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吃的，该留到最后吗？

最好吃的，该留到最后吃吗？

2010年，上海冬夜，我在一家快餐店，看隔壁桌刚下工的一位，先慢慢地吃完了薯条，到最后，桌上只剩下三块炸鸡，

我看着他缓慢地、斯文地、细致地、虔诚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咬上炸鸡，撕下来一小片，用手轻轻在嘴角护着，补住炸鸡酥皮的碎片，又补进嘴里；他慢慢咀嚼炸鸡，动作如此明晰，我几乎听得见他咬碎炸鸡每一片酥皮棱角的声音，看着他认真地把每一口嚼透的肉缓慢地咽下去，喉结滚动，然后慢慢喝一口可乐，继续端详一会儿炸鸡，眼睛和嘴角微微眯一下，继续补下一口。

我想：真香。

把炸鸡留到最后吃，尤其香。

《我爱我家》里，傅明老人曾念叨他的一位初恋女生，乃是书香门地大家闺秀：

“在学校那会儿吃饺子的时候，人家是光吃肚儿，不吃皮儿！”

立刻招来了非议：“这就叫大家闺秀啊，撑死了就是一土财主……”

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里，吝啬鬼葛朗台老爹吩咐女佣拿侬：不用特意给他的纨绔侄子夏尔准备面包：

“这些巴黎年轻人，压根不吃面包！”

淳朴的拿侬问道：“那他们只吃frippe吗？”

——Frippe在法国安茹地方，指各种面包上的搭配，从黄油到果酱，无所不包；巴尔扎克补了句，“小时候那些舔过酱而不吃面包的人，都会明白这话的意义”。

——这是法语版的“饺子只吃肚儿不吃皮儿！”

这又不限于面包和饺子了；大概类似于：点了大排面，只吃大排不吃面；点了小笼包，只嗦汤汁不吃皮。

奢侈人自有奢侈的吃法。

然而富贵随时流易，这份奢侈做派也未必能全始终。

20世纪初有个笑话：提笼架鸟的，还有铁杆庄稼时，大手大脚，内务府领了银子，去点心铺买个酥皮点心，呼一口气把酥皮吹掉，只吃个馅儿，昂首阔步大摇大摆走了。

后来穷了，终于攒了几文钱，可以买个酥皮点心，出门前都小心翼翼弓背曲腰，深恐风把酥皮吹跑了。

像我这样从小懂得可惜东西的人，容易走另一个极端：

奢靡的人，可以只吃馅儿不吃皮；我——以及许多我认识的人——却会先吃皮，最后吃馅儿。

譬如，吃焖肉面。

我，在无锡苏州上海，见着许多老前辈，都一个吃法，我也有样学样：焖肉扣在碗底，先吃面嗦汤；吃完了面，再慢慢啃那大排。

跟前辈们一说，各有各的讲究：有的说大排在汤里焖久了才入味，好吃；有的说焖肉面自带味道，在汤里能焕发香味，先吃了肉，面汤就没有肉头的厚味了，不成；也有的直截了当：

“最好的，都得留在最后吃！”

有朋友建议我，吃饭，不妨考虑先吃蔬菜，再蛋白质，再碳水；我跟长辈聊这个，他们也心领神会，“吃菜，吃肉，最后吃点面溜溜缝，没错！”

但每逢吃到好的呢，总还忍不住把最好吃的——主要是肉——单独留最后。

我见过吃梅菜扣肉饭的，喜欢把扣肉留到最后吃；吃牛腩粉的，喜欢把牛腩留到最后吃；吃全鸡汤的，把鸡腿留到最后吃。

希腊基克拉泽斯群岛，各家店都会旋转烤肉；淡季时老板们大多比较闲，有时间慢悠悠地聊天。我认识的一位老板，一边听着《Summer time》，一边念叨“德国人和土耳其人那就不叫旋转烤肉”，一边把片好的肉、羊肉丸、口袋面包、酸奶酱、腌洋葱、葡萄酒醋、炸茄子给我递过来，说吃吧，然后坐一边晃着穿拖鞋的脚，偶尔看看我，看我吃口袋面包裹洋葱和炸茄子，偶尔吃一口烤肉、吃一口肉丸，他挠挠头，欲言又止地跟我比划：

烤肉、肉丸、酸奶酱、洋葱、炸茄子、薯条，都裹在面包里，一口下去，才叫爽呢！

我说，确实爽，但可能就，吃习惯了吧，总想把肉留到最后吃——然后就把本篇上面这段，跟他描述了一遍。

老板听得眨巴了一会儿眼，摇摇头又点点头，说他理解，说他小时候也这样，说他爸爸妈妈过节时吃这吃那，就是留一大截羊腿不动，家里的孩子也都看着；等全家什么都吃过了，孩子们眼睛看着，爸妈从羊腿上面，慢慢地，均匀地，片下肉来，给孩子们一片片分到碟子里——这才觉得：这像是过节了。

只从口感角度来讲，焖肉面一口肉一口面一口汤最好吃，牛腩粉一口牛腩一口粉更能得膏腴与爽滑之妙；连着吃炸鸡，肯定不如一口炸鸡一口腌菜/沙拉/薯条来得节奏分明，口袋面包里烤肉、肉丸、洋葱、炸茄子、酸奶酱，一口下去，肯定胜过先吃素的，再吃肉的：

毕竟那是厨师们研究的最美味配比，拆开了就没那么动人了。

但许多人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把似乎最好吃的留到最后一点，单独地、私密地、慢慢地吃。

大概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匮乏的记忆，都有过吃完之后的空虚；所以，知道还有更好吃的留到最后，之前吃的不那么动人的食物，都会好吃一点；就像每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会时不时看看存款数字，每个小时候吃不到甜食的人长大后会不自觉地囤积巧克力。

于是，吃得真香——好吃不好吃，那是味觉；香不香，那是心理。

到终于吃上等待已久的压箱底食物时——馅儿也好，焖肉也好，牛腩也好——口味也许已经不是关键了：此前漫长的等待和忍耐，终于得到了一点释放。

人生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