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震接母亲养老，不料老家来信：你当了官就不要生母了？

“1949年10月，码头来电：’那位老人家’已经靠岸。”张震听完，只说了四个字：“我亲自去。”警卫员没见过他如此紧张——对一位上将而言，枪林弹雨都算不了什么，可面对慈母，那份忐忑却藏不住。

船缓缓贴岸。七十多岁的吴命媛佝偻着身子，衣衫单薄。张震几步冲上前，俯身把母亲背了起来。老人在他背上轻声唤：“崽啊，真的是你？”南京秋风很凉，码头人群却看得心头发热。有人后来回忆，那天他们第一次见识到“张司令的另一面”——不是将领，而是儿子。

回到官邸，张震把母亲安置在西厢房。两个月里，他每日抽空陪她说客家话，教她用煤气灶，甚至自己下厨煲猪脚姜。吴命媛病弱，城里环境反让她拘谨。她常念叨乡音，想回老屋抱抱那棵老樟树。张震本不舍，终究还是点头，“娘想回去，我送。”

就在筹划返乡时，一封从岳阳老家寄出的信横插进来：“听说你当了大官，却只顾养母，不理生母，是不是嫌贫爱富？”信纸泛黄，字迹却像针扎。张震怔住。他印象里只有一个母亲，何来“生母”？为求真相，他派机要干部回乡调查，一层层迷雾被撕开。

时间要拨回到1914年。那年湖南平江，篾匠张继伦夫妇一直无子，余朵莲却在丧夫后迎来第四个孩子。家里揭不开锅，余朵莲只能忍痛把娃交给张家。双方口头约定：不再相认，以免孩子夹缝里长大。乡里穷，不兴留书面字据，张震自此成长在张家膝下。

童年记忆里，母亲站在学校外墙边踮脚张望，怕他挨欺负；父亲手艺精湛，替街坊修篾篮子赚学费。十五岁那年，父亲半身不遂，家里断炊。张震为了养家先当校工，后投身工农红军。离家前，他把仅有的两块银元交到母亲手里：“我会回来的。”

抗战爆发，他转战千里。1938年短暂离队回乡，仅见到母亲花白了头，父亲则已埋在后山。二十元钱、几句宽慰话，匆匆别离。此后烽火连绵，直到南京和平，他才有机会尽孝。

而今真相摆在面前：张震原姓吴，生母余朵莲仍在。老人年近八十，独居老屋，一封封信既有盼望也有自责：“孩儿，我没资格相认，只想看你一眼。”张震看完信，合掌沉思良久。他心里很清楚，解放后干部作风容不得豪奢，但两位母亲都不能亏待。

翌年春，他带妻儿回平江。先给吴命媛过寿，再徒步两里去见余朵莲。老人听到脚步声，颤巍巍推门：“阿震？”张震忙上前扶住，像当年背养母那样背起生母。乡亲看得动容，小孩们却嘀咕：“张司令有两个妈？”张震笑着解释：“一个给了我生命，一个给了我生活。”短短一句，被地方志摘录。

之后的日子，他每月固定从工资里划出两份，分别寄给两位老人，同时附上药材、棉纱、湘莲子。1962年，吴命媛病故。地方干部提议拨公款修坟，顺带拓路。“谢绝。”张震回信，“土地寸土寸金，百姓生产更要紧。我自掏腰包，让表兄择地薄葬。”信尾特意补一句：“如有人要在坟前种菜，请深埋。”言辞朴实，却把党纪家规摆得分明。

改革初期，地方政府再次想修整坟茔，张震依旧不同意，只允表兄用自费资金把碑文补刻清晰。他说：“母亲生前不求显赫，死后更无须奢华。”同乡们佩服，也明白他的用意：上将固然孝，但公私须分。

1992年，一位老同学去祭扫，拍下坟头新碑——刚刷的红漆，字迹浅浅，却一目了然。张震看照片，沉默片刻，只说：“好，让母亲安稳。”不多言。那年他已年近八十，衣橱里仍只有两套旧军装。

有人评价，张震的一生，很像湘江里的石头，外表平常，骨子里却硬。战场上，他是指挥员；生活里，他只是两个老人牵挂的孩子。他没写过“忠孝两难全”的长篇大论，却用几十年行动交了一份答卷——官职再高，也要记得背起老娘走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