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祥青：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 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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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正在推进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如何正确理解把握制度的核心要义，对于制度实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争议问题，如何找到妥善的解决思路与办法，下面着重从方法论层面讨论三部分问题。

第一，就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目的性。要准确理解把握一项制度的核心要义，有必要首先切入其价值目的性，这是制定制度的出发点，也是执行制度的归宿点，具有定向指航的功能和作用。虽然价值目的性与制度规范同在，但在制度的文本上，其表述往往是概括、原则和简约的，甚至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丰富与完善。

那么如何从制度实施伊始，就相对准确、完整地理解、把握价值目的性呢？以已知的关联事物为参照，在比较异同中获得具体认知，这是行之有效的认识路径。于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目的性是什么呢？

从域外视野看，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具有可参照性，二者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

①适用的阶段不同。诉辩交易仅仅适用于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控辩双方达成认罪协议，经法官审查确认即可生效，以快速结案、节省司法资源为特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刑事诉讼全程，以最大限度地减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为宗旨。

②适用的案件范围不同。前者仅适用于证据数量较少、指控胜诉几率不大的案件，以利益交换、各得便宜为追求。后者则适用于所有案件，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坚持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讲求办案效率。

③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前者以撤销或降低指控等方法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从逻辑上讲可以偏离案件事实，追求快捷结案。后者则是以依法从宽处罚为主旨，以实行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之综合协调解决方案为策略。

从国内法制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进一步应用与发展，明显呈现出新的特点：

①在实体上特别强调认罚，其中包括努力修复受到损害的社会关系，这是本制度给予被告人更大幅度的从宽处罚的重要事实根据。

②在程序上增设了速裁程序，使实体与程序规范融于一炉，使繁简分流、分类施策的司改措施在制度上得到全面落实。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总括性的认知，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是效法域外构建的一项全新制度，而是深入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展成果。鉴此，适用本制度既要与现行有效的坦白、自首、立功等制度做好相互衔接，又要与主要追求诉讼效率的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划清界限。

综上所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与刑事诉讼的全程，其追求的价值目的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①通过认罪，降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

②基于认罪，适度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③基于认罚及修复受到侵害的社会关系，减轻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这是具体适用本制度时应当适时把握的方向指南与从宽处罚的考量依据。

第二部分，我们再来讨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范含义。解读法律制度规范，通常需要关注两个要点：一是制度规范的明确性，二是制度规范的周延性。前者是实现行为指引功能的必要条件，后者是发挥裁判尺度功能应当具备的内在品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究竟蕴含怎样的“微言大意”呢？

认罪的认定要点

我们首先说一说认罪的认定要点。一般说来，需要把握四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审查认罪态度的自愿性与真实性，即被告人是否认可或接受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这时，还应当追问一下被告人有无一定的辩解，适度的辩解并不影响认罪态度的真实性，相反，有助于澄清案件事实或者消除被告人的思想疑虑。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只要从宽处罚，所有的都认了的盲目认罪现象，我们尤其需要审慎对待。

第二个要点，就是要审查犯罪事实的完整性，包含犯罪事实基本要素，也就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齐备性，还有就是犯罪行为过程的连贯性，包括起因、经过和结果的相对完整性，以及罪前罪后表现的充实性。如果被告人刻意隐瞒前科劣迹，或者唆使他人故意作伪证的，则可能影响认罪态度的真实性。

第三个要点，就是要审查犯罪证据的充实可靠性，尤其是针对疑难复杂案件，有必要从三个方面审查证据：

一是现有证据能否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链条。二是运用逆向思维进行审视，一旦被告人翻供，其余的证据能否支撑证据的完整闭合性。三是先供后证，以及非亲历犯罪不能说明的细节，这样一些证据是否专门梳理、单独列明。因为这一部分证据的证明力，以及在应对翻供现象时的作用，是需要引起特别重视的。

第四个要点，就是要审查被告人的罪责大小，这是事实认定的落脚点，也是认罪认罚案件中容易产生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在单位犯罪、共同犯罪等被告人人数较多的案件中，因各名被告人的地位、作用究竟如何，犯罪动机有无差异，以及被害人有无过错等，这些因素影响罪责的大小，但由于各名被告人的认罪态度较好，反而可能疏于具体的甄别、审查，以致影响认定罪责的准确性，削弱办案质量。

简言之，认罪态度的自愿性、真实性，必须以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及证据为支撑。哪怕是适用速裁程序，法官也应以审查被告人是否如实交代罪行作为重点，谨防笼统认罪可能带来的冤、错案件的风险。

认罚的认定要点

第二就是认罚的认定要点。认罚不能止于口头表态，重在实际行动，以及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实际效果。在自由刑与财产刑两种主要的刑罚措施中，认罚财产刑的情况更加值得关注。实际操作中，有必要把握四个要点：

①认罚态度的诚恳性。认罚以具备受罚能力为前提，只要被告人尽己所能，努力退赔，哪怕仍然有所缺额，也可以认定诚恳受罚。反之，如果被告人故意隐瞒个人财产状况以及支付能力，则不能认定为认罚。

②审查认罚内容的完整性。除主刑和附加刑之外，认罚的内容还包括刑法相关条款规定的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赔礼道歉，以及追缴一切违法所得等非刑罚处罚措施。对于实践中出现的有的被告人接受主刑、附加刑的处罚，但故意隐瞒大宗赃款、赃物的去向，或者个人违法所得的金额，对此应当记录在案，在评价认罚程度时，体现出区别对待。

③认罚行动的主动性。认罚行动可能表现出一定的过程性，对此，应当结合被告人的罪前收入水平、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综合作出评价，不能简单地以金额大小或者侦查起诉的时间节点作为标准，断然做出负面或者否定的结论。

④修复受损法益的有效性。相对于坦白、自首、立功的被告人来说，有效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这是获取更大幅度的从宽处罚的主要事实根据。也就是说，从宽处罚必须基于事实与法律的规定，并非仅凭表态就能获得便宜。

评价修复受损的法益，应当遵循填平原则。虽然没有完全填平损失，但被告人的真诚努力感动被害人或家属，并取得谅解的，可以认定修复的有效性。反之，虽然能够填平经济损失，但被害人或家属不愿意接受赔偿，并给予谅解的，一般说来，就不能认定修复的有效性。当然，如果被告人尽心尽力地赔偿，实因个别被害人或者家属要价过高，致使被告人不能取得谅解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鼓励真诚悔罪的司法认定。

从宽的适用要点

第三就是从宽的适用要点。从技术规范的角度来看，适用从宽处罚有必要把握三个要点：

①从宽处罚的基础。从宽处罚必须首先确定起始点，这就是基础刑。基础刑通常依据危害行为的主客观社会危害性程度来判定，也即犯罪的事中事实及情节乃是基础刑的决定因素，诸如少年犯、老年犯，犯罪预备、未遂、中止等事中量刑情节，均应当包含在其中，应当实施一体评价。相对而言，认罪认罚情节属于罪后表现，原则上只能对基础刑的轻重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二者在量刑中呈现出主辅事实的关系。

②从宽处罚的根据。从宽处罚应当注重以事实为依据，主要通过三个方面的事实来确定，即前面讲到的法律价值目的性的实现程度，应当成为从宽处罚的主要考量因素。具体来说，就是被告人因认罪认罚而显现的人身危险性降低，给诉讼效率带来的经济便利性，以及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程度，各自产生多少从宽处罚的分量，应当逐项进行量化评价，在量刑中充分体现出来，在裁判文书中阐述清楚明白，以实现刑罚的行为导向功能。

换言之，从宽处罚不能缺失事实根据的专门评估与充分说理。如果单纯依据经验感觉，笼统为之，既可能埋下办案质量不高的隐患，也可能提供恣意裁判的温床。

从宽处罚的比例

第三个要点，就是从宽处罚的比例。实施从宽处罚，一般应当讲求三重比例关系：

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的比例关系。前者是决定刑罚的基础，后者只是调节因素。落实到具体量刑活动之中，及罪前罪后表现等表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因素，其所产生的刑罚量，原则上以不超过基础刑轻重的二分之一为限度。但是，如果与事中事实、情节等综合进行评价，属于情节轻微或者情节显著轻微的，也可以适用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三个主要的从宽处罚事实根据之间的比例关系，即在从宽处罚的幅度之内，三个事实各占多大比重，应当根据具体案情确定合适比例。在侦查、起诉、审判的不同阶段，认罪认罚的从宽处罚的比例关系，即阶段不同，从宽处罚的幅度应当有所区别，借此共同体现制度的导向功能。

第三个部分，我们再来讨论实践中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精细构建的法律制度，也会遇到事实上的边缘模糊地带，或者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常规破解之道在于，遇到边缘模糊时，以价值目的性作取舍；面临变异多样时，以系统协调性作连接。下面以参与主体为视角，依次讨论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被告人忽略指控罪行，但是只求从宽处罚的结果，这个时候如何妥善处理。实践中，确实存在有的被告人对于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责认识模糊，或者不求甚解，抑或对于依法辩护、辩解不抱希望或信心，进而放弃辩护权利，只求从宽处罚结果。如果这种情况恰遇指控失误或者瑕疵的话，这类案件就很可能酿成冤错案件。

这类问题因放弃辩护权利而起，解决之道自然也在于强化权利保障。我们主张，推进分道辩护制度，即鼓励辩护律师依法进行罪轻或无罪辩护，这是源头防治之策。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下面几个：

一是要及时发现问题，保证辩护律师适时提供法律援助。一旦值班律师发现犯罪嫌疑人不能说清犯罪事实而认罪认罚，则应接续担任辩护职责，或者提示司法行政机关派遣指定辩护人。

二是检察官、法官应当依法保障辩护人正常履职，不能以被告人已经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为理由，不予抗辩或者不准抗辩。

三是辩护人应当先行告知分道辩护事项，以便法庭做好相应的准备。如果被告人已经具体承认犯罪事实，辩护人只能就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罪轻或无罪辩护，不能以证据不足为由诱导被告人否定已经承认的犯罪事实或相关情节。如果被告人此时认可辩护意见，则应视为不认罪案件，依法审判。

第二个问题，检察官如何提出精准量刑建议，对于被告人上诉的，有没有必要予以抗诉。精准量刑建议，应当以查清全部案件事实、情节，先行履行完毕必将判处的法律责任和义务为条件。对于案件事实、情节已经确定的，提出精准量刑建议自无问题。如果案件事实、情节尚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譬如被告人的检举揭发尚在核查之中，或者被告人的先行履行行为还在取得进展，如赔偿金尚在筹措到位的过程之中，这个时候提出精确量刑建议就不合时宜，因为后续的事实完全可能与精准量刑建议不尽符合，从而导致建议无效。

这个时候，采用复合量刑建议模式是合适的，也就是幅度限缩 + 附条件的精准量刑建议。举例来说，被告人犯应当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可以根据被告人已经认罪认罚的进度，建议在两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之内判处刑罚。如果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履行完毕，可以判处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这就是复合量刑建议模式的基本范式，借此既可避免单纯采用幅度量刑建议可能失之于宽泛而激励程度不够的问题，也可消除硬性采用精准量刑建议可能失之于有效性的缺憾。

至于被告人因各种原因不接受判决又上诉的，检察官不妨依据上述理由，对于判决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力大小，来决定是否提出抗诉。

第一种情况，就是被告人的上诉理由概括笼统，或者仅就适用法律提出疑问的。这种情形，大多属于利用上诉权利，期待博取更多的从宽处罚机会，表明其认罪认罚的态度有不诚之过。对于这种情况，可以由二审法院采用书面审理方式，审查之后，径直驳回上诉即可。

第二种办法，那就是如果被告人提出上诉，提出新的事实或证据，致使二审通常需要开庭审理的。这就表明了一审判决据以从宽处罚的两方面的事实根据都发生了动摇，即被告人因认罪认罚而表明人身危险性程度降低，与提升诉讼效率都有了改变。于是，一审判决确有不当，符合通过抗诉加重判处刑罚的法律规定，对此可以提出抗诉。

第三个问题，法官如何采纳量刑建议，实现量刑规范化。对于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法官应当给予高度重视与充分的尊重。如果发现量刑建议失准或者失衡的，建议采用两种方式予以处理，即既可以提议检察官重新提出量刑建议，也可以径直予以调整，做出裁判。但是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都需要充分阐明裁判理由与调整的依据。也就是量刑是法官的法定职责，不能因为各种原由而履职不力，或者推卸责任。在此，所有的考量均以坚持公正裁判为依归。

建议法、检联手，共同制定常见多发犯罪分级量刑指南，用以规范日常裁判操作。在技术路径层面，不妨把握两个要点：

①优先选取常见多发，且配置较宽幅度法定刑的犯罪，为先行规制对象。反之，适用较少或者法定刑幅度较小的犯罪，则相对缺少规范的必要性。

②制定量刑规范，应当以尊重、保障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为考量。规范并非制定得越细越密越好，由于犯罪现象的多样复杂性，规范过于细密，也会暴露出缺少适应性的弊端，疏密程度以便利操作解决突出问题为适宜。

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制定相关的量刑规范，大致可以考虑分为三个层级：

①重点激励级，即对于一审判决前较好实现三项价值目的性的被告人，可以在基础刑二分之一的幅度内判处适当的刑罚。

②一般鼓励级，即对于较好实现其中两项价值目的，如认罪认罚行为既有助于司法经济性，也表明降低人身危险性，只是赔偿被害人损失没有完全到位，或者并未取得谅解这样一些情形，可以在基础刑三分之一的幅度内判处刑罚。

③有限肯定级，即对于二审阶段才实施认罪认罚行为，可以根据实现三项价值目的性的程度，在基础刑四分之一的幅度的范围之内判处合适的刑罚。

毋庸讳言，以上只是粗略的构想，具体规范有待审慎斟酌制定。

第四个问题，就是如果被害人一味要求严惩，对于诚恳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如何做到妥善处置。一方面，被害人是法律保护、安抚的对象，不能以任何理由被苛责，乃至第二次受伤害，这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立场。但是，对于有的被害人只考虑情感因素，甚至提出过高或无理的要求，司法机关也不能放弃原则，给予支持。另一方面，被告人真诚认罪悔罪的态度不应被否定，弃恶从善的行动应当被接纳，这是执掌刑事法度时理当竭力平衡的天平砝码。

于是，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努力修复受损社会关系，只因被害人要价过高或未取得谅解的情形，法律应当考虑提供纾缓的渠道。建议修订、完善被害人救助基金管理制度，引导被告人将足额的赔偿金额缴入公共被害人救助基金账户，既使良善行动有落地之处，被告人依法可以同样获得从宽处罚的机会，也使被害人得到一定期限的回旋余地，当真正需要摆脱生活困境时，可以便捷地获得更多的资助或帮助。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设想，实践中不妨试点尝试。

今天的讨论就到此，谢谢大家的聆听。

视频拍摄、剪辑：龚史伟

值班编辑：卜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