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入狱的时候，不愿进去，大喊一句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

一个人靠着自己的本事爬上人生顶端，本是件该让人佩服的事儿。可要是站得高了就没了分寸，说不定就把自己活成了一场悲剧。

陈伯达算是特殊时期里绕不开的人物，他能走到那一步，全靠手里那支笔 —— 凭着笔杆子一路往上走，总算爬到了顶点。可登顶之后，他偏偏拐了个弯，走上了另一条路，最后把原本该光鲜的人生，硬生生变成了一场悲剧。晚年的时候，陈伯达自己都说：“我的一生就是场悲剧，我就是个悲剧里的人，希望大伙儿能从我的事儿里吸取教训。”

能这么给自个儿的人生下定义，可见陈伯达晚年是真琢磨透了，“悲剧” 就是他这辈子最贴的标签。既然是悲剧，那他的人生自然满是争议。

当年，他凭着扎实的理论功底，被毛主席注意到，后来成了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之后更是靠一支笔越走越顺，虽说有人骂他 “陈逆伯达”，但周总理也曾夸他是 “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还写过不少影响不小的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成了毛主席秘书里职位最高的，手上攥着不少重要差事，最风光的时候排到了第四位。本来靠着这身份，自己和家人都能风光无限，可他偏偏在这时候动了歪心思，笔锋往错处偏了，干了些不该干的事。就这么着，原本的荣光一点点散光了，后来的好些年，他只能对着铁窗后悔：当初为啥要走那条歪路呢？

人啊，有时候就是架不住那点利益诱惑，明知违背初心也敢干。刚干那些糊涂事的时候，或许能捞着点好处，可日子一长，那些好处就变成了扎向自己的刀子，把所有荣光都削得一干二净。

1970 年 8 月底到 9 月初，陈伯达从庐山回来，心里就跟明镜似的：自己要从云端摔下来了。回到北京，他闷头扎进自家那宽敞的四合院 —— 这院子原先是李克农的住处，后来给了他。陈伯达怕冷，住进来还特意修了条玻璃走廊。

平时陈伯达不抽烟、不喝酒，像样的衣服没几件，钱大多花在买书上，家里藏了六万多册书，还专门建了个书库方便翻看。可从庐山回来后，家里彻底冷清了 —— 之前是门庭若市，现在连个串门的都没有。他想躲进书房看书散心，可哪还有心思看得进去。

突然之间，他特别想见毛主席，就给毛主席的秘书打了电话，可对方总说 “主席在休息” 或是 “主席正忙”。陈伯达心里堵得慌，又接着给康生、周总理打电话想聊聊。康生压根没接，周总理接了，语气还挺亲切，这事儿陈伯达记了一辈子。再后来，他就失去了自由，连对外联系都不允许了。

1970 年 10 月 18 日，陈伯达正式被关了起来，没了自由。他的司机、秘书、保姆、女工也在这天被带走，之前的待遇全没了。后来算刑期，就是从这天开始算的，一直到 1988 年 10 月 17 日，不多不少正好满期。

曾经排到第四位的大人物，就这么摔了下来，过往的风光全成了过眼云烟。他在最初的关押地待了大概 10 个月 25 天。

1971 年 9 月 13 日，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可陈伯达对此一无所知 —— 那会儿他早就因为庐山会议被关起来了，对外界的事儿根本不清楚。

那天，陈伯达吃了安眠药，睡得很早。半夜里，突然有人喊他名字，声音很陌生。他迷迷糊糊睁开眼，就见几个穿军装的人站在床前。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人从床上拉起来，塞进了汽车。

汽车开了很久，陈伯达心里七上八下的，紧张地盯着身边两个表情严肃的军人。一路上静得很，除了车轮碾过石子的声音，啥动静都没有。就在这寂静的夜里，陈伯达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告别了属于他的那个时代。

没多久，汽车停在了一堵高墙跟前。陈伯达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是秦城，但下车一看，心里就明白了。

刚要进去的时候，他不肯挪步，大声喊：“我在阜平干过一件好事啊！”

这话很快传到了上面，他在狱里的日子居然真的好了不少。一开始，他住的地方差，只能睡草垫子，难受得都想过自杀。好在这情况没持续几天，待遇就改善了 —— 吃的比家里还好，住上了宽敞的房间，几天就有医生来检查身体，厨师还会问他对饭菜满不满意，这待遇确实不错。

那他在阜平到底干了啥好事呢？

1948 年 4 月 13 日，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到了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在这儿住了一个多月，5 月 27 日才去了平山县西柏坡。本来陈伯达要被派去苏联工作，可斯大林要派人来中国见毛主席，他这才没走成。

在阜平的时候，毛主席从早忙到晚，连饭都顾不上吃。有回警卫员送饭，毛主席忙着事儿没动；等警卫员热好再送过去，他还是没吃，只顾着对着地图琢磨。

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在阜平的消息本来没走漏，可被特务探听到了，国民党军队立马派了架 B-25 轰炸机过来。轰炸机的轰隆声惊动了警卫员，赶紧去叫毛主席去防空洞，可毛主席正忙得投入，没当回事。

这时候陈伯达也听到了声音，赶紧往毛主席屋里跑，一边跑一边喊：“飞机来了！飞机来了！”

他冲进屋一看，屋里已经有不少人在劝毛主席，随着飞机声越来越近，毛主席这才意识到危险，跟着大伙儿往防空洞走。

刚离开没多久，敌机就投下了炸弹，正好炸在院子里，院墙都炸塌了，真是险之又险。

这就是陈伯达说的 “阜平好事”—— 他参与救了毛主席。或许在他看来，自己立过这功，不该被关进监狱。可他再怎么挣扎，也改不了自己的命运，不过狱中的待遇能改善，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我觉得他提这事儿，说白了就是为了自保，不然也不会这时候翻出来说。他大概盼着靠这事儿改变被关押的命运，可终究没能如愿。

晚年的时候，陈伯达说起这事儿，还提过一段：“我真得感谢毛主席！我身子骨弱，要是没有毛主席关照，在监狱里早没了。可活着也难为情啊，我犯了这么大的罪，哪儿还有脸活着呢？”

1981 年，在那场举世瞩目的审判中，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几个月后，考虑到他年纪大、身体差，法院批准他保外就医，剩下的刑期在外面服完。为了方便家人照顾，国家让住在石家庄的儿子陈晓农来北京陪着他。到了北京，陈晓农就和父亲住在东郊一处民宅的六楼。

为啥选陈晓农呢？主要是他的几个孩子里，陈小达早早就没了，陈晓农在石家庄，女儿陈岭梅在南方，小儿子陈晓云自理能力不行，所以陈晓农是最合适的人选。

陈晓农到北京后，把陈伯达照顾得很周到，陈伯达也挺满意。最后，他就在这儿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1989 年 9 月 20 日，陈伯达在北京去世，享年 95 岁。

他去世后，骨灰被送回了老家惠安。兜兜转转 95 年，他终究还是回到了生命开始的地方。

对这事儿，你们有啥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