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师”杜金，终于反思自己：当年不该对中国抱有敌意

咱们今天聊个有意思的人，亚历山大杜金。这名字你可能听着耳熟，也可能觉得陌生。但在国际政治这个圈子里，他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西方媒体最爱给他贴标签，什么“普京的大脑”、“俄罗斯国师”，听着就玄乎。就是这么一个被捧上神坛、又被踩进泥里的人物，最近，居然公开反思，说自己三十年前对中国抱有敌意，是个错误。

这就有意思了。一个曾经在他的名著《地缘政治的基础》里，公然主张要“肢解中国”，把新疆、内蒙古、东北都划出去当俄罗斯安全“缓冲带”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怎么突然就“改过自新”了？是良心发现，还是形势所迫？

要理解杜金当年的“狠话”，咱们得把时钟拨回到上世纪90年代。那会儿的俄罗斯，那叫一个惨。

苏联这栋大楼轰然倒塌，整个国家都处在一种巨大的失重感里。叶利钦搞的“休克疗法”，没把经济救活，反倒让通货膨胀飙到了天上。

1992年，通胀率高达2500%，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今天兜里揣着一万卢布，明天可能就只够买个面包。工厂倒闭，军人领不到工资，曾经让整个西方世界都为之颤抖的红色帝国，一夜之间沦为了需要靠西方援助度日的“乞丐”。

那种从云端跌落泥潭的屈辱感，是咱们没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的。一个民族的集体自尊心，就这么被摔得粉碎。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各种极端思想就开始疯长，杜金的理论，就是从这片废墟里长出来的。

你想想，一个穷困潦倒、前途未卜的人，最容易产生什么样的情绪？愤怒、猜忌，还有对过去的无限怀念。杜金和当时许多俄罗斯人一样，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西方的“阴谋”。在他看来，美国代表的“海洋文明”是邪恶的，是永恒的敌人，而俄罗斯作为“陆地文明”的核心，必须重新崛起，与之对抗。

那么，中国在他这盘大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一个“背叛者”。

90年代，咱们中国正在干嘛？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经济飞速发展，而且正积极地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美贸易额从1990年的200亿美元，蹭蹭涨到1999年的800亿美元。在当时极度虚弱和敏感的俄罗斯看来，这简直就是在“投靠”自己的死对头。

所以，杜金在他的书里，毫不客气地把中国列为俄罗斯东部的潜在威胁。他那个“肢解中国”的方案，听起来骇人听闻，但背后是他深深的焦虑：一个虚弱的俄罗斯，根本无法承受身边出现一个与西方结盟的强大邻居。他需要一个破碎、分裂的中国，来充当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全屏障。这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战略，不如说是一个病人在绝望中的胡言乱语。那是一种源于恐惧的敌意，一种“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的阴暗心理。

时间是个好东西，它能抚平伤口，也能让人看清现实。

进入21世纪，普京上台，靠着国际油价上涨的东风，俄罗斯的经济总算缓过一口气，国家的秩序也慢慢恢复。普京一开始也对西方抱有幻想，希望能融入欧洲大家庭。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北约一次又一次东扩，导弹防御系统直接部署到了俄罗斯家门口，颜色革命在中亚和东欧此起彼伏。

西方根本没打算接纳俄罗斯，他们想要的，只是一个永远虚弱、听话的俄罗斯。

碰壁之后，俄罗斯才真正开始“向东看”。而杜金的思想，也随着国家的战略转向，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真正让他对中国的看法发生180度大转弯的，是2018年的一次中国之行。

那一年，他受复旦大学邀请，来中国做了一个月的访问学者。这一个月，彻底颠覆了他过去三十年的认知。

来中国之前，杜金脑子里的中国，可能还停留在他书本和西方媒体构建的刻板印象里：一个模仿西方的、没有自己文明根基的国家。可当他亲身走在上海的街头，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秩序井然，同时又保留着浓厚东方文化底蕴的现代社会。他与中国的学者交流，发现大家谈论的不是如何依附西方，而是如何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中国的崛起，不是西方模式的复制品，而是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复兴。中国追求的，是自身的主权和民族的复兴，这一点，与俄罗斯的诉求不谋而合。在对抗美国单极霸权这件事上，中国是天然的盟友，而不是潜在的敌人。

这次访问，就像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杜金开始明白，他过去几十年里在地图上推演的那些地缘政治游戏，是多么的苍白和脱离现实。一个活生生的、有着14亿人口和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岂是几条分割线就能定义的？

如果说2018年的中国之行是思想转变的开始，那么2022年的一场家庭悲剧，则成了最后的催化剂。

2022年8月20日，他的女儿达里娅杜金娜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场汽车炸弹袭击中丧生。这场被俄罗斯官方定性为“乌克兰特工所为”的恐怖袭击，给了杜金沉重的打击。丧女之痛，让他对当前国际斗争的残酷性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也正是在这之后，杜金的公开言论变得更加开放和务实。他开始频繁地与中国学界进行线上交流，并在2024年再次访问中国，参加学术会议。回国后，他毫不掩饰对中国的赞美，但也因此遭到了很多中国网民的“旧账重提”。

面对网络上那些把他当年“肢解中国”言论截图出来质问的声音，杜金没有回避。在2024年5月的一次媒体访谈中，他坦诚地做出了反思：“我必须承认，三十年前，我的立场是对中国抱有敌意的……那时的俄罗斯正处在崩溃的边缘，我们视中国为西方的盟友，因此提出了那些主张。”

他解释说，那时的观点源于信息的闭塞和国家的弱势。但现在，世界格局变了，俄罗斯也变了，中国更变了。他去年5月对《环球时报》说得更直白：“当我越了解中国，就越钦佩这个国家……俄罗斯失去了西方，但我们发现了中国，发现了其他世界。”

到了今年，他的这种态度更加鲜明。5月份，他甚至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专门谈到台湾问题，他提醒中国：“不要犯我们俄罗斯过去犯下的错误”，言下之意，是警告中国要警惕西方的陷阱，不要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

从一个叫嚣“肢解中国”的狂人，到一个苦口婆心提醒中国警惕西方的“朋友”，杜金的转变，堪称戏剧性。

聊到这，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一个俄罗斯思想家怎么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杜金的个人心路历程，其实就是整个俄罗斯民族近三十年来心态变化的一个缩影。从苏联解体后的极度自卑和对外猜忌，到普京时代试图融入西方而不得的迷茫，再到如今彻底转向东方，与中国背靠背，共同抵御外部压力的清醒和现实。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几件事：

第一，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当年的敌意，源于俄罗斯的虚弱和中国的崛起形成了潜在的冲突。如今的友好，则是因为两国面临着共同的战略压力，合作是彼此的最佳选择。

第二，傲慢与偏见，是认识世界的最大障碍。杜金闭门造车三十年，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威胁论”。而当他真正踏上中国的土地，亲眼看、亲耳听，才发现过去的自己是多么可笑。这提醒我们，永远不要轻易地给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下定义，保持开放和学习的心态至关重要。

第三，世界确实变了，单极霸权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像杜金这样曾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如今都开始拥抱“多极世界”的理念，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一个更加多元、相互尊重的国际新秩序，正在艰难地孕育之中。

当然，我们也没必要把杜金美化成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核心思想——欧亚主义和俄罗斯民族复兴——从未改变。他今天亲近中国，是因为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中国，符合俄罗斯现阶段的战略利益。

但无论如何，一个曾经对我们抱有最深敌意的人，能够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