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被遗忘的南方城市，莆商年入3万亿却改变不了小城的命运

福建有句流传甚广的民谚：“好男不娶福州女，好女不嫁莆田郎”。和“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类地域俗语一样，这不过是古代社会的刻板印象——福州女“难娶”，是因省会门第高、嫁妆要求“三金一厝”；莆田男“难嫁”，则源于旧时环境贫瘠、宗族排外。但有意思的是，莆田这样一个在福建政治、经济版图里排不上号的小城，能和省会福州并列民谚，恰恰说明它藏着不容小觑的文化韧性。

你或许没去过莆田，却一定被它的印记包围：全国85%的民营医疗、70%的木材进出口、20%的制鞋业、65%的金银珠宝，都被莆田及莆田籍商人包揽。全球每3双耐克、阿迪运动鞋，就有1双产自莆田；深圳珠宝行里，10个老板有8个是莆田北高人；东南亚木材市场，会说几句莆仙话就能拉近距离。可谁能想到，这个“隐形产业巨头”的故乡，如今却是福建城镇化率垫底（62.7%，低于全省平均68.75%）、人口流失最严重的地级市之一——仅厦门就有50万莆田人，2020年全市外流人口达44万。

莆田的困境，从根上就写着“无奈”。它夹在福州（政治中心）与泉州（经济中心）之间，面积仅4200平方公里，是福建第二小的地级市，“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形比福建整体更极端——母亲河木兰溪曾常年泛滥，山是险山，水是怒水，“靠山吃不了山，靠水吃不到水”的生存压力，逼着莆田人自古就外出闯荡，形成了“一人带一村，一村带一镇”的莆商帮。

可奇怪的是，莆商每年创造3万亿营收（是莆田全年GDP的8倍多），却鲜少反哺家乡。新加坡前首富黄廷芳、香港首富李嘉诚祖上都是莆田人，海外150万莆田籍华侨遍布80多国，可他们宁愿回家乡盖别墅、修祠堂，也不愿投资建厂。东庄镇的村道上，过年时挤满豪车，矮小村房与精致别墅比邻而居，成了最魔幻的写照——少数人赚得盆满钵满，多数人仍在贫困里挣扎，“富的是小家，穷的是大家”。

更让莆田无奈的是，它总被标签化定义。2016年魏则西事件，让“莆田系医院”成了负面代名词；“莆田鞋”也因早年代工转型中的乱象，被钉上“山寨”标签。可很少有人知道，莆田是全国最早攻克制鞋胶粘技术的地方，曾是国际品牌指定代工厂，全市4200多家鞋厂年产13亿双鞋，撑起50万个岗位；也少有人知道，莆田系医院仅由秀屿东庄镇商人经营，不能代表整个莆田。就像“重庆鸡公煲”其实是莆田菜——发明者是莆田人张重庆，“鸡公”是莆仙话“公鸡”的叫法，这些隐藏的细节，藏着莆田被忽略的另一面。

这片土地的文化韧性，比经济更让人惊叹。夹在闽南、闽东两大文化圈之间，莆仙话却成了独立方言，保留着“箸（筷子）”“鼎（锅）”“鉴（镜子）”等大量古汉语词汇；自隋朝科举以来，这里出了1700多名进士、13个状元，数量冠绝东南；现存2200座宗祠，最早可追溯到宋朝，游神、跳傩火等民俗至今鲜活；妈祖文化从湄洲岛出发，成了全球2亿信徒的信仰，每年为莆田带来2600万游客、300亿收入。

可文化的光芒，照不亮现实的困境。曾经的制鞋、食品加工、工艺品三大支柱产业，如今被泉州晋江挤压得节节败退；作为大陆距台湾最近的地级市，却没多少台商投资；年轻人要么去厦泉福打工定居，要么跟着莆商外出闯荡，留下的空心村，只有过年时才会热闹几天。

莆田的故事，像极了无数南方三线小城的缩影：没有北方城市的资源禀赋，没有沿海大城市的政策红利，靠着当地人“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韧劲，在外闯出名堂，家乡却成了“背影”。它的挣扎与无奈，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那些被遗忘的小城最真实的宿命——要如何在人才流失、产业衰退中找到出路，或许是莆田，也是更多类似小城必须面对的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