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 谁是农民

贺雪峰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是众所周知拥有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最少的群体。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流下了辛勤汗水，自身处境却普遍较为一般，因此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农民"一词自带情感能量。20世纪90年代，因为农民负担重，干群关系紧张，"三农"工作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中央连续20多年出台涉农一号文件，充分说明了农民问题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

对于农民，仅仅关心还不够，还要对其有深刻的认识。从根本上讲，农民的重要性在于农民阶级的力量。正是农民作为主体参加土地革命，才带来了社会重建；农民在人民公社时期的积累为中国工业化做了贡献；分田到户、乡镇企业都来自农民的创新精神；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廉价优质劳动力让中国制造天下无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经济持续高速成长，中国出口导向策略的成功，农民功不可没。可以说，新中国70多年，农民一直作为积极能动的主体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农民一直是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支持力量，这与世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差异极大。而且，正是农业、农村和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中国现代化进程才保持了超乎寻常的稳定。

现代化的过程一定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一定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一定是打破传统观念与生活方式并向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将一直以来占中国人口最多数的农民改造成为城市现代公民的过程。农民人数众多，无论是进城还是改变生活方式，他们都必须要自己努力积累改造的资本。现代化的过程也可以说就是改造农民的过程，农民愿意接受这个改造，积极参与这个改造，是中国现代化之所以顺利和中国可以创造现代化奇迹的关键之一。

进入21世纪，中国开启了高速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也就是农民进城。农民进城并非全家一次性搬进城市，而总是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先进城，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可以安居下来后，再全家进城。如果进城失败，他们也就可能返回农村。农民城市化往往要经历在城乡之间的多次往返，甚至要经历几代人的接力进城，才最终可以在城市安居下来。

农民进城，总是有进城能力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率先进城，表现出来的就是当前全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基本上都已进城了，经济条件更好、社会资本更多的农民家庭也已经进城。当前仍然有5亿留守农村人口，大多数留守人口都是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农村因此出现了老龄化和空心化，农村变得萧条。当前中国"三农"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要为缺少进城能力的仍然留守农村的农民，以及进城失败可能返乡的农民，提供出路。

因此，在当前阶段，我们就必须对农民进行分类，就一定要弄清楚哪一部分农民才是当前"三农"政策应当保障的重中之重。

谁是农民？

深圳、广州一些城中村改造，城中村农户可以获得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补偿。因此，有人举北京郑各庄的例子，认为应当让北京郊区的郑各庄农民实现自主城市化，也就是允许北京郊区农民在自己土地上面搞开发，据说这样就可以轻松让农民致富。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化加速，城市化就必须要征地搞建设，城郊农村土地，由农地变为建设用地，一亩建设用地价值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征地补偿一亩才几万元，农民因此要求提高征地补偿，一度占到一半的上访是关于征地拆迁的上访。实际上国家征地拆迁补偿并不低，几乎所有大城市近郊拆迁农民都获得了一套以上商品房和几十万上百万元征地拆迁补偿，这是没有征地拆迁机会的农民求之不得的，农民盼拆迁是一个常识。只是既然通过上访就可以增加几万几十万元补偿，农民为什么不博弈不去上访呢？当时媒体将征地拆迁上访农户当作农民的全部，就可能只是在支持属于极少数的土地食利者，而非真正支持农民，因为95％的农民是没有征地拆迁机会的。

当前社会上习惯于将沿海发达地区农民作为中西部农民学习的典范，政策也往往有如此倾向。比如普遍将浙江美丽乡村建设作为经验向全国推广。实际上，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已成为沿海城市经济带内在有机组成部分，那里的农民早已融入城市生产生活，与中西部仍然留守农村，主要从农业中获取收入的农民，是完全不同的群体。

陕西袁家村是当前中国最红的明星村了，因为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村庄，却可以通过产权设置，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并为村庄创造数以亿计的收入。袁家村村民依靠旅游富裕起来，村集体也有巨额收入。袁家村正将自己的经营模式向外输出。袁家村无疑是成功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勇者和胜者。当袁家村可以依靠市场获胜时，袁家村的农民就不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农民。

那么，谁是农民呢？

如果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来界定农民，那么，当前中国还有9亿农民；如果按户籍来定义农民，当前就还有大概8亿农民；如果按当前仍然生活在农村的人口（常住人口）来计算农民有接近5亿人；如果按仍然耕种土地的农民来计算，大概有2.2亿户；如果将虽然进城了家人却留守农村的进城人口也算作农民，大概有7亿农民；如果算上进城可能失败而要求保留返乡退路的1亿农民，加上农村常住人口5亿，合计就是6亿；总体来讲，绝大部分进城农民都愿意保留农村退路，以防万一进城失败，这部分进城农民也算作农民的话，农民总数就在7亿至8亿。

当前阶段，作为问题的农民显然不是作为食利者的农民，不是身处沿海城市经济带而已融入城市体系的农民，不是袁家村已成为市场赢家的农民，甚至也不是有能力进城务工经商的青壮年农民，以及有能力进城的强势农民家庭，而是缺少进城能力的仍然留守农村的农民，以及进城可能失败从而需要保留返乡退路的农民，这些农民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农民中的强势群体，就是有能力从市场上获利，从而成为市场赢家的农民，他们就不需要国家政策的特殊关照。缺少进城能力的市场上的弱者才是当前"三农"政策应当关注的重点。

那么这部分农民是谁呢？他们首先是留守农村的接近5亿农民，其次是进城却未在城市扎根的2亿多农民。

农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同时农民早已发生分化，其中相当部分农民已在市场上如鱼得水，成功地在市场经济大海中学会了游泳，在城市扎根下来。这部分农民是农民中的强势群体，他们只需要市场中的规则公平，并不需要有特殊政策的照顾。

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城市生活成本很高。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是城市化和市场化中的弱者，他们才是"三农"政策应当重点保护的人群。能否让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弱势群体保有农村的体面生活，他们在农村能否有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将决定农民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

从农民的角度来看"三农"问题，就很有趣。农村为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弱势群体提供了乡村体面生活，他们收入可能不高，生活却远比在城市漂泊流浪要好。只要与土地结合起来，就可以做到衣食无忧。有能力就进城去打拼，进城打拼失败就返回农村。城乡都是自己的获利机会。有农村保底，从农村出发就无所畏惧。

农村作为社会体制，不仅仅是农村人与自然的亲近，更是制度安排，比如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不让农民失去土地的政策。作为社会体制，农村建设就要防止市场体制的过度侵蚀，比如要尽可能将农业和农村获利机会留在农村，留给农民中的弱势群体，限制资本下乡。有越来越多农民进城了，进城农民让渡出来的获利机会应更多让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分享，而不是只由市场来起作用，更不是由政府借推动农业现代化来将土地资源集中到资本大户。这是农村社会体制建设的精髓，也才是真正为农民的"三农"政策。在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农业问题必须与农民问题结合起来。脱离农民问题的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强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