营商场的红招牌一夜之间冒出好几条街。但屋子里，杜聿明却像被定住似的：三天里，他除了到走廊取热水，再没挪过半步。郑洞国赶来闲聊，老部下黄翔送了些烟，都被他用礼貌的微笑匆匆打发。整座招待所的人暗暗嘀咕：这位前国军中将，难道真被吓住了？

殷兆玉琢磨半宿，次日向主管做口头汇报，随后在记录本上写下自己的判断：其一，杜聿明手里没有一张正式的“自由行动凭证”，他搞不清自己是不是随便走动；其二，七年未出监狱，北京变化太大，老人害怕迷路；其三，最棘手——心理包袱。他深知自己过去“站错队”，担心一脚踏出旅馆门就被人指指点点，哪怕是一句闲话，也可能刺痛他脆弱的自尊。

这些推断并非空穴来风。杜聿明被俘后先送到苏北，后押解到抚顺。那里的战犯管理所采取“坦白、交代、学习、互助”八字方针，每周政治学习，半月一次思想汇报。七年高强度的自我解剖，让很多原国民党将领重塑价值观，可与此同时，也留下了一层谨慎——他们再也不敢贸然“抢风头”。杜聿明的谨慎，正源于此。

殷兆玉没直接说教，而是先从熟悉的军事话题切入：“听说您当年在缅北指挥穿插，一张地图、一个罗盘就敢带兵钻丛林。北京才多大？您要是迷路，我给您备份市区详图。”杜聿明笑了笑，仍未表态。秘书又递上一张盖着红印的纸：“民政部特批，城区自由行。放心，这是‘护身符’。”话音落地，他看到杜聿明终于伸手接过，指尖微微颤抖。

12月8日上午八点，天空一片瓦蓝。杜聿明穿了一件深灰呢子大衣，军姿依旧板正。他先慢慢踱到东单口，站在路边足足十分钟，像在确认现实。公交车叮叮当当驶过，他忽然转身招呼殷兆玉：“去天安门。”这三个字说得极轻，却透着一种历尽沧桑后的决断。

二十分钟后，广场豁然开朗。国徽在晨光里闪，国旗猎猎作响，整点号声刚落，勤务兵整理绳索。杜聿明仰望片刻，目光又移向纪念碑。碑座正中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字金箔，在冬日光线下显得格外耀眼。他不自觉地立正，右手缓缓举到眉梢，然后深鞠一躬。周围游客不多，一名小学生歪着头看他，低声问老师：“他是谁？”老师笑而不答，轻轻把孩子带到一旁。杜聿明听见，却没有转身，他知道自己此刻不需要被介绍身份。

沉默良久，他把左手贴在冰凉的大理石栏杆上，小声嘟囔：“若当初听周副主席的话，也不至于如此。”殷兆玉没接茬，只是把一支钢笔塞到他手里：“写几句吧，给自己留个念想。”杜聿明在随身的笔记本上记下四行字，字迹有些发抖： “昔日执迷，今日悔悟；国家之幸，黎庶之幸；愿毕生为和平尽绵薄力。”写完，他合上本子，一言不发地把笔还给了殷兆玉。

午后，他们又去了北海、景山。风吹得人耳根发麻，但杜聿明兴致颇高，频频驻足。经过景山万春亭时，他忽然转头说：“过去我站在黄埔课室里讲美械师团如何协同火力，如今看北京城，真是换了天地。”殷兆玉笑问：“您后悔吗？”他想了想，回答并不冗长：“那叫交学费，贵是贵了点，但也买个明白。”

回到招待所已是傍晚。杜聿明泡上一壶杭州龙井，慢慢品，桌上那张自由行通知被他压在保温杯盖下。第二天，他就自己去理发，第三天到前门邮局买邮票寄信。招待所门口的门卫后来回忆：“老杜走路挺胸抬头，和第一天判若两人。”

北京的冬夜仍旧寒冽，可杜聿明的步伐开始有了目的。他向民政部门提出三个请求：学习中共党史、归档自己在缅北及徐蚌会战的经历、将未来的住所定在西直门外的友谊宾馆专家村。组织综合考虑，只同意了前两条。学史是继续改造，归档可供研究，至于居所，还需观其表现。杜聿明没争辩，他知道规矩。

此后数月，他雷打不动参加战犯改造“回访会”，主动在班次上讲解国民党军后勤体系，帮助管理人员完善史料。对于外出，他不再畏缩，却也从不铺张。有人开玩笑：“老杜现在成了半个编外教员。”他不置可否，只沉稳地笑。

殷兆玉那份“心理分析记录”最终归档在国家档案馆。资料袋第一页写着：1959年12月，杜聿明拒出门，原因有三——缺手续、怕迷路、负包袱。后两年，国内同类案例处理均参照此经验，成了一条不成文的“战犯社会衔接办法”。往后很久，殷兆玉提起这段往事，常说一句大白话：“帮他们迈出第一步，其实就是让历史自己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