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病取代传染病，成为人类头号杀手：企业如何操纵了你的健康？ | 社会科学报

超市里商品琳琅满目，似乎给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健康选择。然而，美国健康科学的研究者们发现，部分企业会通过干预研究结果和相关政府工作的方式影响民众健康，其影响力不容小觑。近日，《新科学家》专栏作家格雷厄姆·劳顿（Graham Lawton）发表了相关评论文章《企业实际上比你更能掌控你的健康吗？》（Do Corporations Aactually Have More Control over Your Health than You?）。

原文 ：《企业对民众健康的影响不容小觑》

作者 |李彦文

图片 |网络

由传染病到慢性病的转变

如果在超市购物时，你脑子里不停地考虑着营养问题，就会导致焦虑和选择困难症。当你推着购物车走向麦片等谷物食品区时，会看到连绵不断的货架走到跟前，却面临一个令人焦虑的困境：是买低糖的格兰诺拉麦片，买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还是买加了美味小巧克力块的？超市可能有点让人眼花缭乱，但至少并不缺乏提供给消费者的选择。我们似乎可以掌控自己的食物和生活方式，可以做出让自己更健康的决定，也可以承担可衡量的风险——毕竟，如果不能偶尔吃一点巧克力，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SCF）教授、健康科学家特蕾西·伍德拉夫（Tracey Woodruff）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担任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EPA）研究员期间，她亲眼目睹了部分企业为掩盖其产品危害所采取的各种手段。此外，还有一些产品导致环境中得有毒污染物不断增加，即使是最精明的消费者也无法避免。

自1990年代以来，全球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最大的负担来自传染病。现在，传染病的负担有所下降，但如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肥胖症这些疾病的增加速度超过了传染病的下降速度。这是一个突然的变化，并非遗传因素造成。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某些工业物：空气污染（化石燃料造成）、糖和超加工食品、烟草、化学品和酒精。根据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HMIE）的数据，这五大领域造成的死亡负担占全球死亡负担的近30%，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作为公共卫生界人士，如果想要解决日益加重的慢性病负担，就需要正视部分企业可能增加疾病传播的事实。像蚊子这样的传染病媒介，是一种生物体，它携带传染性病原体，并通过吸血等方式将病原体传播给另一个生物体。部分企业也会通过生产产品或排放污染物来传播有毒物质，这些污染物会危害甚至杀死人类。如果要预防这些疾病，就必须研究这些企业造成疾病的方式。

对科学研究结果的干预

事实上，有些美国企业会资助有利于其产品的研究，并成立像“烟草研究所”这样的行业贸易组织，以掩盖其公司对此类有害研究的直接资助。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2005 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揭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案例。雷诺烟草公司（R.J. Reynolds）、布朗-威廉森烟草公司（Brown & Williamson）和其他几家烟草公司资助了一位科学家担任某期刊论文的第一作者，该论文对拟议加强的磷化氢农药安全限值提出质疑——这些公司正是使用该农药对储存烟草进行熏蒸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该科学家担任主编的一份期刊上。

此外，由于企业在推广信息的方式上有选择性，它们也可能在研究结果发布时歪曲事实。最终，大公司会比人们自己对个人健康的影响更大。为什么企业对研究的方向和结果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在想要获得研究资助是比较困难的。美国现任政府提议削减研究经费，申请资助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人们正在寻找其他资金来源。此外，环保署作为少数几个有权影响美国所有行业的联邦机构之一，正成为许多公司积极参与活动的部门。这些公司努力使自己的产品获得批准，其结果是，似乎每种化学品都有自己的说客。在某些情况下，企业还会聘请前环保署员工担任顾问，提供战略建议。

早在1990 年代，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位教授斯坦顿·格兰茨（Stanton Glantz）收到了一些来自烟草行业的内部文件，他做出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将所有文件都存入图书馆，这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行业文献图书馆的起源。该图书馆的价值在于，你可以了解行业人士亲口说出的观点、他们掌握的知识及他们何时掌握知识。目前，已有超过一千篇研究出版物使用该图书馆来探究企业如何影响科学和监管流程。从那时起，图书馆又陆续增加了其他馆藏，例如制糖和制药行业的文献、涉及永久性化学品的少量资料、受石棉污染的滑石粉和草甘膦（某些除草剂中使用的活性成分）等物质的相关文献。最近，还增添了一些来自阿片类药物行业的文件。这些文件很可能从未打算公开发布，获取的渠道各异。查看这些文件我们会发现，这些公司采取了共同行动——共享策略，相互合作，有时雇佣相同的说客，有时拥有相同的掩护组织。

摆脱企业对个人健康的操控

这一切意味着个体对自身健康的掌控力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弱。这并不是说人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健康，而是有很多结构性因素使其变得困难。食品体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你走进杂货店时，超加工食品占据了很大的空间。据估计，商店里大约70%的食品都是超加工食品，这使得人们很难避免接触这些产品。

空气污染是另一个典型例子：如果你住在污染源附近，你无法控制你呼吸的空气的质量，而企业宣传通常暗示我们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烟草报纸的报道思路之一是，将责任归咎于个人：“都是你的错，你没锻炼，你饮食不良，你吸烟。”这些责备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阻碍了解决问题更有效的途径——政府监管。有时消费者可以做出健康的选择，但当涉及某些因素，例如空气污染时，人们就难逃其害。

作为消费者，我们能做什么？首先，我们可以采取个人行动来减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例如减少塑料的使用和在家中安装空气过滤器。人们也可以向市场发出信号，不去购买那些有害产品。其次，要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公民活动，因为需要政府采取行动来实施系统性变革。公民们要去登记投票，真正地去投票，然后告诉政府官员你想要什么。企业有盈利动机，它们只对股东负责，不对公众健康负责，所以我们必须强制推行这一政策。再次，我们还要找到对抗企业影响的具体方法。比如，将存在经济利益冲突的人员从所有政府审查委员会中剔除出去。国际致癌物研究机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部门，负责审查环境因素致癌可能性的科学研究，该机构于2015年就制定了这类政策。在评估科学证据时，识别并解释研究资助中的任何经济利益冲突都是重要的，这才能确保证据评估更加稳妥，不含偏见。最后，要增加政府对科学的资助，使科学家不必依赖行业资助，这将有助于减少企业的影响。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2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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