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6岁的陈伯达被押上最高法庭被告席

1970年9月初，从庐山下来后，陈伯达回到了北京的家里。自从他回到家那一天开始，他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在这之前，他的名字每天都会出现在“两报一刊”上面。而回到家之后，“陈伯达”这个名字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人们不知道这个曾经叱咤一时的老夫子，是不是还活着。

时间就这么慢慢的过去了十年，一直到1980年，这一年的11月20号，当陈伯达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面前，出现在媒体的聚光灯照耀下，他已经76岁了。

当他站在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众多的摄影机、照相机对准着他，守在电视机面前的观众，这才反应过来：原来陈伯达还活着啊！

加上陈伯达，被告席上总共站着十个人。年纪最小的是王洪文（45岁），年龄最大的就是76岁的陈伯达了。其他九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的，只有陈伯达是在两名法警的搀扶下，走上了被告席。

这是一场世纪大审判，这场“两案公审”，所有人集体出庭的时候，采用的是电视直播的形式。虽然当时电视的普及率不高，但也吸引了全国关注的目光。

消失了十年的陈伯达，再次出现站在公众面前，目光呆滞，步履蹒跚。穿着一件中式棉袄，外面罩着一件有些旧的绿军装，鼻梁上架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

在得知自己要接受审判的时候，陈伯达的心里是惶恐的，他害怕死亡，他不想死，他想活下去。

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也知道旁人对他的看法。

当时，北京的京西宾馆住着一批前来出席特别法庭审判的解放军代表。就有人找到他们，做了一次民意调查，进行投票，最后得出的结果是这样的：

15人（占比20%）：赞成判处死缓；

27人（占比36%）：赞成判处有期徒刑20年；

32人（占比43%）：赞成判处无期徒刑。

当然，这个“民意调查”只是简单的一次调查，不具有任何效应，对于最终会怎样判决，也不会有所影响。不过，从这次简单的调查就能看出来，很多人都觉得陈伯达是有罪的。故而，当这个老夫子得知自己要被送上法庭的时候，心里是惶恐的。

我们来看看，他上法庭之前是个怎样的心路历程。

在接受审判之前，他给预审员写了一张条子，在条子上还写了一首小诗：

......日夕想沾点党的弥天盖地的雨露，尽自己一切可能，洗去自己过往的种种罪恶......
顺附近年写的小诗一首：
人苦不如知
行年七十五
始知七十四年之非
然无产阶级不负苦心人
宜勉力
——来源：《陈伯达传》.第15页.叶永烈.著.

陈伯达在20来岁年纪的时候，也是一个喜欢写诗歌的文艺青年。那时候，他的偶像是郭沫若，还给老郭邮寄了自己写的诗歌，可谓是老郭的一个小迷弟。

后来上了年龄，倒也是没了什么诗兴，成为阶下囚之后，更是没了诗情画意。没想到，即将面对审判的时候，他倒是来了诗兴，写了这么一首小诗。

1980年，这一年的1月10号，陈伯达主动要求找工作人员谈话。见面之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精神、肉体都是属于党的，党对我怎么处理都行”。

“怎么处理都行”——这句话自然只是一个托词，他可不想死，他想活着。

他这次之所以主动要求和工作人员面谈，也是有他自己的考虑。对于起诉书里面的一些细节，他觉得有些不妥，进行了辩解。他认为自己的问题属于是党内问题，在过去的运动中哪有不犯错误的？党内处理的过程中可以酌情体谅。

他话锋一转，又谈及自己过往确实罪大恶极，怎么处理都行。

他话锋又一转，又谈到“但这不是救人的办法”。

“这不是救人的办法”——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透露出的信息，无非还是“想活着”的念头。

到后面，他开始了自言自语“如果主席还活着，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不轻易流泪，今天我哭了，现在没有办法了”。

工作人员回复，会把他的诉求提上去的。

随着开庭日期的逐渐临近，工作人员来到秦城监狱（1980年11月11号），征求他的意见：要不要请一名律师？

他沉默了一会，说还是给自己找个律师吧。

“我一着急，就说不出话来，要个律师吧”

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他说着一口福建话，旁人听起来是艰涩难懂。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他在延安教书，下面坐着的学生们听不懂他的福建话，就专门给他配备了一名“翻译”：把他的福建话翻译成学生们能听懂的话。

再加上一着急，他说话就磕磕巴巴的。故而上法庭不找个律师的话，他是难以给自己辩护的。

第二天，心里忐忑不安的陈伯达，特意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封信。

信里的内容，全文如下：

我在这个关键时刻，谨向尊严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恳切的请求，请求委员会派出一个或两个同志，同我谈一次或两次话，让我陈情。我知道这个请求是狂妄的，请予宽恕！谨不胜待命之至。

写了信，他还不安心，又托人传话。希望考虑给他一条出路，对他的案子，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宽。

他所说的这个“宽”，并非是奢望能够放他出去，不坐监牢，而是可以把自己关押到死，只要不判死刑，余生都在监牢里度过也是可以的。

......我承认我有罪，但也是要考虑当时前前后后的情况.......以后再不胡闹了，希望给我一条出路.......研究点经济史、历史，在死之前为党为人民做一点无害的工作，搞出一点小名堂。
——来源：《陈伯达传》.第17页.叶永烈.著.

越是临近开庭的时候，陈伯达越是心乱如麻、惶恐不安。尤其是得知这次上法庭，是面对全国公开电视直播，那法庭上会有很多媒体记者，这让陈伯达难以接受，直言“这个法庭让我看着有点害怕”、“照那么多相干什么？弄到外边叫人都知道了”........

陈伯达这人历来就很低调，哪怕当年得势之际，行事什么的都很低调。他很少拍照，也很少在公共场合讲话。如今让自己出现在公众面前，还是被告席上，他的心里自然是很抗拒，也是很抵触的。

越是临近开庭的时候，这个老夫子的心情越是纠结，一会担心自己被判处死刑，一会又觉得会法外开恩。从他和工作人员的对话中，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老人当时复杂的心情：

“.......从整个案子来看，可以判处死刑，但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如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是可以的......”

从这些痕迹，其实就能看出来，他当时的内心其实是觉得，自己是会被判处死刑的。这个老夫子的内心，是悲观的。

就这样心乱如麻的度过着日子，他被押送上了特别法庭。

和其他九个被告人相比起来，陈伯达的认罪态度是最好的一个。

作为被告，在1980年的11月20号这一天，他同其他九个被告一起，出庭听取起诉书。第一次开庭，十个被告一起出庭，这次出庭也是对外进行电视直播。后续的开庭，十个被告先后各自分别出庭。

其中，陈伯达在11月28号和29号这两天，单独出庭接受特别法庭的审判。鉴于他良好的认罪态度，他也是十个人里面接受庭审次数最少的一个（只有两次）。接受庭审最多的分别是这两人：黄永胜（五次）、邱会作（五次）。

我简单的说说陈伯达这两次庭审的内容：

第一次庭审主要涉及这三个内容：

伙同“江、康”二人一起诬陷、批斗刘少奇；迫害陆定一；利用“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诬陷和迫害了一大批人。

第二次庭审主要涉及这两个内容：

制造了“冀东冤案”；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80年的12月18号，最高人民法院就陈伯达的问题进行了辩论。

这一天的上午九点整，陈伯达用他那一口艰涩难懂的闽南普通话，为自己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辩护。

等他自我辩护结束后，他的律师甘雨沛站起来，为其做辩护。

律师发言结束后，陈伯达提出想再次进行陈述。他的这次陈述很简单，就是针对两次庭审的诉讼内容，认为自己的确是有罪。

待他说完之后，审判长曾汉周宣告：“现在宣布辩论终结，陈伯达，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整个案子可以判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是可以的。”

这次，他又重复之前那个矛盾的心态，虽然说话的声音略微有些小，但在安静的法庭上，听着很清晰。

“被告人陈伯达，法庭要进行评议，你等候宣判，听懂了吗？”

“听懂了。”

关于陈伯达的整个法庭辩护，到此也就正式结束了。

一个多月之后，也就是1981年的1月25号，最终的宣判终于来了。

陈伯达是死是活，这一天也就晓得了。

这一天，也是其他九个被告人最终宣判的日子。

这一天，十名被告也一并被押上了法庭。

判决书长达1.6万字，前半部分的内容由江华（庭长）进行宣读，后半部分由伍修权（副庭长）进行宣读。

其中，判决书里面指出，陈伯达“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说明对于起诉的内容，他是认罪的。

对于陈伯达的宣判出来了，是“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同时，阿紫判决书上对他的刑期会做出了明确的注释，他的刑期从以前被羁押的日期算起（1970年10月18号），“以羁押一天抵刑期一天”来计算。

这也就是意味着，在做出最终宣判的时候，陈伯达已经服刑了差不多十年。他剩下的刑期也就只有七年左右，到1988年的10月17号这一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