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耗时7年，打动世界的传记背后，藏着多少故事？

如果说有哪些时代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白月光”，那么20世纪一定榜上有名。尤其是20世纪的巴黎，那里聚拢着萨特、波伏娃、托克维尔、雷蒙·阿隆、贝克特、普鲁斯特……他们在不同的角度给现代社会提供了方向。

那么，当时的法国知识圈是否如我们想象得那般美好？

美国传记作家戴尔德丽·贝尔通过自己采写贝克特和波伏娃的经历出发，第一视角回顾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圈，揭开其并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一角。

当戴尔德丽·贝尔决定并着手书写贝克特和波伏娃的传记，她只是一个记者出身、几乎孤立无援的“生手”。

并且，她并非是一位“全职”写作者——她常在凌晨四点起床写作，因为白天要照顾孩子、备课、改论文。因此，她评价自己：“我不是在巴黎的咖啡馆里沉思，而是奔波在厨房和洗衣房之间。”

但是，这些都没能消磨掉她的激情，她依然以十分完美的状态交出了两本传记。

波伏娃与贝克特

贝尔晚年回曾经任教的学院作演讲，回忆说：“我不是文学评论家，也不是哲学家，我只是一个记者。我做的事情，就是问问题，然后听他们怎么回答。”

《巴黎岁月》中，她对于自我记忆的书写，也印证了这一点。

今天，小艺就通过《巴黎岁月》，带大家重新认识贝克特、波伏娃以及他们的“朋友圈”。

《贝克特传》&《波伏娃传》

一位“生手”的艰难

那么，我打算怎么写他的传记？贝克特问。我完全没有准备好答案，不假思索地告诉他我们可以怎么合作，这些想法大都来自我的记者生涯。很久以后，当我跟别的传记作者交朋友，听他们讲述工作条件之艰难，我才意识到自己当时有多天真：我要求的是任何一位作家都梦想的最优安排。我告诉他，我会对他本人和其他人做正式的访谈，以调查事实。我希望他能回答我的问题，并且予以澄清、纠正或改进。另外，我可能需要一些文件，比如通信、照片和手稿，希望他能提供。我希望采访他的家人、朋友和同事。我也希望他能让他们配合我。啊对，我最后说，他最好先别看我写的内容，等书出版以后再看。

他毫不犹豫地同意。对于他的欣然合作，我当时没有多想。我对传记写作一无所知，以为自己要求的都是标准程序。“我的话就是我的承诺，”他告诉我。我欣喜若狂地以为，所有的灯都绿了，所有的路都通了。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他为什么如此轻易地跟我合作 ：他没把我当真。

贝克特突然跳起来大叫 ：“你在干什么？”我试图解释，但他打断我说 ：“不能有笔，不能有纸。咱们只是在聊天。两个朋友在聊天。你不能记录。录音机更是不能用。”然后，仿佛这还不够使我困惑，他又加一句貌似毫无逻辑的话 ：“你也绝对不可以告诉别人我和你见面绝对不行！”

——《巴黎岁月》 第48、52页

我们坐在各自常坐的地方聊着这一切。波伏娃坐在她的长沙发上，我坐在离她最近的宝贝小椅子上，我们之间摆着咖啡桌。最初几次会面之后，她很快就不再使用自己的录音机，也不再摆上她的“工作”装备。她的钢笔一直盖着笔帽放在小碟里，她也从不使用旁边的小记事本。但是，我仍然在小文件卡上准备问题，并把它们放在我自己的录音机旁边。我拿着速记本，在谈话的时候随手记录，记下来的内容五花八门，包括我偶尔需要去查的法语单词或短语。她的词汇如此丰富多样，以至于我有时不确定理解得对不对，需要向她求证。有时候，我让她的朋友们听一些录音，给我提供准确的解读和翻译。

我把她更为放松的态度看作信任增强的迹象，但她仍然需要把我看成工作中的专业人士，我的小档案卡有时也会带来麻烦。在大多数采访中，我们一边谈着，一摞卡片很快也分成两摞，一边是问过也答过的问题，另一边是还没问的问题。有时候，当我看到某个问题引向一个她可能不想触碰的敏感领域，我会试图把那张卡片塞到没问的那摞卡片的最底下，等到更有利的时机再问。她非常敏锐，观察力极强。“那是什么？”她会问。“没什么，不重要，”我尽量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咱们可以留到以后再说。”她不屈不挠，“现在就问。”她会坚持，我则尝试提出各种不会引她发怒的假问题。我编出来的东西常常无聊至极，以至于我知道她知道我是在瞎编！

但她偶尔的确会勃然大怒，比如，当我逼她谈谈她和萨特在战争期间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的时候。有一次采访，毫不夸张地说，她从她坐的老地方跳起来，站得比我见过的任何情况下都直，大喊 ：“采访结束了！你必须立刻离开！”我对她的突然爆发感到震惊，不知该怎么办，但既然她站着，我也站起来。我肯定是犹豫了太长时间，因为她不停地大叫 ：“走吧！走吧！”我尽可能快地把东西都收好，大衣穿了一半，围巾挂在脖子上直绊脚，朝门口走去。我的动作显然不够快，因为她在我后腰猛推了一把，“砰”的一声关上门。

——《巴黎岁月》 第285页

为什么和名人的朋友

打交道比跟本人打交道还累？

我在萨缪尔·贝克特的世界里出现，这个消息似乎在我还不认识的人中间引发各种各样的密谋，尤其是学术圈。鉴于我当时还在学习如何创作传记，1971年在巴黎见过贝克特回国以后，我最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联系所有写过他的人。到1973年夏天，我要在巴黎度假的消息已经传开。每当我请求别人合作，我要写贝克特这件事就会引发各种反应。达特茅斯学院的劳伦斯·哈维把贝克特1961年给他的所有材料都复印给我，那年他打算写一部传记批评研究。后来，他把这些材料交给达特茅斯学院图书馆，其他学者可以借阅。当时在耶鲁的理查德·艾尔曼对我说，他绝不会答应接受我的采访，因为如果他有什么关于贝克特的话想说，他会自己写。在戴维斯加州大学教书的鲁比·科恩对我态度轻蔑，但她教的一些研究生当时正在写贝克特，因此她希望我能和他们分享我的发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休·肯纳没有给我回信。在英国雷丁大学任职后来成为贝克特传记作者的詹姆斯·诺尔森告诉我，欢迎任何学者参考他主导建立的贝克特档案。他没有对我的采访要求作出回应。还有其他一些所谓的学者，都自称是“萨姆”的密友，吹嘘如何在蒙巴纳斯一带和他整夜狂欢畅饮。我核实他们叙述的日期，发现都站不住脚，因为这些所谓寻欢作乐发生的时候，贝克特甚至不在巴黎。就算在，他也已经基本戒酒。

还有一些出版人声称和贝克特关系特殊，认为我应该给他们版权——当然是免费的——这是他们恩赐给我的荣誉。我说已经签了合同，阿卡德出版社的珍妮特和理查德·西弗第一个受到冒犯，第二个受冒犯的是贝克特的英国出版人约翰·考尔德。理查德·西弗在 50 年代是贝克特最早的声援者之一，当时他在文学杂志《梅林》发表短篇小说。西弗夫妇是考尔德当时的妻子、歌舞演员贝蒂娜·约尼奇的好友，后者从没见过我，却来纽约告诉西弗夫妇，在伦敦人人都抵制我的这个项目，他们也应该让纽约的所有人都这么做。奇怪的是，她丈夫在考尔德 - 博亚尔斯出版公司的合伙人玛丽昂·博亚尔斯当时也在纽约，她请我吃午饭，恳求我和哈泼斯杂志出版社的拉里·弗罗因德利克解约，跟她的公司签约。我回答说，我对现在的情况很满意（其实是很兴奋），她就跑回伦敦告诉约翰·考尔德，他应该写一部贝克特传记，这样他们就可以赶在我之前出版。我后来和考尔德见面时，他笑着给我讲了这件事，说他根本没觉得我会写一本传记，所以他也不打算写。但是，等到1973年秋天，他（像其他很多人一样）开始认真对待这部传记，因为我所说的“赶浪潮效应”已经很明显 ：火车已经驶离站台，车里坐着合作的人。突然之间，各色人等都想跳上去。

——《巴黎岁月》 第65页

进来的女人深色头发，个头中等，身材苗条，大概50多岁，没看我就径直走到波伏娃面前。她们互致问候，交换了好几个吻，议论了下坏天气和交通拥堵。然后波伏娃转过来把“戴丽德”介绍给她的朋友西尔薇。对于这种直呼名字的亲近，我觉得我看到西尔薇脸上掠过一片阴云。于是，已经起身表示尊敬的我伸出手去，称她“女士”。

她认真打量我，但没作出反应，而只跟波伏娃说话。我安静坐着，面带微笑，没有企图加入。很快，西尔薇把我包括进来，解释说她只是顺便过来看看波伏娃晚餐想吃什么，现在去买。她准备走的时候，我说很高兴认识她，问她是否愿意单独接受采访。她似乎感到意外，明显陷入慌乱，直到波伏娃打圆场说 ：“西尔薇当然愿意见你。我们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再确定下日期。”

几天后，我来到西尔薇在曼恩大街的公寓。她还是一副警惕的样子，可以肯定，她只是被迫才见我。波伏娃已经提醒我要对西尔薇“温柔”，尽可能多地让她了解我要写的这本书。我感觉，波伏娃希望我向西尔薇保证，我无意取代她在她感情世界中的位置，也不打算尝试取代，我就按她说的做。

——《巴黎岁月》 第272页

什么是传记？

什么是真实？

博伊尔住嬉皮风的上海特地区，在弗雷德里克街。她穿着在当时当地都极典型的长裙，戴着厚重的原住民首饰，个子很高，身材清瘦，气度威严，观点鲜明，对贝克特的看法有极强的个人色彩。我一边拼命记录，一边意识到她说的每件事都得尽力查实。尤其是她不断坚称，关于她的宿敌佩姬·古根海姆我一个字也不能写。古根海姆是博伊尔的丈夫劳伦斯·韦尔的第一任妻子，30年代跟贝克特有过一段热恋。博伊尔告诉我，书里“必须”（这个词她说的时候加重语气并在后来的信里都用大写）对古根海姆一个字也不能提。结果，除了她对古根海姆的厌恶以外，她给我讲的一切都达到“真相”一词的各种后现代版本能够达到的最高限度。因此我把她看作可靠的信源。

第一次见面后，我又见过她几次。接下来的若干年，我只要在旧金山就会给她打电话。她通常会请我喝茶或者喝一杯葡萄酒（一小杯），显然希望借此听到贝克特的消息。因此，44年后的2017年，我认识记者扬·赫尔曼的时候听到一件怪事。赫尔曼也写过她。他告诉我，他在1987年采访她的时候，也就是她和他共同的朋友纳尔逊·阿尔格伦刚去世不久，她坚称一直拒绝给我任何帮助。她告诉赫尔曼，她从来都没跟我聊过，也建议她认识的贝克特的朋友都不要理我。我感觉很奇怪，因为我们彼此通信，特别是传记出版以后她马上给我写了信还大赞这本书。我真希望在她还活着的时候知道她对赫尔曼说了些什么。我会问她，为什么她认为从来没见过我，特别是因为我写的有关她在贝克特生命中扮演什么角色的内容有很多只可能直接来自她。

跟赫尔曼聊过以后，我一直在想博伊尔的事，因为她多变的记忆代表某种让我和其他很多传记作者困惑的情况。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对自己跟别人互动的记忆变得极度脱离现实，就像博伊尔跟我一样。我采访过的一些人夸大自己的作用，往往把自己说得跟贝克特关系很近。帮助过我的人有时候却想与传记保持距离，有些给我设置巨大障碍的人却忙不迭地宣布，没有他们的持续指导我根本写不成这本书。我在写这部传记回忆录和阅读朱利安·巴恩斯的著作《时间的噪音》时，也在思考记忆的这种把戏，故意忘记的把戏。巴恩斯写到肖斯塔科维奇记不得列宁回到俄国时自己是否去了芬兰车站。“他不再知道该相信哪个版本，”巴恩斯写道，“他真的去过芬兰车站吗？好吧，就像那句俗语说的，他像目击者一样说谎。”

——《巴黎岁月》 第66页

佩姬去世时还有一个妹妹，当时8岁，她的好友是一个德国小女孩，当年也8岁。会议的召集者很激动能找到这个老太太，邀请她分享在辛克莱家见到贝克特的记忆。她常常在镇上到处吹嘘说自己还记得贝克特的很多事情。她的到场被宣扬成某种特殊的讲演。她开始讲的时候，与会者全都挺直身子，屏气凝神。

她出身普通，没受过多少教育。她对辛克莱家的记忆逐渐展开，一个小孩子明显不可能观察到她描述的那种成年人的行为。当观众敦促她回答只有年龄大得多的观察者才可能回答的问题，她面红耳赤，慌了手脚，声音也变得很大。然后开始编造。她试图给观众留下好印象，他们想要什么故事她就现场编什么故事，因为她显然不大记得青年贝克特，甚至完全不记得。她一心取悦的样子令人难过。

最后，一位召集者打断她的尖声独白，感谢她到场，带她下台。经过观众席，她试图和人们目光接触，但多数人都拒绝看她。她显然觉得尴尬丢脸，我也为她难过。但是，这再次证明，传记作者必须权衡每一个记忆，然后才能把任何内容交付后世。如果不信任讲述者，就不能信任对方所讲。

——《巴黎岁月》 第279页

《巴黎岁月》

[美]戴尔德丽·贝尔 著

黑驹酒馆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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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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