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晚年落寞去借钱，此人一句话没问就说：要多少杜先生自己填

“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

想必这句话大家都有所耳闻，它就出自曾经的上海“三大亨”，杜月笙之口。谁都没有想到，曾经那个跺跺脚就能让上海滩“抖三抖”的他，人到晚年，竟然会落得个借钱度日的田地。

可就算是这样，还是有个人一句话都没有多问，直接拿出支票，让他“要多少自己填”，这个人是谁呢？又为什么会这样做？

杜月笙这辈子，从底层孤儿混到江湖大佬，靠的就是“会做人”。

十几岁从老家江苏川沙跑到上海，先在水果店当学徒，后来进青帮，跟着黄金荣做事，再到自己开三鑫公司，搞违禁品、办银行，一步步把人脉织成了“网”。法租界巡捕房要听他的，工商界老板要敬他，连国民党的高官见了他，都得喊一声“杜先生”。

可1949年，解放军要渡江的消息传到上海，杜月笙慌了。他不是没见过世面，可这次不一样：留在上海，他以前跟国民党的牵扯太深，心里没底；去台湾？蒋介石那人什么毛病他知道，那可是妥妥的“用人朝前，不用朝后”，去了怕是要被软禁。

思来想去，他只能带着全家30多口人，还有从上海带出的40万美元，坐上了去香港的轮船。那时候的香港，挤满了从大陆逃过来的人，有富商，有官员，也有像他这样的“流亡者”。

杜月笙一开始还想撑住场面，在坚尼地台租了套三室一厅的房子，红木桌子和椅子都是从上海运过来的，厨子也带着，每天照样做红烧肉、鳝糊面，家里还摆着两桌麻将，想维持以前的“江湖排场”。

可排场，说到底还是要花钱撑的。家里30多口人，光吃饭每天就得买十几斤米，太太们以前穿惯了绸缎，到了香港也得买洋布做新衣服，孩子们上学要交学费，连家里的佣人都得开工资。

40万美元看着多，可怎么都架不住这么花，再加上那几年香港物价涨得快，没到一年，家底就见了底。

于是，他先是把宋美龄送的翡翠屏风当了，换了几万港币；接着又把门上挂的“杜公馆”木牌摘下来，卖给了收旧货的；最后连汽车都卖了，那车还是他刚到香港时买的，虽说不是什么豪车，可毕竟是个脸面，卖的时候他没敢去，让管家偷偷办的。

可就算是这样，短短1年过后，家里的银行存款就只剩不到10万港币，三姨太又得了肺结核，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光医药费就花了1万多。

账房先生拿着账本跟他报数的时候，杜月笙正坐在窗边抽雪茄，听着听着，手里的雪茄就烧到了手指头，他却没知觉，这还是他这么多年第一次为钱犯难。

杜月笙掐了雪茄说：“不行，得找人借点。”。他这辈子帮过的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当年在上海滩，谁要是缺钱找他，只要开口，少则几百，多则几万，他从来没皱过眉。现在自己难了，那些受过他恩惠的人，总该帮衬一把吧？

可事实证明，他想错了。

杜月笙最先找的是以前的门生，姓王，当年在上海做违禁品生意，被巡捕房抓了，是杜月笙花了几万大洋把他捞出来的。后来这姓王的去了香港，开了家进出口公司，听说生意做得不错。

杜月笙让管家先去递话，结果管家回来跟他说，王家的门房说“王先生去南洋考察了，得下个月才回来”。杜月笙心里清楚，这就是推脱，姓王的在香港的公司，上个月他还在报纸上见过广告，怎么可能突然去南洋？

可他还是不死心，第2天自己坐车去了王家公馆。门房见他穿得普通，直接拦在门口：“我们先生不在家。”杜月笙掏出怀表，那是当年法国领事送的，表盘上还刻着他的名字，说：“你跟你们先生说，杜月笙来了。”

门房愣了一下，进去通报了半天，出来说：“先生真不在，要不您留下名片，等他回来我转交？”杜月笙看着门房那副敷衍的样子，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没说话，转身就走了。

后来又找了以前的上海商会副会长，姓朱。当年姓朱的想在上海开银行，缺启动资金，是杜月笙借了他20万大洋。这次杜月笙没让管家跑腿，直接打了电话过去。

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听着挺热络，可等杜月笙客气了几句，说自己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借几万港币周转的时候，电话那头就沉默了，接着就叹了口气：“杜先生啊，不瞒您说，我这公司最近也不行，香港的生意不好做，货款都收不回来，我自己还想找人借钱呢！”

这么一说，他就明白了，最后也只能寒暄几句就挂了电话。这时候他才明白，以前在上海滩那些“交情”，全是靠权势和利益堆起来的。他有权有势的时候，人人都围着他转；现在他失了势，那些人就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

回到家，杜月笙坐在沙发上，连着抽了好几根雪茄，脑子里翻来覆去想，还有谁能帮他。突然，他想起了一个人：刘航琛。

刘航琛不是上海滩的江湖人，是做金融的，当年在重庆被人称为“四川财神爷”，手里管着川康银行，家底厚得很。杜月笙跟他的交情，不是吃吃喝喝来的，是在鬼门关前结下的。

那是1937年，淞沪会战打输了，杜月笙带着家眷躲到重庆，住在李子坝的租界公馆里。那时候他刚到重庆，根基还不稳，没少有人盯着他。

有天晚上，他去赴一个朋友的宴，坐黄包车刚拐进一条小巷，突然就冲出来几个黑衣人，二话不说就把麻袋套在他头上，塞进了一辆黑篷马车。马车跑了半个多小时，停在一个破庙里。黑衣人扯下麻袋，为首的那人张嘴就是要40万。

换作别人，这会儿早就慌了，可杜月笙反而笑了，他摸出怀表看了看时间，慢悠悠地说：“40万太少了，我给你们90万。”为首那人，以为他耍花样：“你耍我？”“我杜月笙说话算话，”他说，“多的50万，算给弟兄们的安家费。不过有个条件，这钱得找刘航琛要。”

那时候刘航琛刚接手川康银行，正在重庆整顿金融，跟杜月笙也就见过几面，算不上深交。可杜月笙偏偏指定要找他，这既是赌，也是信，他听说刘航琛是个爽快人，不会见死不救。

果然，刘航琛听说杜月笙被绑，还指定自己筹款，连问都没问细节，带着保镖就去了破庙。黑衣人怕有诈，只让他把钱放在庙门外，不准进来。杜月笙隔着门板喊：“航琛兄，劳烦你跑一趟。”刘航琛在门外应了一声：“杜先生放心，钱我这就去调。”

第二天一早，几辆马车拉着90万现大洋停在了破庙外。疤脸汉子数钱的时候，杜月笙跟刘航琛单独说了几句话，他低声说：“这是个套，有人想借绑票搞垮我在重庆的势力，这钱你先记着，以后我再还你。”

刘航琛没追问是谁设的套，也没提还钱的事，只拍了拍他的胳膊：“人没事就好，钱的事不用急。”就是这一句“人没事就好”，让杜月笙记了一辈子。那时候他就知道，刘航琛不是那种只看利益的人，是个能交的朋友。

现在自己落了难，不知道刘航琛会不会帮他？杜月笙心里没底。毕竟时过境迁，谁知道这些年刘航琛的心思变没变？

犹豫了几天，杜月笙还是决定去见刘航琛。他特意找了件最整齐的长衫，让佣人熨了又熨，还去理发店理了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落魄。

刘航琛在香港的寓所不算豪华，杜月笙坐着车到门口，心里还在打鼓，没等他敲门，门就开了，刘航琛居然亲自在门口等他。“杜先生，可算把你盼来了！”刘航琛笑着迎上来，伸手就拉他的胳膊，语气热络得像见了自家兄弟，完全没有一点轻视的意思。

进了屋，刘航琛给他倒了杯热茶，又递了根雪茄，没绕什么客套话，直接问：“杜先生，是不是遇到难处了？你尽管说，能帮的我一定帮。”杜月笙喝了口热茶，心里的紧张少了点，他搓了搓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航琛兄，不瞒你说，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家里人多，还有病人要照顾，想跟你借点钱周转。”

刘航琛没问他要借多少，也没问钱要用来做什么，直接起身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空白支票和一支钢笔，递到他面前。“杜先生，”他说，“这张支票你拿着，150万港币以内，你需要多少就填多少。要是不够，你再跟我说，咱们再想办法。”

杜月笙捏着那张支票，手突然有点发颤。他本来只想要50万，够付三姨太的医药费和家里这几个月的开支就行，没想到刘航琛直接给了一张空白支票，还说150万以内随便填。

“航琛兄，这……”他想说点什么，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刘航琛看出了他的心思，笑着说：“咱们之间还客气什么？当年重庆的事，我还没谢你信任我呢。这点钱不算什么，你先用着，不用急着还。”

杜月笙没再多说，拿起钢笔，在支票上填了50万。他知道，刘航琛虽然有钱，但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自己能解决眼下的困难就行，不能多要。填完支票，他起身要走，刘航琛留他吃饭，他婉拒了，他不想再给人家添麻烦。

走出刘航琛家的时候，太阳正好出来了，照在身上暖烘烘的，杜月笙这几个月来的委屈，好像一下子都散了。

有了这些钱，杜月笙家里的难关暂时过去了，可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后来他知道自己就快要不行了，就把家人叫到面前，当着他们的面把曾经别人找他借钱的那些欠条都烧了。

起初还孩子们还都不理解，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保护他们。当年找他借钱的人，如今基本上都非富即贵，如果杜家人真去要账，钱能不能要回来先不说，命都可能要丢。

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坚尼地城的寓所里去世，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