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拜占庭沉船，竟彻底改写了人类文明史，水下考古迎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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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希腊政府做了一件很酷的事。他们在佩里斯特拉岛附近，把一片沉睡海底两千多年的古希腊沉船遗址，直接变成了一座水下博物馆。

只要你有潜水证，就能在专业向导的带领下，亲身潜入那片静谧的蓝色世界，与历史面对面。这听起来，简直就是把教科书变成了现实版的探险乐园。

可如果把时间拨回到1961年的土耳其，情况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在那个名叫博德鲁姆的海边小镇，当一群来自多国的考古学家扛着设备出现时，当地渔民的眼神里写满了戒备和怀疑。

在这些以捕捞海绵为生的朴实居民看来，这帮外国人神神秘神叨叨地潜入水里，不是来偷宝贝的，还能是干嘛？

当时紧张到什么程度？考古队甚至得请当地的伊玛目出面，向大家解释他们真的不是寻宝猎人。从被当作“海底盗贼”，到今天成为开放给公众的“水下课堂”，这中间隔着的，绝不仅仅是几十年的光阴。

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正名之战”，水下考古学家们不仅要征服深海，更要跨越人的壁垒。而故事的转折点，就藏在那艘7世纪的拜占庭沉船之下。

在水下考古真正被当作一门严肃科学之前，摆在所有人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么在水里干活。这听起来像句废话，但每一个细节都是对人类常识的挑战。在陆地上，你测量、绘图、记录，一切都理所当然。可到了海底，你整个人是失重的，光线是昏暗的，任何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变得异常困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轻便的水肺装备开始普及，考古学家们总算可以脱下那种看起来像外星人的笨重传统潜水服，更灵活地在水下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就解决了。1961年，当乔治·巴斯带领他的团队在亚斯阿达岛开始工作时，那艘拜占庭沉船静静地躺在36.6米深的海底。在这个深度，每一次下潜都伴随着风险，每一分钟都计算着成本。

当时根本没有一套现成的水下工作方法论。陆地上的那套，在水里完全不好使。怎么办？只能自己摸索。这群拓荒者们简直把“就地取材”发挥到了极致。

他们用最普通的自行车辐条插在海底，小心翼翼地固定住脆弱的船体残骸，作为测量的基准点。用油毡布剪成小块，做成一个个标签，给每一件文物编号。这些今天看来有些“土法上马”的创造，在当时却是从0到1的伟大突破。

古典考古学家弗雷德里克·范·多宁克，他的任务是给这艘沉船绘制一张精确的平面图。这在水下考古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它决定了这次发掘究竟是一次科学行动，还是一场单纯的打捞。

就在一年前，也就是1960年，巴斯的团队曾尝试发掘另一艘更古老的青铜时代沉船，但因为船体腐朽得太厉害，几乎无法进行有效的绘图，项目留下了很多遗憾。

所以，这次对拜占庭沉船的测绘，成了一场必须打赢的技术攻坚战。它不仅是为了记录这艘船，更是为了向整个学术界证明：水下的考古现场，同样可以被科学、严谨地记录和分析。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这套还在摸索中的技术，直接平移到希腊那处公元前5世纪的沉船遗址，会是怎样一番景象？那里没有完整的船体，只有三四千个双耳瓶像小山一样堆积在海底。

考古学家库尔库梅利斯在描述那一幕时，至今仍难掩激动。即便是资深专家，亲眼看到这片壮观的“陶瓷地毯”时，也感觉灵魂受到了震撼。可如果没有精确的测绘技术，这片震撼的景象就只是一堆混乱的“宝藏”，无法解读出任何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然而，比起在幽深海底与技术难题搏斗，来自陆地上的双重压力，才是压在早期水下考古学家心头的另一座大山。一边是主流学术界的轻视，另一边是当地社会的普遍误解。这场“战争”虽然没有硝烟，却同样考验着先驱们的意志和智慧。

在1960年代，很多坐在书斋里的传统考古学家，压根就瞧不上“水下考古”这个新名词。在他们看来，一群人穿着潜水服下到水里捞东西，更像是一场吸引眼球的“噱头”，或者说是一种高级的寻宝游戏，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严谨性。这种傲慢并非毫无来由。早在1900年，著名的安提基特拉沉船被打捞时，所谓的考古学家们也只是坐在船上，远远地监督着渔民把文物捞出水面，他们自己根本不下去。这种“旁观者”的角色，长久以来固化了人们对水下考古的认知。

学术界的偏见还只是其一，民间的误解则更加直接和现实。在1961年的博德鲁姆，考古队的到来打破了小镇的宁静。当地人赖以为生的海绵捕捞，本身就是一种向大海讨生活的艰辛行当。在他们的认知里，“无利不起早”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群外国人动用这么多人力物力，冒着风险潜入深海，如果不是为了捞价值连城的宝贝，难道是为了学术理想？没人信。

这种不信任感，其实贯穿了水下考古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即便是到了1985年，当希腊政府发现了佩里斯特拉岛那艘巨大的古希腊商船遗址后，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立刻立法，将那片海域长期封锁起来。原因很简单：害怕盗捞者闻风而动。官方的这种担忧，恰恰说明了普通人眼中“沉船”与“宝藏”之间根深蒂固的等号。

要打破这种局面，需要一些特殊的人物。记者兼考古爱好者彼得·思罗克莫顿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是学院派，但他比谁都更早地意识到土耳其沿岸这些沉船的价值。从1958年起，他就开始在当地的渔民和海绵捕捞者社群中奔走，记录他们口中代代相传的沉船信息。正是他的不懈努力，才最终促成了亚斯阿达岛的发掘项目。

而项目的负责人乔治·巴斯，则代表了另一股力量。他虽然是研究生出身，受过正规的考古学训练，但在项目开始前，他甚至连潜水都不会，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他代表着愿意走出舒适区的学院派，愿意亲身潜入深海，用陆地考古的严谨标准去要求每一次水下作业。正是这两股力量的结合，才让破冰成为可能。

亚斯阿达岛项目的成功，就像一声惊雷。它用无可辩驳的事实——精确的测绘图、详尽的发掘报告、科学的打捞流程——向世界证明了，水下考古可以，也必须是一门严谨的科学。

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瑞典人正在打捞宏伟的“瓦萨号”战舰，丹麦人则用围堰技术发掘维京古船。这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一场国际性的学术革命，正在蔚蓝色的水下悄然发生。

从最初被当地人误解为“寻宝游戏”，到被学术界轻视为“噱头”，再到今天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水下博物馆”，水下考古学走过的这段历程，本身就是一部不断突破技术、社会与认知边界的史诗。

它唤醒的，不仅仅是沉睡在海底的船只、货物和一段段被尘封的历史，更是我们人类对自己文明广度和深度的全新认知。

希腊政府已经计划陆续开放另外四座类似的水下博物馆，这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水下考古，已经从一门充满争议的新兴学科，真正融入了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与共享的宏大叙事之中。

信息来源

澎湃新闻《水下考古打开希腊“封闭的时间胶囊”——访希腊塞萨利大学水下考古学副教授乔治·库茨索夫拉基斯》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30474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