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舒中篇《广场KTV》：久在樊笼里，年老该如何？

在《广场KTV》这篇冷静克制的现实主义小说中，70岁的父亲张仲德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骤然消失于买菜途中，激起的涟漪却层层剥开了一个家庭深埋的隐痛。小说明线是常规的寻父故事，内核却是一场对婚姻本质、赡养责任与个体自由之间永恒撕扯的深刻反思。作者薛舒以女儿张笑倩的视角切入，在父亲失踪的26小时里，撬动起一段横跨数十年的家庭战争史。

在女儿眼中，父亲张仲德与母亲蒋来娣的婚姻，是实用主义与诗意生活的残酷战场。张仲德是困在工人躯壳里的“老文青”，一生执着于《诗经》起名、家庭西餐烹饪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纯爱追寻，这些“无用”的符号成为他抵抗庸常人生的武器。而蒋来娣则是土地里长出的现实哲学化身，她将每一分钱换算成红烧肉，视女儿学习电子琴为“钞票扔水里”，她坚持的是“勤俭持家”和“朴素生活”的“真理”，以沉默的坚韧维持着家庭齿轮的运转。他们的冲突是两种生命价值体系的根本性对立：一个渴望在生活之上纵情飞翔，一个只求在生活之中冷静站稳。张仲德反复的“离家出走”，是一时兴起的激烈反抗，却也成了他苍白而无奈的精神呐喊——用肉身短暂的逃离，宣告灵魂对窒息的反叛。

疾病如一面残酷的镜子，照见了亲密关系的脆弱真相。蒋来娣的中风瘫痪，将家庭权力结构彻底颠覆。张仲德从被经济钳制，到意外获得退休金与股票账户的掌控权，这微小的经济自主权，成为他70岁“再出走”的潜在资本。而女儿张笑倩被迫卷入照护前线，她面对母亲排泄物时的生理性抗拒，与对自己收养的流浪猫阿橘所表现出的无限耐心形成刺眼对照。原来血缘赋予的责任，未必能自然转化为爱的能力。蒋来娣以绝食逼迫女儿寻夫，更揭示了病人隐秘的权力手段：当语言失效，身体成为她最后的谈判筹码。

小说最精妙的笔触，在于将“出走”升华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张仲德去广场唱歌、庄勇梦想的自驾房车之旅、阿橘的半路逃走，甚至张笑倩在地铁里戴上墨镜后的无声哭泣，都是不同形态的“出走”宣言。“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歌词似乎成为张仲德们共同的生命宣言。他们要的不是怜悯，而是被承认为有欲望、有梦想、有自由精神需求的鲜活个体。尽管张仲德最终带着西瓜平静归来，如同年轻时带着丝绸归来，无解释亦无忏悔。但是这个开放式的结尾恰构成对读者的灵魂拷问：我们是否也如张笑倩一般，用“孝道”与“责任”的锦缎，包裹着对老年精神世界的漠视？那些在广场上笨拙起舞的身影，那些在移动KTV中放声嘶吼的喉咙，他们真正渴望的，或许只是被允许拥有“离家”的权利——哪怕只是灵魂的短暂放飞。

衰老不是生命的溃败，而是存在困境的投射；婚姻未必是爱的港湾，却可能是最深的樊笼；而广场上喧闹的歌舞，实则是无数银发灵魂在捆绑中挣扎飞翔的姿态。《广场KTV》不提供廉价的救赎，作者以手术刀般的精准，揭开了中国式家庭的某种现实：个体对自由的渴望，永远在责任“樊笼”中撞得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