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维尔：当知识分子自诩上帝、歪曲正义，就是社会的灾难

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就是常常忘记自己不是上帝。

——托马斯·索维尔

知识分子，通常被大众视为“智力超群、富有担当”的群体。但是，这些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总是在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全军覆没”、甚至判断力还不如常人。

比如，1930年代，萧伯纳、罗曼·罗兰访问前苏联后，为斯大林大唱赞歌；萨特考察纳粹德国后，评价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和法国差不多”，此时，犹太人已经被关进了集中营；二战前夕，罗素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削减军备；乔姆斯基曾经为红色高棉辩护......

对此类现象，美国思想家托马斯·索维尔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在传播“可能有害的观念”时，可以毫无顾忌。在观念的后果产生后，他们也心安理得——无论带来多少灾难，都不会影响他们继续扮演“社会良心”。

这样的事情还屡见不鲜......

巧言令色，全身而退

193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一个名叫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的年轻记者孤身犯险，勇敢地揭露了真相。然而，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对苏维埃“伟大的社会实验”怀着无比美好的理想。琼斯冒犯了他们的理想，因此他们拒绝承认琼斯的报道，并且发起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华尔特·杜兰迪（Walter Duranty），发表文章进行驳斥，暗示琼斯是一个骗子：“这里没有饥荒，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杜兰迪因此被前苏联和知识界奉为座上宾，并获得了普利策奖。颁奖辞如此形容他的报道：“富于学识，深刻，判断无偏见，也极为清晰”。而琼斯先生因为拒绝妥协饱受污蔑，惨遭新闻界驱逐。1935年8月琼斯深入蒙古采访、报道，被土匪绑架，死于非命。

▲电影《琼斯先生》

多年以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乌克兰大饥荒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档案解密之时，琼斯和杜兰迪都已经作古。然而，普利策委员会拒绝收回给予杜兰迪的奖项和致敬辞，他们给出的解释是：“没有证据表明杜兰迪是在刻意欺骗”……

这个真实且讽刺的故事，就是电影《琼斯先生》的原型。最早让这个故事广为人知的，则是托马斯·索维尔的名著《知识分子与社会》。

他在书中得出结论：知识分子有一种让人惊讶的特权，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

传播“虚假正义”，误导公众

花言巧语还不算什么，知识分子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常常制造了种种意识形态、虚假“社会正义”，误导公众。这些“虚假正义”也被索维尔戳破。

首先，在索维尔看来，任何社会都混杂着善与恶，人类历史上从未缔造过完美的社会，未来也不可能有真正完美的、理想的社会。好的知识分子，不会承诺最好的东西，而是小心的去选择最不坏的那个。就像丘吉尔所言“与其他制度相比，民主只不过是最不坏的。”

但知识分子总是枉顾人性的复杂，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在头脑中构建一个完美的改造社会蓝图，认为一旦实现了，就会建成人间天堂。

因此，索维尔在《社会正义谬误》一书中提出了“知识谬误”这一概念，它提醒人们要警惕那些对理据置若罔闻、对证据视而不见、只顾着自吹自擂的精英知识分子，因为真正制造灾难的是他们。

其次，索绪尔认为，人类是观念的生物，观念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处理观念”，然而他们却常常轻视观念，忽视观念带来的后果。他们从现实世界出发，要么用理念迎合民众，或者谄媚权贵。

但公众则很容易成为知识分子们媚权、媚俗的棋子。

那些社会正义的倡导者们自以为能轻而易举地安排广大社会中的不同成员，就像能轻而易举地摆布一副棋盘上的不同棋子。然而他们常常事与愿违，计划落空。这就是书中所提到的“棋子谬误”。

除此之外，还有“种族谬误”“机会均等谬误”......

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制造的“虚假正义”。而它们都被记录在了美国思想家托马斯·索维尔的《社会正义谬误》一书中。

索维尔的批评总是直言不讳，令人生畏。

他的文章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却从不以口号或情绪取胜，而是以渊博的知识、严谨的论证、翔实的数据，揭露对手的逻辑悖论和道德陷阱。

他的作品总是直面最尖锐、最重大的公共议题。

在《歧视与不平等》中，他抨击“文化无高低”：“那些声称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人从未解释过，为何这些文化的后果却是如此的不平等。”

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他抨击乌托邦情结：“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性，任何东西都无法完全满足所有需要它的人。但政治的第一课，就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

他对知识精英的批评尤其剧烈，在其世界名著《知识分子与社会》中，他抨击罗素、萨特、萧伯纳、罗曼· 罗兰、乔姆斯基等著名知识分子：“他们有一种让人惊讶的特权，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却不用为其后果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