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统治与竞争：AI与人类能否共建“公共领域”？ | 社会科学报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逐渐介入我们的生活，如果有朝一日机器人产生自我意识，他们会渴望共同体吗？是加入我们的共同体，还是自己创建一个共同体？是将我们纳入他们的共同体，还是把我们从他们的共同体当中排除出去？如果我们想要同人工智能形成一个共同体，就不应该从“价值对齐”入手，而应该从“政治想象力”入手。无论如何，我们所要做的是为人类与人工智能可能形成的种种关系做好准备。

原文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员吗》

作者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陈高华/教授 黄智杰/硕士研究生

图片 |网络

经典电影《我，机器人》（I, Robot）、热门游戏《底特律：变人》（Detroit: Become Human）都表达了机器人引发政治问题的隐忧：假如机器人具备高度的智能，他们会反叛人类吗？2024年，特斯拉的“我们，机器人”（WE, ROBOT）发布会是对经典电影、热门游戏的一次回应，主语的单复数变化就已经隐含着政治哲学的意蕴，而亮相的“擎天柱”（Optimus）机器人则表明马斯克试图将“变人”带入现实。2025年3月，智元发布的GO-1具身基座大模型已经具备了在开放环境中持续进化学习和处理多种任务的能力。如果有朝一日这些机器人真的产生自我意识，他们会渴望共同体吗？他们是加入我们的共同体，还是自己创建一个共同体？是将我们纳入他们的共同体，还是把我们从他们的共同体当中排除出去？这显然是一个有关人工智能的政治哲学问题。

人工智能的两种政治性

考科尔伯格在《人工智能政治哲学》一书中如此写道：“人工智能既具有技术性，也具有政治性。”问题是，人工智能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政治性？

首先可以看到，政治性表现出动态演变的过程。从西方国家的一系列政治变革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政治性的两套话语体系：一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另外一种则是后人类主义的。黑人的平权运动与近来的性少数运动都是在人类中心主义范围内的政治化进程。后人类主义者则超出了这一界限，他们渴望将权利和尊严赋予此前未被关注到的对象，这些对象由于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基准下被确定为“非人类”而遭到了先验的排除，动物、生物、人造物（其中就包括人工智能）乃至更加普遍的“存在者”正在陆续进入政治的视野。

对政治性的界定需要在特殊与普遍之间达成平衡。不论是拒斥政治化进程而陷入同一性逻辑之中，还是沿着政治化的道路滑向无限制的差异化，都会使得政治本体论的建构走向错误的方向。因此，寻找一种能够平衡特殊与普遍的政治本体论，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阿伦特为我们提供了药方。她的政治本体论为我们提供了政治性的两项标准。（A）议题的可争辩性。在阿伦特看来，所谓的政治议题，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就是那些“值得公共地谈论”的事务；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则是那些“无法完全弄明白”的事情。现行技术条件下的人工智能尚不具有政治能动性，因此仅具有这一种政治性。（B）主体的政治能动性或政治能力。在阿伦特那里，政治能力包括行动、言说、思考、判断等，模糊地说，既能够表达差异，又能够维持同一的能力。具备政治能动性的人工智能在具有政治性A的基础上，同时还具有这种政治性，但是这一技术水平的人工智能尚未出现。

我们可以基于这两项政治性的标准，对人工智能加以审视。

作为政治议题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作为政治议题而被探讨的方式必须得到考察。它是被看作某个统治体系的构成部分，还是人类的竞争对手？或者，人类能够基于平等原则来谈论要不要将人工智能纳入到公共领域当中？

持有统治论观点的学者主要提出了两种类型的担忧：人工智能可能会强化现有的利维坦，或是缔造一种新的利维坦。在人工智能不具备政治能动性的情况下，人类统治者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操纵民众或增强自身，人工智能在此情况下仅仅“嵌入”到人类现有的统治体系当中。在人工智能具备政治能动性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将接替人类成为新的统治者，或者人类将被迫与机器同化。因此，这种观点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们不想要统治我们的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被用于统治我们。

持有竞争论观点的学者则认为，人类在与人工智能的竞争中落入下风，会造成人类的无用化甚至是人类物种的灭绝。首先来看人工智能不具备政治能动性的情况。吴冠军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他认为人工智能引发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激烈的“竞速革命”，人工智能的全面赋能就是人类的全面赋闲。当然，具备政治能动性的人工智能可能导向一种更高层次的竞争，其结果之一就是人类物种的灭绝。因此，这种观点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们不想要与我们竞争的人工智能，更不想要灭绝我们的人工智能。

技术物可能被用于强化统治，或可能在某些方面取代人类，并不是什么特别新奇的担忧。“人工智能是否会统治人类”确实是一个新问题，但是它并未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人工智能不试图统治人类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同他们建构出怎样一种合理的关系？因此，基于平等论看待人工智能就显得尤为迫切。那么，人类与人工智能能够依据平等原则形成公共领域吗？通过发展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思想，我们可以提出三种公共领域的模型，用以描绘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A）仅仅由人类组成的公共领域，（B）由人类和人工智能混合而成的公共领域，（C）仅仅由人工智能组成的公共领域。那么，公共领域的这种纳入和排除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尚未能够看到它的现实后果，但《底特律：变人》为我们搭设了一个虚拟舞台，它有可能成为对未来的预言。在该游戏中，由于产生意识的仿生人和人类之间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双方最终爆发了尖锐的冲突：人类政府对仿生人采取了镇压措施，而仿生人则要求他们的权利。马库斯（Markus）是这些仿生人中的卓越领导者，玩家可以操纵他以和平或暴力的方式来争取仿生人的权利。在和平抗议的剧情线中，仿生人要求人类倾听他们的声音，而人类也开始重新思考仿生人对于他们的意义，二者之间的公共领域初步具备了形成的可能；与之相对的是暴力反抗的路线，仿生人在人类之外开辟了新的政治共同体，他们将自己命名为一个新的民族。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剧情中能看到，即便是在马库斯所领导的仿生人组织耶利哥（Jericho）内部也存在着关于路线选择的争执，这一点揭示了仿生人的政治特性。

《底特律：变人》向我们提交出了两个思考人工智能的核心问题：我们要制造出一种具有政治能力的人工智能吗？如果我们制造出了具有政治能力的人工智能，我们应当赋予他们公民资格，甚至允许他们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政治体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回答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为具备政治能力的人工智能赋予政治地位，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制造出这样一种人工智能。并且，第二个问题所提供的两个选项具有不同的意义：前者意味着我们需要对现有的政治架构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技术境况，而后者则在相当程度上否认了这种可能。更进一步地说，我们能否同人工智能形成一个公共领域，首先取决于我们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但是，即便我们平等地看待人工智能，也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我们。这便将我们引向最为根本的问题：共同体如何生成？

人工智能的政治地位

一个事物可以从两方面被理解：一方面，它具有某些物理性质，比如硬度、柔韧性、密度等；另一方面，它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对象，比如一把做工考究的小刀可以是一件艺术品，也可以是用来切割猪肉的工具。事物的这两个方面在海德格尔那里被揭示为物性和世界性的区分，并且后者比前者更为优先。“世界”在阿伦特那里被更进一步地发展为一个人与人交往的场所，海德格尔的“共在”（Mitsein）被赋予更积极的意涵。我们可以凭借物性和世界性的区分，以及世界性所具有的交往意义，来为人工智能的政治地位辩护。

运用“物性”和“世界性”的区分对人工智能展开分析，要求我们不去关注人工智能的本质，而关注人工智能将如何被我们建构。从物性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或许不过是在电子设备中运行的冰冷算法，我们很难想象我们能够同这样的物件产生出一种“关系”。世界性的视角要求我们放弃这种机械的还原，需要关注的是在与人工智能的交往中所形成的那些观点、感受，人工智能于我们而言的“形象”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得到建立。因此，后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将被赋予更多认识论的内涵。

但是，在世界中与人工智能产生关联，并不足以赋予人工智能以政治地位。例如，我们虽然能够将宠物建构为我们的家人或伙伴，却并不能将它们建构为能够与我们谈论这个世界的政治主体。因此，人工智能若是要成为政治主体，不仅要在世界之中同人类发生关联，而且必须具有政治能动性。但问题在于，即便我们愿意将人工智能建构为与我们共享同一个世界的同侪，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这样做。其结果是，我们与人工智能的世界可能是相互隔绝的；在最坏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将与我们陷入战争状态。我们愿意承担这样的后果吗？

统治或竞争不是人类与人工智能可以形成的唯一关系。问题是，如果人工智能拥有自我意识，他们愿意和我们分享同一个世界吗？这一问题在今天恐怕没有答案，在未来可能也不会有。因为，世界的分立和隔阂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也是难以摆脱的困境。今天所说的“价值对齐”并不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既然人类与人类都无法对齐价值，那么又何谈人工智能与人类对齐价值？如果一定要让人工智能和人类对齐价值，那就只能是和某一部分人对齐价值。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同人工智能形成一个共同体，就不应该从“价值对齐”入手，而应该从“政治想象力”入手。无论如何，我们所要做的是为人类与人工智能可能形成的种种关系做好准备。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2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社会科学报》2025年征订

点击下方图片网上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