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水周｜空心的村庄，何以为乡

赣南山区，乡道尽头，刘老汉的院子门口蹲着一条黄狗。院子里整洁，自来水龙头锃亮，屋顶的太阳能热水器在午后泛着光。他七十岁了，三个儿子都在深圳打工，过年才回来一趟。家里种着六亩地，去年忙活一整年，算上各种补贴，净收入不到七千块。“不是不想种，是种了也不够本，”他指指后院那台小型旋耕机，“买它花了八千，请人插秧一天一百五，收割机一亩八十，化肥一年比一年贵，可粮价还是老样子。”

农机是进村了，种田也省力了，成本却跟着蹿了上来。过去种田靠的是力气，如今得花钱买服务。对于那些本就挣不了几个钱的小农户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刘老汉的日子，照出了乡村振兴最深层的矛盾。这不是一个悲情故事，而是一个普通农民在现实面前的真实处境与无奈。要理解乡村的困境，不能只看国家投了多少钱、修了多少路，还得翻开农民的账本，看看那些藏在数字背后的制度困境。

一、最硬的设施，最空的村庄

村口新修的水泥路平整光洁。崭新的路灯在暮色中次第亮起，健身器材上的油漆泛着亮光。可转遍全村，撞见的不是头发花白的老人，就是在巷口追逐的孩童。

这番景象并非孤例。截至2025年末，全国乡村常住人口4.51亿，比上年减少1369万人，比1995年的峰值减少了近一半。全国约7.3万个行政村出现明显空心化，12.3万个村常住人口不足百人。从1985年到2025年，40年间自然村消失了约150万个。路修通了，水接上了，燃气进户了，路灯也亮了…… 硬件样样到位，唯独缺了最核心的要素：人，尤其是青壮年。投入越来越大，村庄却越来越空，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

人口结构的失衡更令人揪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农村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3.81%，比城市高出近8个百分点，呈现典型的“城乡倒置”。在河北邯郸的一些村庄，60岁以上农业从业者占比高达68%。老人体力有限，耕地只能粗放经营，甚至大片撂荒。与此同时，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还有约4177万，几乎占农村儿童总数的四成。

青壮年走了，留下的多是跑不动的老人和尚未长大的孩子。种田的老人多了，但种法也跟着变了。儿子在外打工，每年往家里寄些钱；老人种几亩口粮田，养几只鸡、鸭什么的，勉力维持基本生活。小病拖着，大病才去乡镇卫生院。留守老人的日子，说白了就是“硬扛”，种田雇不起人，就自己扛；上不起医院，就强忍病痛。年轻人在城里贡献着GDP，老人们却在土地上，用廉价的劳力和沉默的隐忍，默默填贴着城市化的成本。

二、种地一年，不如打工一月

鄂东某村一个普通四口之家的账本算得很明白：夫妻俩种十亩地，年纯收入大约一万元。丈夫外出打工，月收入五千，扣除城里的花销，每月净剩三千，一年就是三万六，将近种地收入的四倍。妻子在乡镇打零工或去县城做家政，一年还能再挣两万。加起来五万六，是守着土地过日子的五倍还多。

种粮究竟有多不赚钱？如今种植一亩水稻的总成本已到1200元左右，玉米和小麦也分别达到1100元和900元左右。2025年，部分地区因春夏季干旱，小麦仅物化投入就近600元（不含人工），而出售标准品小麦的亩均毛收入约1089元，扣除全部成本后净利润不足200元。一亩地忙活一年的净收益，还不如在城市打二天工。在如此悬殊的收益对比面前，坚守土地就成了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奢侈。

种粮成本年年涨，粮价却几乎原地踏步。化肥、种子、农机燃油逐年攀升，粮食收购价却增长缓慢。2023年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出售价格下降5.72%，2024年玉米、小麦价格又出现较大幅度回落。农民处在产业链的最底端，挣的是最辛苦的血汗钱。

与此同时，教育和医疗资源持续向城市集中。2024年，部分中西部山区县的村小及教学点数量较2010年大幅缩减，个别县域撤并比例甚至超过七成（全国总体缩减近半）。村小撤并后，不少家长为了孩子上学不得不迁居城镇。在医疗资源方面，尽管2023年全国农村每千人的医生数已提升至约2.3人，但仍明显低于城市水平（城市约3.6人），部分偏远乡镇卫生院的配置甚至低至1.2人，城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问题依然突出。学校没了，医院远了，年轻人自然更没有理由留下。

空心化的根源，说到底在于几十年城镇化进程形成的“城市虹吸”。城市有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教育、更优质的医疗、更多的挣钱机会；农村种地收入微薄，发展空间狭窄。202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仍高达2.34比1。农民“离开故土”，与其说是背弃，不如说是在现实约束条件下做出的理性选择。

三、资本与科技下乡的“另一面”

面对乡村空心化困局，近年来的政策思路转向“引进来”，鼓励资本下乡、科技下乡。

然而，资本的天性是逐利。不少下乡资本盯上的是土地、资源、政策红利，而非乡村的长远发展。有学者在江汉平原调查发现，社会资本为了降低成本，将政治权力和社会力量引入农业经营，却因经营不善和监管漏洞导致问题丛生。据审计署和农业农村部近年公开通报的典型案例，浙江某县在“山改田”项目中套取财政补贴2000余万元；山东某农机合作社通过虚报作业面积等方式骗取国家农机服务补贴逾千万元。有的地方引资入农过于盲目，随意放宽准入门槛，“圈地建房”时有发生。

资本圈地、科技替代劳力，那村民干什么？有人会说农民可以土地入股拿分红，但那点充满变数的分红，如何撑得起长远生计？更令人忧虑的是，无人农机普及之后，几百亩地只需要一、二个人管理。剩下的人，又该去哪里？

科技下乡同样绕不开“人”的问题。智慧农业需要的是懂技术的高端人才，而不是传统农民。随着技术日益发达，操作者已从成千上万的普通农民缩减为寥寥无几的技术员。农业的“去劳力化”进程如果走得太快，而农村的产业转型跟不上节奏，就会制造出大批“既种不了地、又进不了城”的失地农民。2025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达76.7%，农业无人机保有量突破30万架。科技越先进，对普通农民的排斥力就越强，而那些被排斥出来的劳力，既不会操作智能设备，又没有其他技能，处境十分尴尬。

问题症结在哪里？在于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资本下乡后，“老板种地、农民看戏”的局面并不少见。土地流转了，农民拿固定租金，每年每亩几百到上千元不等，企业赚了大头却与村民无关。智能农机普及后用工需求大幅减少，农民务工机会随之缩水。这才是核心矛盾：资本和技术创造的价值增量，有多少真正回到了农民手中？

制度设计须建立“联农带农”的硬性机制，确保农民在资本和技术带来的增量中分得合理份额，而不是被边缘化。资本可以进来，但要与农民分享利益；科技可以用上，但同时也必须为农民打通技能提升和再就业的通道。

四、被抽血的乡村与进退两难的农民

农村空心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改革开放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后，政策的天平长期倾向城市。城市忙着扩规扩容，蓬勃发展的工业和城市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农业农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被抽血”的位置。

农民为城市建设贡献了汗水与青春，却在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上与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差距。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春节返乡、节后返城，在城市里既难安身，又难安心。

粮价平抑是国家长期战略，因为粮价是百价之基，粮价上涨会直接推高食品价格，进而带动整体物价水平上扬，影响城市工业成本和数亿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在国家宏观棋盘上，农业长期承担着为工业化提供廉价粮食的功能。这个战略在特定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但其代价由谁承担，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当农药、化肥、种子、农机燃油每年都在上涨，而粮食最低收购价十多年来仅微幅上调时，长期维持粮价平稳的代价，实际上主要由农民承担。

村小撤并背后的逻辑与此相似。表面看是推进教育资源集中，深层原因却是农村人口萎缩导致生源严重不足。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数十年后，农村家庭子女数量锐减；加上大量农户迁出大山向乡镇、县城集中，偏远村小从上百人萎缩至几十人甚至十几人。一个只有十几个学生的学校，配齐各科老师、保障教学质量的成本确实太高。撤并是财政理性选择，也是大势所趋，但代价是偏远山村剩下的孩子上学路更远，留守老人的照护负担更重。

有学者指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的动能减弱，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的压力增大，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非均衡偏向依然明显。87%的县域人口净流出（2020——2024年数据）——这个数字说明，至少在人口这个最核心的要素上，城乡之间的流向依然是单向的。

乡村振兴的核心在政策、在人、在资金，更在于给人一个看得见的希望预期。可现实是，种地一年不如打工一月的收益鸿沟没有弥合，县城和乡村之间的公共服务落差没有收窄——而这恰恰是人们衡量“预期”时最在意的两杆秤。

五、突围：让希望重新落地

破解困局，需要从几个层面同时发力。

首先，让种地真正能赚钱。必须建立粮食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对冲农资价格上涨压力。当种一亩地一年净收益还不如打几天工时，任何关于乡村振兴的叙事都是空中楼阁。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约2.35万亿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770亿元。其中相当部分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长期投入，而真正以现金形式发放到农户手中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直补资金，分摊到2.3亿农户，户均不过数百至千余元。“撒胡椒面”式的补贴，既无法真正激励农民种粮积极性，又造成财政的巨大压力。须从“撒胡椒面”转向精准补贴，让真正种地的人得到实惠，让种粮的收益配得上农民和土地的付出。

其次，让县域成为回流的承载地。农民工回流趋势已经显现。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3011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较上年减少约75万人，省内流动较上年增加约210万人。跨省减少、省内增加，说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家乡附近务工。但县域产业基础薄弱，岗位供给与回流规模不匹配。需要在县域层面培育产业，让回流的农民“回得来、留得住、过得好”。湖北秭归县，一批在外打工多年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做农产品电商，把本地的橙子、茶叶卖到全国，年销售额过千万。他们带回来的，是真真切切的产业链和销售渠道。

再次，让公共服务真正下沉。当乡村连基本的学校和卫生室都没有，如何指望人们留下？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已明确提出“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但政策落地仍需时日。

同时，审慎对待资本与科技。资本下乡不能变成“圈地运动”，科技下乡不能变成“赶人运动”。必须在引入资本和技术的同时，建立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民在土地上的话语权和收益权。

最后，制定政府代际接力的长远规划。乡村振兴不是一届政府、一个五年规划能完成的事，需要以代际视野谋划布局，真正让社会形成稳定而持久的乡村发展预期。

江西有个村庄，过去也是空心村。五年前村里搞起了合作社，村民以土地入股，集体经营有机茶园和乡村旅游。入社农户每年有保底分红加务工收入，人均年增收八千元。村里修了柏油路、建起了文化广场，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归，开民宿、做导游、搞电商直播，村庄重新焕发生机。这个案例并没有太多创新，土地流转、合作社、乡村旅游、电商…… 都是国家政策文件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这个案例与前述资本圈地模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利益分配机制清晰、公正，村民是合作社的股东和主人，而不是打工者。

要让农民成为发展的主体，让乡村拥有自我造血的能力，而不是单靠国家“输血”续命。

路通了，灯亮了，水来了，但如果人还是留不住，这些投入终究只是为“空心村”添置的华丽装饰。乡村振兴的终极检验标准其实很简单：年轻人愿不愿意回来，孩子愿不愿意留下，老人能不能安心终老。做不到这一点，再多再好的基础设施，也不过是漂亮的空壳。

城乡发展鸿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可能一天两天就能填平。推进乡村振兴，最重要的不是政策包办，而是将新政策、新制度、新资源真正向乡村倾斜并落到实处。否则，乡愁的温情与诗意，终将褪去所有浪漫色彩，徒剩令人黯然神伤的愁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