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带头，要拿五常“开刀”，先从废除一票否决权开始？

前言

众所周知，联合国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本意是为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而设立的最高国际协调机构。然而谁又能料到，这个以“集体安全”为核心使命的安理会，如今正面临一场可能颠覆其根基的变革浪潮。

2025年9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次高层对话中公开指出，必须打破安理会自1945年以来延续至今的权力结构，推动真正反映当今国际格局的新秩序构建。他明确表示，支持英国与法国联合提出的关于限制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倡议，尤其是在涉及种族灭绝、系统性侵犯人权等人道灾难情境下。

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全球关注：为何一向保持中立姿态的联合国掌门人此次选择主动发声？这项提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政治逻辑？其他主要国家又将如何回应这场潜在的制度地震？

一票否决权

作为首位将安理会改革列为系统性议程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的言论可谓掷地有声。随着联合国即将迈入成立80周年的关键节点，他并未选择歌功颂德，而是直面体制中最深层的结构性矛盾——那套沿用近八十年的决策机制早已与现实脱节。

在他看来，当前安理会的核心架构仍深深植根于战后初期的地缘政治版图之中，五个常任理事国掌握着决定全球命运的绝对话语权，而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模式，已难以匹配今日多元、复杂且快速演变的国际局势。这不仅削弱了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公信力，也让其行动能力屡遭质疑。

回溯历史，联合国初创时仅有51个成员国，而今已扩展至193个国家组成的庞大体系，其中发展中国家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可令人遗憾的是，真正的决策主导权依旧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国手中，形成了典型的“权力倒挂”现象。

当俄乌战争持续胶着，当加沙地带战火再起，安理会一次次陷入表决僵局，会议现场常常沦为外交辞令的角力场。在外界眼中，“安全理事会”几乎成了“否决大会”的代名词。古特雷斯此时挺身而出，并非单纯追求制度改革，更是试图挽救联合国在动荡时代中的存在价值与实际影响力。

他所敲响的警钟，精准指向了整个体系中最敏感、最具争议性的核心机制——一票否决权。

这项制度源自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初衷是为了防止大国之间再度爆发直接军事对抗，避免重演国际联盟因缺乏大国支持而失效的历史悲剧。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7条规定，任何实质性决议若遭到任一常任理事国反对，即便其余14个成员一致通过，也将无法生效。这一设计在当时被视为稳定国际秩序的“压舱石”。

但时过境迁，从最初处理大国关系，到如今应对地区冲突、恐怖主义和大规模人道危机，联合国的任务范围早已远超创立之初的设想。原本作为“安全阀”的否决权，如今却频繁演变为“刹车装置”，甚至成为阻挠正义行动的工具。

以叙利亚内战为例，俄罗斯与中国多次联手行使否决权，致使多项旨在实施人道救援或追究战争责任的草案胎死腹中；而在俄乌冲突期间，俄罗斯单方面动用否决权多达数次，有效封锁了所有对其不利的国际谴责议案。安理会所能提供的，往往只剩下无休止的辩论与象征性的声明。

那些身处战区、渴望停火与援助的平民，在这套高层政治博弈面前显得无比脆弱。否决权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和平，但在现实中，它却常常成为和平进程的最大障碍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常任理事国自身也开始反思这一机制的合理性。英国与法国共同提出一项改革建议：在发生种族清洗、反人类罪等极端暴行时，五常应自愿暂停使用否决权。同时要求，任何行使否决权的行为都必须向联合国大会做出公开解释。

此举不仅是对现行权力滥用的警示，更是一次对制度原始精神的回归呼唤，标志着内部对否决权功能异化的深刻警觉。

各有算盘

谈及安理会改革，实则牵涉到全球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各方立场背后皆有深谋远虑。否决权早已不只是法律条文中的程序工具，而是大国在国际舞台上施展影响力的“战略王牌”。

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态度呈现出鲜明分化。俄罗斯与美国坚定捍卫现有体制，视否决权为联合国运行的“基石”。莫斯科方面强调，一旦动摇这一机制，整个国际安全架构都将面临崩塌风险。

数据显示，自1946年至2019年，苏联及后续继承者俄罗斯共行使否决权约133次，位居五常之首；美国同期使用次数约为81次，同样频繁介入关键议题的表决过程。

尤其在巴以问题上，美国长期扮演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角色。例如在2023年10月，美方曾单独否决一项呼吁立即实行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此举虽遭广泛批评，但在华盛顿看来，这是维护其盟友利益与地区战略平衡的必要之举。

相较之下，中国的立场更为审慎。历史上，中国使用否决权的频率较低，总计仅约14次。北京方面原则上不主张削弱否决权机制，认为这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连锁反应，破坏现有秩序稳定性。不过，中方也多次呼吁推进全面、均衡的安理会改革，并特别强调应提升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性，体现出独特的全球南方视角与发展中国家代言人定位。

英法两国的态度则颇具策略色彩。分析普遍认为，他们推动“限制否决权”的倡议，某种程度上是在硬实力相对衰落背景下，试图通过倡导规则、法治与道德标准来巩固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借机制改革重塑影响力。

与此同时，在五常之外，一股新兴力量正在掀起强劲的改革浪潮。“四国联盟”——印度、巴西、德国、日本——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争取常任理事国资格，期望获得与其经济规模和区域影响力相匹配的政治地位。

南非等区域性强国也强烈主张，现有的安理会构成已无法体现当代世界的多极化趋势，理应纳入更多来自南半球的声音。非洲联盟更是提出了最为强硬的要求：必须设立两个拥有完整否决权的非洲常任席位，外加两个非常任席位，以彻底改变非洲在全球安全事务中“被代表”的现状。

此外，小岛屿国家联盟与阿拉伯国家集团也在积极发声，希望在最高决策层中拥有更具实质性的参与空间。

面对这些呼声，五常也抛出若干折中方案。例如美国曾提议增加非洲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名额，但附加条件是新成员不得享有否决权。这种“扩员不扩权”的设计，显然无法满足非洲联盟的根本诉求。

俄罗斯则直言不讳地指出，若德国与日本加入常任行列，本质上不过是扩大美国在安理会的代理席位，无助于实现真正的权力多元化。

自己给自己上了把锁

安理会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已持续数十年之久，但为何始终停留在讨论阶段，难见实质性突破？根本症结在于该体系自身设下的“制度死结”——它不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

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任何修改宪章内容的动议，首先需获得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以上会员国的支持。这一步虽具挑战，但仍有可能实现。真正致命的是第二步：所有此类修改，还必须得到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批准。

换言之，任何试图调整或削弱五常特权的改革方案，最终都要由这些特权拥有者亲自点头同意。

这就形成了一个荒诞的悖论：让既得利益者投票放弃自己的权力。试问，哪一个大国愿意主动交出象征国际主导地位的否决权？这种机制设计，使得改革本身陷入了逻辑闭环与实践僵局。

尽管如此，一些替代性思路仍在酝酿之中。例如设立任期四年的“准常任理事国”席位，给予较长任期但不赋予否决权；或建立强制性的“否决权说明制度”，要求行使否决的国家在联大公开阐述理由。

然而，这些方案被广泛视为治标之策，未能触及权力分配不均的本质问题，也无法回应“四国联盟”与非洲联盟对于平等地位的正当诉求。

归根结底，一票否决权已被五常视为维系其全球影响力的关键屏障，是名副其实的“护身符”与“金钟罩”。指望它们主动拆除这层防护，目前来看近乎天方夜谭。联合国也因此被困在一个“无法自我革新”的结构性困境之中。

尽管如此，古特雷斯发起的这场全球大讨论，其意义不容低估。虽然短期内实现根本性变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它至少迫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联合国的功能定位，也令五大常任理事国不得不直面一个尖锐命题：一个在重大危机面前屡屡失能的安理会，其权威还能维持多久？

或许，在“停滞僵化”与“信任崩塌”之间，尚存一条中间路径——即采取渐进式改良措施。比如适度增加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延长选举周期，提升透明度与问责机制。哪怕只是细微调整，也比原地踏步更有意义。这类举措至少能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联合国并非完全抗拒变化的化石组织。

结语

我们正处在一个旧秩序逐渐松动、新规则尚未确立的时代十字路口。世界究竟是在期待一个更加公正、高效、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浮现，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曾经辉煌的制度，在一次次危机中暴露无力，任由其象征性的“金钟罩”在岁月侵蚀下慢慢生锈、黯淡直至失去光芒？这场关乎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漫长博弈，仍在继续上演。

信息来源：

1.《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摒弃安理会1945年的旧格局》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5年9月17日, 0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