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偏好：量表应答模式的全球测量与文化机制

句国栋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中国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南京大学

中华文明数智创新实验室特约研究员

陈云松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教授

中间偏好：量表应答模式的全球测量与文化机制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4期

作者 | 句国栋、陈云松

责任编辑 |刘保中

不同的文化塑造了多样性的思维方式，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受访者在回答李克特量表时表现出系统性的应答偏好差异。基于1981—2022年、覆盖106个国家或地区、共计43万多份样本的七期世界价值观调查合并数据，本文构建中间偏好指数以测量个体采用中间应答模式的概率。研究发现，不同文化区的中间偏好指数由高到低排列为：东亚儒家文化区>英语文化区和天主教、东正教、新教欧洲文化区>西亚和南亚文化区>拉美文化区>非洲和伊斯兰文化区；儒家文化区中间偏好程度最高的主要原因是受访者更倾向温和应答而非中点应答；但儒家文化区受访者在面对家庭伦理与是非判断类问题时，有更高概率做出极端应答。

一、引言

不同的文化传统塑造了多样性的思维方式，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面对需要做主观选择的情境时，往往表现出特定的群体偏好。作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定序测量方法，李克特量表（简称“李氏量表”）为个体主观的态度、观念和心理提供了一种“客观可比”的测量标度(Joshi et al., 2015)。然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受访者在面对同样的李氏量表问题时，常常表现出差异性的应答模式偏好，比如更倾向选择位于两端的选项即极端应答模式（extreme response style）或位于非两端的选项即中间应答模式（middle response style）等。已有研究发现，来自中日韩等地区的受访者相比欧美地区的受访者更倾向选择非端点的选项（Chen et al.，1995;Peng & Nisbett,2000）。也就是说，面对相同的问题，欧美受访者会更多地选择“完全同意”或“完全不同意”式的选项，而来自东亚地区的受访者更可能选取“比较同意”或“比较不同意”式的选项。这种应答模式的偏好独立于受访者对问题本身的看法，却影响着个体的应答结果。如果对此不加考量，就可能在基于李氏量表的测量过程尤其是涉及跨地区和文化比较的研究里引入系统性偏差。

现有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领域，并将它视为一种可能影响调查数据质量的技术问题。然而，已有研究面临研究结果碎片化、逻辑链条不清晰、问题与方法限制、区域与学科不均衡等困境，并且欠缺全球尺度下对不同地区人群表现出系统性的应答模式差异的统一测量和文化解释。本文基于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将特定文化区的人群表现出相似的应答模式视为一种文化行为模式，基于各文化区的思维和文化特征预测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受访者在中间应答模式偏好上的差异。我们使用1981—2022年、覆盖全球106个国家或地区、共计43万多份样本的七期世界价值观调查合并数据，选取197项需要受访者主观判断且包含4层及以上李氏量表定序选项的变量，在个体层次构造取值在［0,1］区间内的中间偏好指数来测量个体在回答主观问题时采用中间应答模式的概率。我们采用著名的英格尔哈特文化分区框架（Inglehart，2006）将全球划分为包括东亚儒家文化区在内的八个文化区域，通过多层线性回归、对单个变量逐次回归计数、从年龄—时期—世代维度分解样本等方法检验不同文化区域在中间应答偏好上的系统性差异，区分中点应答模式与温和应答模式偏好，并探讨调查问题内容对受访者是否采用中间应答模式的影响。

我们的结果显示不同文化区的中间偏好指数排布次序整体呈现“东亚儒家文化区>英语文化区和天主教、东正教、新教欧洲文化区>西亚和南亚文化区>拉美文化区>非洲与伊斯兰文化区”的梯次，且在纵向时间维度保持稳定。即使在排除多种内生性干扰因素后，来自儒家文化区的受访者相比于其他文化区的人们仍然表现出更明显的中间偏好。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儒家地区的人们更倾向“表达观点但避免极端”而非“保持中立、不具倾向”的偏好。尤其是儒家文化区的人们在面对涉及家庭伦理和是非判断类问题时，会表现出更强烈的认同或反对态度，而其他文化区受访者则无此倾向。多种稳健性检验保障了本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在以下方面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首先，本文基于覆盖更全、更大规模和更长时段的调查，从理论和方法层面显著扩展了现有对量表应答模式的研究，首次为应答模式的跨文化比较提供了全球尺度测量和长时期追踪。其次，本文提出了“中间偏好指数”这一概念，不仅为个体层面的中间应答倾向建立了科学测量指标，而且可以将其推广到各项大型社会调查中，从而为个体的行为和所处文化环境因素之间搭建起新的桥梁和分析框架。最后，本文有助于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间偏好指数既植根于本土文化，又具有跨文化的解释力，因而本文的议题、概念、方法和数据有望启发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本土研究，并在国际学术对话中提升中国本土研究的影响力。

接下来，我们在文献综述部分系统回顾社会调查中不同的应答模式，总结现有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积累和不足，预测不同文化区域之间应答模式的梯次。随后，我们介绍研究使用的数据变量和实证策略。我们的实证结果分三节呈现，依次确认不同文化区域之间中间偏好指数的系统性差异和梯次，验证这种梯次在年龄和世代层面的稳健性，区分中点应答与温和应答，并探讨调查问题内容对个体应答模式的影响。最后，我们对本文的发现进行总结和讨论。

二、文献综述

（一）李氏量表应答模式区分

李氏量表源于心理学领域，盛行于各类社会调查。在社会调查问卷中，李氏量表的问题为受访者提供一套固定且有梯度的选项，如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并要求受访者基于自身主观倾向进行选择（Joshi et al.，2015）。这一方法为测量个体主观性的态度、观念、行为选择和心理动机提供了一种“可比”的标准化尺度，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视域。然而，已有研究注意到个体在回答李氏量表问题时存在无关问题内容的应答模式偏好。这种偏好在跨区域对比中尤为突出，并会对数据效度、分析方法与结果解读等各个环节造成影响。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目前主要集中在心理学领域，研究者区分了极端应答、中间应答、默认应答（acquiescence response style）、默否应答（dis-acquiescence response style）、社会偏好应答（social desirability response）等模式。其中，后三者主要受问题形式和内容影响，通过改变问题形式、采用随机对照实验（ramdomized controlled trial）等方式能够有效避免（Smith, 2004）；但前两者的影响则更为广泛且隐秘，并与受访者的文化环境和思维方式紧密相关。

极端应答模式指受访者在应答时更倾向于选取“完全（不）同意”等处在定序量表两端的选项，中间应答模式则倾向于选取量表非两端的选项。因此，极端应答模式和中间应答模式本质上是从不同角度描述同一现象的一对概念。一些研究将中间应答模式进一步区分为中点应答模式（midpoint response style）和温和应答模式（mild response style），其差别在于是更倾向于选择“绝对中立、没有意见”的选项还是“温和而清晰”地表达同意与否的观点。这些应答模式偏好的存在会导致不同个体间的对比变得不再“客观”，如假设两个受访者分别具有极端和温和的应答偏好，相同程度的观念可能使他们各自做出“完全同意”和“比较同意”的选择。当这种偏好差异并非随机式地出现在个体之间，而是与受访者人口学特征及地理文化背景等关联，就会带来不同群体间的系统性应答差异，并影响调查结果的均值、标准差、协方差等关键特征（Baumgartner & Steenkamp, 2001）。那么，不同的应答模式因何而来？心理学领域的已有研究从调查技术设置、个体层面因素和群体层面因素等三个方面做出解释。

（二）现有解释与缺陷

大量已有的研究分析了社会调查的不同环节对受访者应答模式的影响。相关研究发现李氏量表选项数量、是否含有绝对中立选项、选项标签方式、数据收集方式、问卷调查使用的语言等因素均会对受访者的应答模式偏好造成影响，且不同研究存在差异性的结论（Weijters et al.，2010；Kieruj & Moors,2013）。这些研究通常采用控制其他变量并变更特定调查环节的对照实验进行测量，其研究结果提醒我们，不同社会调查项目生产的数据由于实施细节往往存在差异而不宜直接进行比较。

大多数已有研究关注受访者个体层面的特征对应答模式偏好的影响。根据个体层面特征的具体内容，可将这种影响分为两类：一是人口学变量和客观个体特征的影响；二是个体主观心理因素的影响。就前者而言，性别、年龄、教育等因素对应答模式偏好的影响并不一致，已有研究往往得出差异性乃至相反的结果，如现有研究中同时存在支持男性更可能表现出极端应答模式（Harzing,2006;Meisenberg & Williams,2008）、女性更可能表现出极端应答模式（Weijters et al.，2010）和应答模式不存在性别差异（Grimm & Church,1999）等不同结论的证据。此外，个体收入水平或社会经济地位一般与极端应答模式呈负相关关系（Meisenberg & Williams,2008）。人口学变量中对应答模式偏好影响最突出的因素是受访者的种族。相关研究显示，相较于白人群体，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群更可能选择极端应答模式（Bachman & O’Malley,1984），亚裔人群则更为偏好中间应答模式（Hui & Triandis,1989）。

个体的主观心理动机与应答模式偏好存在更为密切且稳健的关联。例如，个体对不确定性的规避、对二元思维与决定论的偏好，以及更强的外向性、冲动型和功利主义等心理学特征均与极端应答模式偏好存在正相关关系（Naemi et al.，2009）；而个体的逃避心理、谦逊节制心态及风险规避偏好则与中间应答模式偏好存在正相关关系（Ayidiya & McClendon,1990;Peng & Nisbett,2000）。

在使用李氏量表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中，考虑群体间应答模式差异尤为关键。已有研究证明，区域层面变量对受访者应答模式的影响远大于个体人口学变量和心理特征等因素，即受访者应答模式偏好在同一区域内部趋近而在不同区域之间差异明显（Meisenberg & Williams,2008）。并且，区域间受访者应答模式偏好的差异更可能对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结果造成系统性影响。比如，已知日本受访者相较美国受访者更可能呈现中间应答偏好（Chen et al.，1995），则如果观察到两边面对同一问题时选取“完全同意”的概率相等，那么这其实可能意味着日本受访者对此问题有更强烈的认同。

现有针对应答模式的跨文化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开展：第一，观测和比较不同区域受访者应答模式的差异；第二，基于不同地区的文化属性特征解释应答模式差异的原因。前者的主要发现包括，东亚地区受访者相较欧美地区受访者更可能表现出中间应答模式偏好（Peng & Nisbett,2000）；南欧国家受访者相对西欧和北欧国家受访者表现出更强的极端应答模式偏好（Harzing,2006）；西班牙裔人群、非洲与拉美地区受访者整体的极端应答模式偏好更为强烈（Hui & Triandis,1989）等。对于后者，已有研究一般基于特定区域文化特征与受访者应答模式的统计学相关性尝试做出解释，如用心理学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概念解释东亚与欧美地区应答模式的系统性差异（Chen et al.，1995）；将南欧与北欧间应答模式的差异归因于规避不确定性（Harzing,2006）等。

以上心理学研究虽然为测量与解释跨文化应答模式差异提供了宝贵的知识积累，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研究结果碎片化。由于数据覆盖范围限制，已有跨文化研究一般选取特定区域进行对比，而难以实现对全球范围的广泛覆盖。而且不同研究所用的数据在调查环节和内容上通常存在差异，使得分散研究的量化结果难以通过元分析进行整合，也无法支撑起全球尺度测量所需要的样本代表性和纵向连贯性。第二，逻辑链条不清晰。现有研究提供的跨文化解释主要基于应答模式偏好与区域特定文化特征间的统计学相关性，而诸如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等变量缺乏直接决定个体选择两端选项还是非两端选项的逻辑链条，且不同维度的心理学特征之间往往互相关联（如心理学领域常用的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六维度模型）（Hofstede,2011），使得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和范围难以被清晰界定（Van Vaerenbergh & Thomas,2013）。此外，已有解释框架停留在这些常用的心理学指标，无法追溯到影响这些指标的更深层次的文化根源。第三，问题与方法限制。已有研究主要依靠心理学领域的调查数据开展，且这些调查本身常聚焦特定的议题，在问卷覆盖内容上有所侧重。但个体应答模式倾向又受问卷内容的影响，从而导致不同研究结果间的偏差。因此，选取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议题设置更为丰富的国际综合社会调查有望获得较现有研究更为准确可靠的结果。第四，区域与学科不均衡。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心理学领域，相关议题尚未引起国内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关注。然而，个体应答模式关联着区域性的社会文化脉络，社会学和人类学擅长对这些“文化基因”的挖掘、阐释和解析。更重要的是，目前心理学领域仍将跨文化的应答模式偏好差异视为一种影响调查数据质量的技术问题，但应答模式偏好本身投射出受访者的思维和行动细节，背后潜藏的丰富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含义有待深入探索。

（三）文化行为模式的影响

应答模式偏好本质上是个体基于主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惯习表现出的日常决策方式，而群体间应答模式的系统性差异源于所处文化环境的不同。已有研究中区域、种族等因素对应答模式偏好的显著解释力所指向的也是这些群体间的文化差异。因此，我们将特定群体表现出趋同的应答模式偏好视为一种文化行为模式，也就是上节所说的“文化基因”。已有研究显示，文化传统通过影响价值观念、思维认知、处事方法（Cooke & Rousseau,1988；Schwartz,1994;Nisbett et al.，2001）等方面来作用于个体的日常实践并形塑其行为模式。因此，我们将文化行为模式定义为处在同一或近似文化共同体的人群，因受特定思想文化规范的影响而在个体层面认同并实践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这种文化行为模式的养成不仅来自正式教育，也可能来自家庭、族群和社区中的代际传承，或来自日常生活中对社会现实规范的习得，乃至以上途径的综合作用。

我们从不同区域的文化思想脉络和社会历史环境来理解个体应答模式偏好的区域差异。在中国等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庸思想流传广泛，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个体更倾向中间选择。中庸思想强调“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个体的观点和情绪需要恰当且有节制的表达，避免“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的极端境地。尽管中庸最初被视作一种仅针对圣贤君子而非普及所有民众的道德追求——“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但随着儒学长期在中国和东亚周边担任主流的价值教化体系，中庸被不断内化为整体社会与普通民众的思想准则，也逐渐获得了指导和教化社会成员日常行为的文化影响力。

宋儒之前，已有郑玄、何晏等为《中庸》作传注，不断提高其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陈来，2018），但其影响主要仍限制在知识精英之间。朱熹（1983）将中庸理解为“天下之正道、定理”，并强调中庸“人所同得，初无难事”，是社会中不论贤愚都可践行的。随着《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中庸思想的影响亦逐渐浸润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即使个体并非志在科举的读书人，也大概率听说过中庸的概念，理解其大概含义，并被引导遵循其教化（张德胜等，2001）。此外，道释二家作为中华文化的另两处源头亦与中庸思想有紧密而频繁的互动和融合（陈来，2018）；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也各自对中庸思维进行本土化的传播和发扬（李之林等，2019；Baker，2023）。以上过程均助推中庸由一种精英道德发展为一种面向儒家文化区的全民素养。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未必理解中庸的原始涵义或认同其教化理念，但仍然在处世交往中秉持不偏不倚的原则，在生活与行动中保持“适度”与平衡，避免过犹不及的境地。因此，我们推论，这种“文化基因”会使东亚儒家文化区的人群在回答李氏量表问题时表现出突出的中间选择偏好。

无独有偶，在相近的历史时段里，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2003）提出了中道原则。亚里士多德认为，欲养成卓越的人格，个体需要在情绪与行动中恪守相对中间的选择（Urmson,1973），并通过理性和智慧将情绪与行为控制在“过”与“不及”之间的适当范围内。尽管中庸和中道根植于不同的哲学与思想背景，在哲学根基、实践方式、历史影响等角度存在差异（余仕麟，2003；Xia,2020），不过中道原则同样指向中间偏好式选择。但与中庸不同的是，中道原则在西方世界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哲学命题，缺乏指导社会成员日常行为的普遍影响力。除中庸与中道外，佛家也独立地提出过与中庸和中道类似的概念（叶少勇，2017）。考虑到古希腊哲学在西方社会、佛教文化在南亚地区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推论南亚地区的中间选择偏好程度应低于儒家文化区但高于其他地区。

人类学研究显示，非洲、伊斯兰和南美洲地区的人群相比其他文化区拥有更长久且持续的部落历史，且不同部落间通常需要竞争有限的水源、土地等资源，导致赢者通吃、输者覆灭的境遇（Abu-Lughod,1989；Salzman,2008），使得这些地区的人群相较其他文化区的人群有更强的零和博弈思维（Ró ycka-Tran et al.，2015）。因而，我们推论非洲、伊斯兰、拉美地区的人群相比其他文化区会表现出更突出的极端选择模式偏好。

此外，“乡愿”作为一种中庸思维的竞争性思维，也可能促使儒家文化区表现出更高的中间选择偏好。中庸虽然倡导兼顾两边、允执阙中，但并不回避个体的情绪和观点（冯友兰，1996），更不鼓励“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万丽华、蓝旭译注，2006）的“随大流、和稀泥”。与之对比，乡愿指的是一种随波逐流、阿俗媚世的态度，被孔子斥为“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对应到个体应答模式，中庸更可能使用温和应答模式来“温和而清晰”地表明观点，乡愿则指向对中点应答模式的过度偏好。我们在分析中对此做出区分和检验。再有，个体应答模式是基于被访者个体对多个主观问题回答的平均得分，而非基于他们对特定几个问题的回答情况。但在面临“义利是非”之争的原则性问题时，中庸思想的践行者也会有“和而不流，强哉矫”式的坚守。我们也基于问题内容，筛选出在儒家文化中更可能涉及“义利是非”之辨的问题，以此来探讨儒家文化区应答者对这些问题是否会有更高概率的极端应答。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

本文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简称WVS）1981—2022年七期调查的合并数据作为实证材料。WVS系列调查专注于测量和追踪不同地区民众的多维度价值观念，被公认为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质量最高、应用最广泛的价值观调查，每期会在参与的国家或地区的成年人群中分别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在集中的年份完成测量。不同调查时期和不同区域采用相同的问卷框架和调查设置，且有专门的学者来设计、翻译并评估问卷在不同语言情境下的质量和含义，以确保问卷内容在不同国家和文化情境中的测量一致性。WVS至今已完成了七期调查，覆盖全球106个国家或地区。各期调查均包含丰富的变量内容，除第一期问卷包含184项变量外，其他六期问卷采集的变量均超过四百个。其中，中国在1990年加入WVS调查，并参与了后续举办的全部调查；中国台湾、香港与澳门地区分别参与了四期、三期和一期调查。本文整理合并了各地现有的七期全部调查数据，累计有效样本量超过43万。

概括来讲，使用WVS满足了以下三项条件：第一，调查样本在各地区有良好的区域代表性，以避免掺杂其他样本选择偏差； 第二，调查问卷包含大量主观变量，并且涉及多种不同的议题，从而消除潜在的局部偏差，形成稳健的聚合效应；第三，不同区域间的调查内容保持一致，使用严格的质量监控流程来确保翻译、表达等环节的精准有效。由此，我们的数据能够客观精确地呈现不同时空维度下受访者的中间应答模式偏好，并在全球尺度进行比较和测量。

（二）变量构造与选取

1.受访者中间偏好指数

我们选取WVS中所有适用主观判断的变量，根据个体做出的回答是否处在定序坐标轴的两处端点位置，来整合构造个体层面的中间偏好指数。具体的变量筛选过程遵照以下四项条件：①相关变量为主观评估式而非客观填答式问题；②相关变量使用包含四个及以上定序选项的李氏量表；③相关变量曾在WVS调查中至少出现两期，且至少被一个儒家文化区包含的国家或地区所对应的问卷采用；④相关变量为受访者原始回答问题而非访员填写或后期构造的变量。其中，条件1确保入选变量仅包含需要主观评判的价值偏好类问题，而具有客观标准的变量（如个体人口学特征）及不涉及明确观念评判的问题（如“应答者身高”）不被纳入。条件2限定纳入的变量在提供的选项中必须包含明确的且带有倾向性的中段区域，即至少存在“比较认同/不太认同”之类的中间选项。一些问题提供的是定序的“赞同”“中立”“反对”三种选项，这尽管看似提供了“中立”的选择，但因无法区分受访者“完全赞同/反对”和“比较赞同/反对”的态度而不纳入正文采用的变量，仅在稳健性检验时采用。另外两项条件共同保证了参与构造中间偏好指数的变量信息均为受访者主观选择的映射，且覆盖儒家文化区内的人群。

遵循这四项条件，我们从累计1047项曾出现于WVS历期调查问卷中的变量里筛选出197项符合要求的李氏量表问题，用以构造个体层面的中间偏好指数。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先由本文的一位作者选取变量，再由本文的另一位作者及邀请的两位相关领域的学者独立检验被选取变量表单是否适当，以确保变量选取的准确客观。此过程中所有分歧均在讨论后达成一致，最终纳入中间偏好指数构造的变量获得了四名学者的联合检验与确认。

随后，我们对每项入选变量重新编码，当受访者选取定序量表的两端选项时编码为0,以标示“极端应答”；反之，当选取的选项并非两端选项，则编码为1，代表受访者给出了“中间应答”。例如，一个变量包含五个定序选项，则“完全(不)同意”为两端选项，而“比较（不）同意、中立”均为中间选项；再如，一个变量需要受访者从1到10给出主观打分，则位于应答坐标轴两端的1和10选项为“极端应答”，而2~9选项均为“中间应答”。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入选的变量，我们构造的二值变量并不关注受访者赞同还是反对的方向，而是测量受访者的回应是否位于两端或非两端。基于这些构造的二值变量，我们使用如下公式整合信息并构造个体层面的中间偏好指数：

其中，

V

i

Bi

v

zhscore

i

2.全球文化区域分区

WVS调查的创始者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选取10项个体层面主观变量，经正交计算后划分为“传统价值对比世俗理性价值”与“生存价值对比自我表达价值”两组坐标系。其中，传统价值强调宗教、家庭关系、拥戴权威等观念的重要性；世俗理性价值则赞同离婚、堕胎、安乐死等反传统的观点。生存价值侧重个体对经济和安全的关注程度；而自我表达价值侧重环境保护、性别平等、社会参与等因素的重要性。基于各国家/地区在这一坐标系呈现的位置，并结合各地文化历史背景，他们使用聚类分析将全球划分为八处文化区域（Inglehart，2006），具体包括：中国及日、韩、蒙古在内的东亚儒家文化区；英、美、澳、加等国在内的英语文化区；德国及北欧国家在内的新教欧洲文化区；法国、意大利等国在内的天主教欧洲文化区；泰国、以色列、越南等在内的西亚和南亚文化区；俄国、希腊等在内的东正教欧洲文化区；以南美国家为主的拉美文化区；及以中亚、非洲等国为主的非洲和伊斯兰文化区。诚如英格尔哈特提醒，这些有限的变量仅反映了跨文化区域之间的部分观念差异，但这一划分体系的有效性已在理论和实证层面获得广泛的检验和讨论（Adamczyk & Pitt,2009；Lizardo et al.，2016）。因此，本文采用此系统来划分各国家或地区所属的文化区域。

3.其他控制变量

除了描述性地观测不同文化区之间中间偏好指数是否具有差异外，我们以个体中间偏好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全球文化分区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来检验不同文化区受访者间中间偏好指数呈现的梯次。为此我们在模型中逐步控制个体层面的人口学变量、其他个体特征及时间/地理因素，并关注因模型设置不同而导致的回归系数变动。控制这些变量的动机在于排除不同国家、地区和年代的社会结构与发展水平导致的内生性差异。例如，已知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更可能有中间选择偏好（Meisenberg & Williams,2008），那么如果不控制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则观察到的两个不同文化区之间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普及程度更高所致。由此，看似因社会文化导致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地区间发展水平的不同。通过不断加入控制变量，我们就能排除这些潜在因素的干扰。倘若不同设置下的模型均得到方向一致的结果，就意味着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来确认文化区域之间存在稳健的梯次。当然，从个体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环境等因素也可能参与了个体习得社会文化的过程，从而充当起中介变量的角色，使得排除这些因素的区域差异估计更为保守（句国栋、陈云松，2022）。我们通过拆分年龄和世代等纵向维度对此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

相关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受访个体的生理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子女数量等基础人口学变量以及就业状况、居住地人口规模、所在国家或地区、所处大洲、受访年份、个体出生世代、个体收入在本地的十分位分布等变量。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标准差异明显，我们没有纳入具体职业类别等信息，并采用作为连续变量的受教育年限而非教育层次，以及本地收入分布中的十分位而非个体绝对收入数值。另外，个体主观自评社会阶层、幸福感等参与中间偏好指数构造的变量均不纳入控制变量。表1展示了以上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其中构造的中间偏好指数分不同文化区域呈现。如表1所示，儒家文化区的中间偏好指数的均值和四分位值在所有文化区中最高。因而，仅就描述统计结果而言，儒家文化区的受访者在整体上的确呈现高于其他文化区域的中间选择偏好。更为细致的检验与分析在实证结果一节中展示。

（三）分析方法

本文旨在检验不同文化区中间偏好指数的差异是否呈现显著且稳定的梯次，这种梯次在纵向时间维度上是否稳健，中间应答偏好主要受温和应答还是中点应答的影响，以及调查问题内容对应答模式的影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分别设计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策略。

首先，检验中间偏好指数在不同文化区的梯次是本文的核心关注，也是开展后续研究的前提。为此，我们设计两种检验策略。第一，我们以整合所有选定变量计算得到的中间偏好指数为因变量，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多层线性回归来检验受访者所处文化区域与中间偏好指数间的统计学相关性。模型为：

其中，

zhscore

i

Culture

i

1

0

X

Z

i

v

其中，

bi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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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

其次，为检验不同文化区之间的中间偏好指数梯次是否在时间维度上保持稳健，我们以各文化区域为单位，可视化地呈现不同年龄、出生世代与调查时期的受访者的中间偏好指数变动趋势。由于三者间存在“年龄=调查时期-出生世代”的完全共线性关系（Fosse & Winship,2019），我们在正文中展示年龄和出生世代两个维度的趋势。这些检验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确认基于全样本的文化区域间差异是否同样存在于不同的时间段中。

再次，为检验儒家文化区受访者表现出的较高中间偏好指数是来自“避免极端”的中庸还是“事不关己”的乡愿，我们也选取主观变量中包含5点或7点定序选项的变量来构造选择中点应答模式偏好的概率，并同样使用Logit回归对比不同文化区受访者选择绝对中立的倾向。最后，我们基于问题内容筛选出涉及家庭伦理和是非判别类问题，如“吸食软性毒品是否是可以接受的”“您在怎样程度上信任家庭”等，并对比不同文化区受访者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选择极端应答的概率。

为保障本文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也尝试使用基于中间偏好指数的聚类分析划分相似属性的地区，发现计算所得结果与英格尔哈特等划分的八处文化区域高度吻合；使用中介分析检验个体受教育年限、年龄和居住地人口数因素对不同文化区域人群中间偏好差异的中介效应，发现个体教育和居住地人口因素仅能解释3%左右的地区差异，即这种地区差异根植于更深度的区域间文化行为模式的差异。我们也通过年龄—时期—世代模型（Age-Period-Cohort-Interaction，简称APCI模型）检验受访者年龄—时期—世代因素对个体中间偏好指数的影响，结果发现较小年龄的受访者相比较大年龄受访者的中间偏好指数更高、纵向呈现“倒U型”分布特征。我们还基于年龄与调查年份绘图确认了不同区域间的中间偏好指数差异在年龄和时期维度同样稳健。

四、实证结果

以下三节分别检验不同文化区域中间偏好指数的梯次；验证这种梯次在纵向时间维度的稳健性；区分中庸式温和应答和乡愿式中点应答，并探索问题内容对中间应答模式的影响。

（一）中间偏好指数的国际对比

1.不同文化区域中间偏好指数差异的描述性对比

图1以受访者所处国家和地区为单位，使用箱式图呈现各地中间偏好指数的分布序列。图中各地按中间偏好指数均值由低向高排布，各箱图两端边界对应1/4和3/4位点，直线范围为95%置信区间，箱身图形代表该地所属文化区，并以虚线标示全体样本的中间偏好指数均值。图1显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中间偏好指数分布在整体上存在明显差异，而同一文化区内部的国家与地区间分布较为邻近。其中，中间偏好指数最高的地区为中国香港，其指数均值达到0.745，意味着来自香港的受访者每回答十项主观评判问题，平均有近7.5个回应是遵循中间应答模式的；指数均值最低的地区为坦桑尼亚，对应均值为0.397，即同样面对十项主观评判问题，受访者平均会在六项回应中做出极端应答。

除中国香港地区以外，中国澳门地区的中间偏好指数排名第六，蒙古第八，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分别处于第11、第12、第13位，中国处于第40位。整体来看，东亚儒家文化区的国家和地区中间偏好指数最高，且分布最为集中。其他中间偏好指数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多来自天主教欧洲文化区、新教欧洲文化区，以及英语文化区，但属于这些文化区的国家和地区分布相对分散，组内差异更大。图中另一处明显的特征是，非洲和伊斯兰文化区所属国家和地区的中间偏好指数普遍较低，且这些国家和地区分布较为集中，也即该文化区的受访者在回答主观问题时更可能选择坐标轴两端的选项。相较于其他儒家文化区域，中国的中间偏好指数相对偏低。这可能与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阶段及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曾对儒家思想和旧有道德体系持批判态度有关（冯友兰，1996），如公刘（1988）指出，中国有些民众对“中庸之道”持反感态度；杜旌、姚菊花（2015）基于开放式调查得到的结果也显示中国人对中庸的理解包含着如“随大流，过得去就行”等负面印象，使得民众表现出的中间偏好指数相对其他儒家文化区偏低。

需要注意，图1仅呈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中间偏好指数分布的描述统计情况，并不能确认不同文化区域间的差异就是由各地文化观念所致。正如本文第三节中所论，地区结构特征与发展水平等因素同样可能影响当地中间偏好指数的分布情况，从而充当潜在混淆变量。如非洲和伊斯兰文化区包含了较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这些地区的民众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更短，也可能导致当地中间偏好指数较低。为排除这些因素的干扰，我们在下一小节中以受访个体为样本，在多元回归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并观察不同文化区中间偏好指数的表现。

2.文化区域间中间偏好指数差异的回归检验

表2展示了不同条件设定下的回归结果。该表采用受访者所属文化区的定类变量，并统一以英语文化区为参照组。表2显示，在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东亚儒家文化区与新教欧洲文化区、天主教欧洲文化区的中间偏好指数均显著高于英语文化区，其他文化区则较英语文化区更低。逐步控制其他个体特征并固定调查时间、地理等因素后，新教欧洲文化区与天主教欧洲文化区的中间偏好指数转为负向显著。事实上，此时其他文化区的中间偏好指数均低于英语文化区，唯独儒家文化区的系数仍为正向，且具有高度统计学显著性。由此，即使在较为“苛刻”的控制多项变量后，儒家文化区受访者表现出的中间偏好指数仍显著高于其他所有文化区，从而可以确认东亚儒家文化区整体的中间偏好指数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以多层线性模型看，不同文化区的中间偏好指数由高到低呈现“东亚儒家文化区>英语文化区>西亚和南亚文化区>拉美文化区>新教欧洲文化区>天主教欧洲文化区>东正教欧洲文化区>非洲和伊斯兰文化区”的梯次。改变控制变量会变动这一序列，但东亚儒家文化区始终最高、非洲和伊斯兰文化区始终最低的位次保持不变。

3.主观变量中间偏好指数的计数统计

我们也将每个入选的主观变量进行单独考量，使用Logit回归检验不同文化区对是否选择中间应答的二值变量的解释力，并在表3中统计不同文化区的相对排名。其中，东亚儒家文化区在73个主观变量中排名第一位，即东亚儒家文化区受访者在这些变量的中间偏好指数均高于其余七个文化区的受访者。此外，东亚儒家文化区对应的中间偏好指数在41个变量中排名第二，在30个变量中排名第三。也就是说，东亚儒家文化区在79.6%（144/181）的主观变量中排在前三位。相比之下，新教欧洲文化区和英语文化区分别在42个和36个主观变量中排名第一，在100个和106个变量中排在前三位，与东亚儒家文化区差距仍然明显，而且新教欧洲文化区在不少变量里更倾向于选择极端应答模式。而非洲和伊斯兰文化区的受访者相较其他文化区的受访者而言，更倾向于在应答时选取极端应答模式；拉美文化区的受访者选择极端应答模式的情况也较多。这样的规律与上一小节中不同文化区的中间偏好梯次基本呼应。表中数值分布经卡方检验呈现高度显著（P<0.001），从而拒绝不同文化区表现出的中间偏好差异由随机产生的可能。

（二）中间偏好指数的纵向趋势分解

我们进一步按照年龄和世代区分不同文化区域的个体，在图2中直观呈现各区域中间偏好指数的变迁趋势，并比较不同文化区之间中间偏好指数的位次是否在这些纵向时间维度保持稳健。由于一些世代的人群在有些调查时段没有出现，使得这些世代在图上仅有一两个位点。图2显示，各文化区域内部不同年龄和世代的受访者的中间偏好指数存在明显的差异，如西亚和南亚文化区受访者随年龄的增长和世代的渐近，中间偏好指数呈增长趋势；而非洲和伊斯兰文化区受访者的中间偏好指数则随年龄和世代推进有下降趋势等。就各文化区内部来看，东亚儒家文化区、英语文化区以及西亚和南亚文化区出生更为晚近的人群表现出更明显的中间偏好，非洲和伊斯兰文化区的人群则相反。而对比不同文化区，无论从年龄还是世代来看，中间偏好指数从高到低整体呈现东亚儒家文化区、英语文化区、西亚和南亚文化区、非洲和伊斯兰文化区的次序，与上节中的发现一致。这进一步确认不同文化区域间的中间偏好差异是系统性的，而非由特定年龄或世代导致的短期效应。

（三）中点应答与问题内容影响

接下来，我们区分中点应答与温和应答间的差异并探索问题内容对不同文化区受访者应答模式的影响。表4仍以英语文化区为参照组，对比了不同文化区受访者选择绝对中立（中点）选项的概率。尽管相较英语文化区域，东亚儒家文化区受访者整体上更倾向选择中立选项，但这种倾向与其他文化区差别不大，且系数方向随着控制变量的变化而变动。相对来看，东正教和天主教欧洲文化区始终保持正向显著的系数，意味着来自这些地区的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中点选项。结合表2与表3，我们能够确认儒家文化区展现的是“表达观点但避免极端”的中庸思维而非“保持中立不具倾向”式的乡愿倾向。

我们也统计了不同文化区在涉及家庭伦理和是非判断的27个问题（占总问题比例为14.9%）的中间偏好表现。在表3中东亚儒家文化区中间偏好指数排名最高的73个问题里，仅有6个（8.2%）涉及家庭伦理和是非判断；在144个东亚儒家文化区中间偏好指数排在前三位的问题中，只包含16项家庭伦理和是非判断类问题（11.1%）。与之对比，在37个东亚儒家文化区中间偏好指数排在后五位的问题中，有11个此类问题（29.7%）。对比其他文化区，东亚儒家文化区在中间偏好指数排名前列的问题中涉及家庭伦理和是非判断的问题占比最小，且卡方检验高度显著。这意味着，东亚儒家文化区受访者在回答涉及家庭伦理和是非判断的问题时，更可能采取极端应答模式；而当主观判断问题不涉及家庭伦理和是非判别类问题时，东亚儒家文化区的受访者选择中间应答模式的概率更高。这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对中庸思想与“义利是非”之辨的预期。

五、总结与讨论

心理学领域主要将跨文化应答模式差异视为一种可能影响调查数据质量的技术问题，但现有研究面临研究结果碎片化、逻辑链条不清晰、问题与方法受限制、区域与学科不均衡等困境。基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本文将特定文化区域内的人群表现出相似的应答模式视为一种文化行为模式，并基于地区性文化思想特征推论这些区域在中间应答模式上的差异。通过合并世界价值观的大量样本并筛选主观应答变量，我们构造了个体层次的中间偏好指数来反映受访者在多次应答中选择中间应答模式的概率，检验了不同文化区之间中间偏好指数的系统性差异及这种差异在纵向时间维度的稳健性，区分了中点应答模式和温和应答模式偏好，并初步探索了问题内容对中间应答模式的影响。

我们的结果确认来自东亚儒家文化区的受访者表现出的中间偏好显著强于其他文化区，在排除诸多内生性干扰和对每个主观变量逐次检验后，这样的系统性差异仍然稳健。中间偏好指数的排布次序整体呈现“东亚儒家文化区>英语文化区和天主教、东正教、新教欧洲文化区>西亚和南亚文化区>拉美文化区>非洲和伊斯兰文化区”的梯次，这与我们文献回顾中的推论一致。按年龄和世代等纵向时间维度分解样本仍然得到一致的结果。儒家文化区中间偏好指数更高主要反映了“表达观点但避免极端”的中庸式温和应答偏好而非“保持中立不具倾向”的乡愿选择。同时，在面对家庭伦理和是非判断类问题时，东亚儒家文化区受访者有更高的概率选择极端应答模式。

我们的结果表明，中庸这一古老的儒学概念对当代儒家文化圈社会仍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一种弥散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文化行为模式。而其他文化区域的人群也基于各自的文化环境，在中间偏好指数上表现出系统性的差异。整体上，相比于拥有更长部落冲突历史的非洲和伊斯兰文化区及拉美文化区，受亚里士多德中道思维影响的英语文化区和欧洲文化区与受佛教思想影响的西亚和南亚文化区表现岀更高的中间偏好。这些由微观个体经验证据聚合而成的宏观层面发现彰显了文化环境对个体日常思想行为模式的深远影响（陈云松，2022）。在全球化退潮与地区文化主体复苏的背景下，我们的实证结果也为相同文化区的价值共同体塑造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提供了图谱式的知识索引（罗静，2024）。受知识所限，我们重点辨析了儒家地区突出的中间偏好的文化基因，而对其他文化区给出的文化解释比较粗糙，这些发现也有待将来更细致的田野证据和人类学考察的检验与拓展。

受篇幅所限，本文将重心放在中间偏好指数构造和区域差异论证上，而未论及这一指数在其他研究场景的应用可能性。我们的探索性分析显示，个体中间偏好指数与主观生活满意度、责任感和社会信任感等观念显著相关。这些结果提示，可以将中间偏好指数作为一种思维度量指标应用到更多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之中。我们认为后续研究值得深入的方向包括：探索中间偏好指数的影响力及其背后的解释机制；基于国家/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呈现和解释不同文化区域中间偏好指数的变化趋势；基于国内社会调查材料探索我国不同地区的中间偏好指数差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