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 文科新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建成“解读中国、贡献世界”的知识体系：在回答中国之问中破解世界之问，在建构自主话语中推动文明互鉴

　　文科教育深度变革的方向在于由“知识传授者”向“价值孵化器”的角色转向，从而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程程

　　文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简称，既是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塑造社会价值、建立思维模式，到传承文化根脉、化解社会问题，其价值传递融入文明演进的方方面面。

　　科学教育以“求真”探索客观规律，文科教育则更侧重“求善”“求美”涵养人文精神，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驱动文明进步。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是人文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力量格局重塑、科技革命颠覆性突破、文明冲突与价值博弈加剧、贫富分化与生态危机凸显、全球治理赤字等问题日益突出，有待人文社科工作者寻找有效的路径。文科作用的彰显比以往有新的迫切。

中外嘉宾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内参观展览（2024 年 11 月 6 日摄） 张晨霖摄 / 本刊

　　范式创新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文社科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别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其发展水平直接映照民族思维能力与精神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科领域战略地位显著提升，主旋律更加鲜明，学术主体性持续增强，创新活力不断迸发。

　　“铸魂育人”是首要目标。教育部推动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课程教材体系，全国高校全覆盖开设相关概论课程并使用统编教材，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巡讲2万余场，确保理论入脑入心。

　　教师队伍是改革落地的核心力量。截至2023年底，全国高校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活动的教师达97.9万人，44岁及以下青年学者占比66%。通过全国教学展示、骨干研修、集体备课等活动，103万人次参与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3.5万人次参加教学创新大赛课程思政赛道，立德树人骨干力量持续壮大。

　　科研项目和平台建设持续强化。近10年来，教育部通过哲学社科重大课题攻关、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等有力支持各类研究项目4.2万项。以2024年为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点方向，支持项目约3400项，产出高质量成果3200部（篇）；搭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平台，显著强化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

　　有组织科研向纵深推进。截至2024年，教育系统已建成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53个、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30个。这些平台通过整合实验方法、数据技术与多学科智慧，构建了“问题识别—机理探究—政策推演”的全链条研究体系，成为强化基础研究、跨学科协同攻关与提出政策建议的重要平台。

　　以此为基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已从四方面实现自主创新突破。

　　建立问题导向研究范式，以实践调查为根基，构建本土化理论体系与自主叙事。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王炳权举例说道，政治学领域打造本土化分析框架，形成“政党中心主义”“政党－国家－社会”等分析范式，深研“使命型政党”“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型政党制度”等标识性概念，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叙事体系。

　　在社会学领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培林提出“新发展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国社会学会原会长、上海大学教授李友梅倡导以人民性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建设，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杨典等学者则将国家、家庭与“关系”界定为中国社会的“元制度”，为本土社会运行规律提供了原创性解释。

　　建立中国特色学术评价体系，以解决真问题为核心重构标准。核心是摆脱对SSCI索引、影响因子等单一量化指标的依赖，构建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实践有效性、思想深度与国际影响力的新型评价体系。

　　近年来，哲学社科学者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与民生需求，从理论推演转向田野实证研究，将学术研究转化为治理效能。例如，陕西师范大学黄河研究中心主任方兰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从环境经济学与水资源管理视角出发，先后提交数十份建议、议案，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立法。

　　学术期刊发挥引领作用。作为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近年通过设置“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标识性概念”“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化阐释”等栏目，引导聚焦本土议题，推出一批重要成果。

　　杨典表示，这种“以平台聚方向”的模式，不仅为自主知识产品提供展示和交流平台，更通过评价和反馈机制，引领和促进具有原创性和自主性的知识生产。

　　建立不断更新的研究方法体系，以数智化赋能与本土化深耕推动知识生产转型。如政治学领域运用大数据分析与算法模型，揭示政治行为、治理网络的深层规律；实验性研究通过干预变量、控制干扰，破解传统研究“数据失真”“因果模糊”难题。调查研究方法同步革新，在传统田野调查基础上融入社会网络分析、元分析等量化工具，推动“野性思维”向“规范化知识生产”转型，如比较政治学的“质性比较分析”融合定量逻辑与质性特质，精准解析多因互动的政治现象。

　　研究方法更加锚定中国社会独特性，强化实证支撑。例如东北师范大学邬志辉教授深耕农村教育研究，十年跟踪建成专题数据库、开展三十年教育实验，彰显“在场、在地”的实证精神。

　　在杨典看来，社会学者们着力推动“整体主义”传统的现代转化，以系统思维把握社会实体关联，通过深度参与理解文化特性。这种扎根文化特质的方法革新，有效规避了个体主义方法论局限，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方法支撑。

　　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坐标系，为解析全球现象提供新认知框架。杨典举例道，中国脱贫攻坚的精准识别机制、数字经济的平台治理模式，通过“一带一路”学术交流，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参考。

　　更深层的突破，在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学术话语。王炳权表示，政治学领域已从这一理念中提炼出三大核心命题：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超越意识形态的价值基座，区别于西方“普世价值”；以“共商共建共享”重塑全球治理观，打破零和博弈逻辑；将“人类命运共同体”阐释为涵盖多元议题、以共同发展为取向的国际政治新判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受访专家认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建成“解读中国、贡献世界”的知识体系：在回答中国之问中破解世界之问，在建构自主话语中推动文明互鉴。这既是学术工作者的时代使命，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思想领域的必然要求。

辽宁省文科及师范类专场招聘会在鞍山师范学院举行（2025 年 4 月 26 日摄） 新华社发

　　教育革新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的核心载体，当下，一场结构性变革正在高等文科教育领域全面铺开。

　　这场变革首先从专业结构的“提质减量”破题。近年来，高等文科教育针对定位模糊、课程陈旧、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领域实施系统性调整：部分专业因培养目标宽泛、就业适配度低而停招撤销；部分传统专业则因市场趋于饱和、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需求而持续收缩。

　　受访专家分析，文科专业的“瘦身”幅度已超过新增规模，标志着其已跨越“重规模轻质量”的粗放发展阶段，这为新兴交叉领域释放出发展空间。

　　在“瘦身”的同时，文科教育更以“跨界融合”激活新动能——新文科建设成为改革的关键引擎。2020年改革全面启动，明确以信息技术与文科深度融合、多学科交叉为核心方向；2021年，教育部认定1011个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增3000余个文理、文工交叉融合专业点，设立70个文科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基地，加快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国际组织等国家急需领域的人才培养；2023年《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要求，推动文科内部及文理工农医交叉，通过发展新兴专业、改造传统专业、深化课程改革三维发力。

　　这种交叉融合的探索在多所高校落地生根：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增设科技考古方向，将物理探测、化学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融入传统考古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立数字法学教研中心，聚焦数字技术对法律体系的冲击与重塑，破解平台治理、算法伦理等前沿难题……教育部发布的2025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显示，多个新文科专业已纳入今年招生计划，覆盖文学、教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关键门类，交叉融合的学科生态初步形成。

　　学科生态的重塑最终落脚于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越来越多高校将数字工具转化为人文洞察的“显微镜”与“望远镜”：社会学系课程要求学生用Python爬取田野调查数据，通过Gephi绘制社会关系网络图谱；新闻学院学生运用Tableau可视化工具追踪舆情传播路径与情感倾向；法学院与互联网法院合作打造实景课程，学生直接参与AI生成内容著作权纠纷、数据隐私保护等真实案件处理；文化产业相关专业联合故宫文创开设工作坊，通过用户画像工具设计Z世代文创产品，实现传统文化传播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实践场景的持续延伸，推动文科人才从“知识掌握者”向“问题解决者”的能力升维。

　　这种变革的深层逻辑，在人才培养理念的升级中愈发清晰。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增岽表示，文科教育深度变革的方向在于由“知识传授者”向“价值孵化器”的角色转向，从而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定位更新

　　技术革命与社会转型交织的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刚需性”正经历重构。

　　这种重构首先体现在职业形态的深刻变革中。近年持续火热的文科新职业跨界趋势显著：数字策展人需融合艺术史与区块链技术，文物数据分析师要兼具考古学与机器学习能力，AI伦理师、算法审查专员等岗位的兴起，则直接表明“技术+伦理”复合知识结构已成为企业重要需求。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17个新职业中，文科类岗位复合型特征突出。这些变化在杨增岽看来，既折射出人文素养与技术能力的深度耦合，也源于社会对人的价值需求、文化语境理解及伦理边界把握的深层要求。

　　治理实践的深度嵌入，进一步凸显文科的现实价值。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文科的“实践转化力”愈发关键：政策制定的科学化需要人文洞察支撑，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社区治理等实践中，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提供底层理论与解决方案，基层法务、涉外合规等领域的人才缺口更直接反映法治治理需求的迫切性。

　　杨增岽将此概括为文科的“实践转化力”体系：一是精准穿透能力，通过“田野调查—数据分析—理论提炼”衔接微观行为与宏观政策；二是跨界协同能力，打破学科壁垒构建复合知识网络；三是政策转译能力，将大政方针转化为易懂易行的规则。“这些能力转向，要求文科从书斋学问进化为治理现代化的‘智慧基础设施’。”

　　文明传承的精神根基，更赋予文科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文科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关乎民族精神根脉、社会价值共识及个体文化认同，是国家治理的精神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度融入治理体系：从国家文化公园、古籍保护工程的具象载体，到天人合一融入绿色发展理念、和合共生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治理现代化理念溯源于5000多年文明史深处。

　　人文社科领域更成为国家软实力角逐的核心场域之一。杨增岽认为，面对西方贸易战、科技战与话语霸凌，经济科技发展与话语权建构必须“两手硬”。中国社科院大学副研究员胡兴华表示，西方中心主义是全球治理困境的哲学根源，中国实践为破解困局提供了范本，其理论起点正在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他举例，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成果，《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英文版同步推出并在海外发布，正是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建立和平发展新叙事体系的重要尝试。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技术狂奔时代，文科价值展现出不可替代的时代使命：既传承文明基因、锚定技术向善，更探索人类在不确定时代寻找确定性的精神家园。这种使命的紧迫性在当下尤为突出——当AI伦理争议、数字治理困境、文明冲突加剧等时代问题密集涌现时，文科必须主动破题，以更强解释力、转化力和新标准回应时代之问。

　　当前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瓶颈集中表现为五方面：评价激励机制过度依赖量化指标，忽视社会效益与政策转化；学科体系划分过细，难以应对复杂议题；人才培养与实践脱节；科研管理制度弹性不足制约研究深度；成果转化梗阻，智库深度研究能力未充分发挥。

　　杨增岽、胡兴华建议，需以顶层设计推动协同改革：评价机制去“唯量化”、学科体系强“交叉性”、人才培养重“实践力”、管理制度增“适配性”、转化机制通“衔接链”，以释放高质量发展活力。

　　教育与产业的深度协同是强化实效的重要抓手。受访专家呼吁，推动文科教育主动对接产业需求，构建“文科+科技”“文科+商业”“文科+工程”等跨界培养模式，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桥梁，将人文社科理论转化为技术伦理规范、组织管理方案与产品人文关怀。

　　破解人文社科“失语”困局，根本在于锚定“两个结合”的深层逻辑与路径指引。在胡兴华看来，“两个结合”指引人文社科工作者筑牢文化自信：通过深度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脉络中增强文化自信与历史思维；坚持经世致用，走出书斋、扎根田野，在实践中提炼原创理论，锻造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回应国家战略需求中彰显人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