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江姐之子考中四川理科状元，体检不合格被刷后结局如何？

说到我国近代历史上的巾帼英雄，那真是数不胜数，在这其中，江姐的名字就是十分闪耀的一个。这“闪耀”是她用坚定的信仰和宝贵的生命换来的，她值得后世永远铭记。

江姐牺牲后，她的儿子就托付给了另一位母亲抚养。到了后来，孩子长大，还考上了四川的理科状元，却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刷了下来，后来他怎么样了呢？

1965年的四川，街头还留着几分战后的局促，书店里的课本常断货，学生们上课有时候还得自带小板凳。

19岁的彭云就在成都一所中学念高三，个子不高，瘦得像根刚抽芽的竹子，鼻梁上架着副近视镜，镜腿断了一根，用棉线缠了又缠。同学总笑着说他“眼镜比脸还重”，可没人笑他的成绩，从高一到高三，他的数理化几乎次次满分。

高考前填志愿，班主任特意找他谈话：“清华的老师都来问了，你要是想去，我现在就能帮你联系。”他却摇了摇头，笔尖在志愿表上一笔一划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班主任愣了：“哈军工是军校，要体检的，你这眼镜、这身体……”彭云没抬头，只说：“我爸妈当年为国家做事，我也想。”

他没提太多，可同学都知道，他“爸妈”不是普通人。

彭云3岁前都没见过亲生父母几面，生母江竹筠,1939年就入了党，那会儿还是个20出头的姑娘，为了掩护身份，党组织让她学会计，她就抱着算盘练到指尖起茧。生父彭咏梧是重庆市委委员，1943年两人假扮夫妻开展工作，后来假戏真做，1945年成了真夫妻。

1946年，彭云在成都出生，江姐生了孩子以后，月子都没来得及坐，刚能下床就又投入工作，只能把孩子托付给朋友。

1948年是彭云记忆里的“黑年”。先是父亲在组织武装暴动时牺牲，敌人把他的头颅挂在城门上示众，没过几个月，母亲江姐也不幸被叛徒出卖，关进了渣滓洞监狱。后来他才知道，母亲在牢里受了多少罪：竹签子钉进指甲，老虎凳压得腿骨作响，可敌人问不出半个字。

江姐在狱中用烧焦的棉花当墨，用磨尖的筷子当笔，写了封托孤信，托表弟带给一个叫谭正伦的女人，那是彭咏梧的原配妻子，在乡下种地，还带着自己的儿子彭炳忠。谭正伦收到信时，手里还攥着刚拔的青菜。信上没多少话，只说“云儿就交给你了，望他能走父母的路”。

她没有丝毫犹豫，当天就卖了家里的老母鸡，背着行李往重庆赶。那会儿她还不知道，江姐会在29岁的大好年华惨遭杀害，更不知道，自己这一接，就是一辈子的责任。

到了重庆，谭正伦才见到彭云，这时候的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见了生人就躲。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查，她带着两个孩子一年搬好几次家，有时候住柴房，有时候住废弃的仓库。

有次敌人上门搜查，她抱着彭云躲进床底，大气都不敢喘，直到听见脚步声走远，才发现孩子的衣服被汗湿透了。最难的时候，她连红薯都买不起，局势又实在紧迫，只能把亲生儿子彭炳忠送到孤儿院，自己带着彭云乞讨，就为了“保住烈士的骨血”。

新中国成立后，日子才安稳下来。谭正伦没跟彭云提过他的身世，只说“你爸妈去了很远的地方，要等你有出息了才回来”。

彭云从小就很懂事，知道养母不容易，放学就帮着挑水、做饭，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直到眼睛看不清才睡觉。后来学校排话剧《江姐》，他去看了，回来跟谭正伦说：“那个江姐好勇敢”，谭正伦摸着他的头，眼泪掉了下来，终于忍不住告诉他：“云儿，那就是你亲妈。”

从那以后，彭云学习更拼了。他知道，自己的“出息”，不只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两个母亲的期待。1965年高考，他考了四川省理科第一名，放榜那天，学校的喇叭里反复念他的名字，可他没去凑热闹，只是蹲在操场边，想着怎么跟养母说“要去哈尔滨”。

哈军工的体检是彭云人生第一次“碰壁”。

那天，他特意擦了眼镜，穿了件新洗的褂子，可到了眼科检查，医生拿着视力表来回指，他却还是看不清楚。医生在体检表上写下“高度近视，不合格”，他盯着那几个字，半天没说话。

后来他跟谭正伦说：“妈，我可能上不了哈军工了。”谭正伦没骂他，只是叹了口气：“不行咱就去清华，一样能为国家做事。”

可命运偏在这时拐了个弯。哈军工负责招生的老师整理档案时，看到了彭云的家庭信息：“父亲彭咏梧，革命烈士；母亲江竹筠，革命烈士”。

老师心里一震，立刻拿着档案去找院长刘居英。刘院长是老革命，听过江姐的事迹，翻完档案，他下了定论：“这孩子的志向跟他父母一样，不能因为眼睛耽误了。破格录取！”

录取通知书送到家时，彭云正在帮谭正伦劈柴。他拆开信封，手都在抖，谭正伦看着通知书，眼泪又掉了下来，这次是高兴的。出发去哈尔滨那天，谭正伦往他包里塞了几个煮鸡蛋，反复叮嘱“天冷要加衣服，别舍不得花钱”。

火车开动时，彭云从窗户里探出头，看见养母还站在站台，手在擦眼睛，他心里酸酸的，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

哈军工的日子比彭云想的还苦。冬天零下几十度，那时候条件差，宿舍里没有暖气，他就裹着被子看书，笔尖都冻得不好使；体能训练时，他因为瘦弱总落在后面，就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去操场跑步，直到能跟上队伍。

同学知道他是江姐的儿子，都愿意帮他，有次去渣滓洞参观，游客认出他，围过来要签名，几个同学赶紧把他拉到一边，换了件衣服，让他先溜走。

不过，彭云从来不主动提起自己的身份，只闷头学习。1970年毕业时，他被分配到沈阳一家军工厂，成了一名技术员。厂里的设备老旧，他就对着图纸一点点修，有时候加班到半夜，食堂没饭了，就啃几口凉馒头。后来他调到北京的研究所，还是保持着这股拼劲。

1975年，彭云想接谭正伦来北京住。他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可出发前一天，突然接到老家的电话，说养母高血压突发，没抢救过来。彭云拿着电话，半天说不出话，手里的火车票被攥得皱巴巴的。

后来他说，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没让妈享过一天福”。

1977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彭云又动了读书的心思。他白天上班，晚上复习，最后考上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几年后，国家刚开始公派留学，他又报了名，去了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人工智能。在美国的日子，他过得很节俭，靠奖学金生活，晚上还去餐馆洗碗补贴家用，可从来没缺过一堂课。导师说“彭是我见过最刻苦的学生”，毕业时，他的博士论文还被评为“年度优秀论文”。

有人劝他留在美国，说这里的研究条件更好，可他一开始没答应，毕业后就回了中科院，搞计算机系统研究。后来美国一家出版社看中了他的论文，邀请他担任主编，还让他在马里兰大学当教授。

彭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去了。他说想先学好技术再回国，可这一留，就留到了现在，但他始终保留着中国国籍，每年都会给国内的学生写邮件，讲他母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