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猪肉的父亲供我读贵族学校，换来我被霸凌的3年 | 人间

那种“潜在的比较”就像空气中的细粉尘，悄无声息地飘着，却让人无法呼吸顺畅。

配图 | 《隐秘的角落》剧照

现在的我，即使已经经济独立，有了稳定的收入，看到那些含着金钥匙出身、不劳而获又自以为是的人，依然有种本能的厌恶，也会时不时想起自己贫寒的出身，对金钱很敏感，每当积蓄稍微减少，我就感觉自己漂在海上，没有安全感，随时要沉下去。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初中3年就读于南华中学，那是市里赫赫有名的一所“贵族”学校，2001年创立，一开始就高薪聘请了专业管理团队，然后也一直大张旗鼓地从别的学校“招徕”省级、国家级名师。经过市场几轮的大浪淘沙后，它作为一个民办学校，依然屹立不倒甚至声名鹊起，后来又开创了小学和高中部，成为本地的教育巨鳄。

我是2004年通过考试被南华中学录取的，那年南华中学在全市尖子生数量第一，学生的平均成绩稳居前三，每个学期的学费是六千多元，是镇上初中学费的五倍多。

南华中学的校园就像一座精心维护的皇家园林，占地广袤，相当于二十多个标准足球场。一踏入校门，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座宏伟喷泉，昼夜不息地涌动着水花，校园绿植繁茂，绿化率超过三成，草坪修剪得如同地毯一般平整。

在21世纪初，学校就已经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每间教室都有巨型投影屏幕，实验室、图书馆各占一栋楼，英语一直由外教授课，还设置有管弦乐、国际象棋等兴趣班，像一个豪华的少年宫。

这里的学生“非富即贵”，他们的父母家底丰厚，有的生意做得很大，有的镇上有几套房，光租金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村里还定期分红。每到周末，各种豪车停在学校门口，把孩子们接回镇上的别墅里。

学校虽然规定统一穿着校服，任何首饰一律禁止，但这些规矩挡不住同学们的“显山露水”，几千元的限量球鞋，印着奢侈品LOGO的书包，大牌的腕表，成了校规之外的新制服。大家表面上守规矩，私底下却热衷于盘点：谁的父母是做什么生意的，谁家的房子有几层楼，谁的新鞋最贵最潮，甚至会按镇街划分等级，从所在区域大致推算同学的家境。表面一视同仁，实则各自心知肚明，贵族气质的外壳下，悄然运行着一套残酷的社会分层体系。

我从小就认真刻苦，作业总是第一时间做完，保持名列前茅的成绩，根本不需要父母操心。老师和同学都夸我“好学生”、“聪明”，小学班上有几个不爱学习的调皮男生，也都有点巴结我的意思，因为做作业的时候要来请教我。

我考上南华中学的时候，父母坚持让我去读，认为这个好机会不能错失。最头疼的无非是多花些钱，他们东拼西凑，硬着头皮找亲戚们借，最后解决了学费问题，同时也跟我说：“生活费给不了太多，只能保证够用。”

我的心理压力很大，认为自己给父母增添了压力，唯一能给父母“减负”的希望，是每学期期末会评选奖学金，条件是排名挤进年级前五十名，奖金高达8千元，我一定要尽力拿到这笔钱。

初一刚开始，我的成绩还是很不错的。第一次大考就考了全班第三名，年级前二十名，我的照片和姓名在学校的荣誉榜上占据一席之地，我早已经习惯了这种荣誉感和成就感。但是在两次争取奖学金的考试中，我一次排在51名，比前一名仅差0.5分，与奖学金擦肩而过，一次排在77名，获奖无望。

没拿到奖学金，我觉得自己愧对父母，总会想起父亲起早贪黑，每天凌晨4点开着摩托车出发去屠宰场。

小时候，我经常会被摩托车不断打火的声音惊醒，然后就一直睁眼听着，直到摩托车启动，伴随一阵轰鸣扬长而去。有很多个下雨天，摩托车受潮后很难打火，我躺在床上，清楚听到父亲用脚使劲踩踏板，一次、两次、三次……有时踩到十几次才能启动。他一次次用力踩，间隔越来越短，偶尔有咒骂声。我想，他一定是踩得满头大汗，很焦急吧。

然而没有人帮他，我也帮不上忙，只有躺在床上听他一次次地踩，反反复复踩。就像千篇一律的生活被自己踩碎、踩烂了，也还是要继续过下去。

父亲的工作是叔叔帮忙找的，负责给3家公司食堂供应猪肉，如果有剩下的就拿到市场档口上卖，要想拿到好一点的猪肉，除了早到别无他法。母亲一般在早上6点起床，赶去市场帮忙卖肉。俩人忙活一上午，一般接近中午才回家，到了下午4点，又继续去市场卖肉，期间还会穿插做一些回收纸皮、废品的生意。

父亲每天会洗肉袋子，十几个专门用来装猪肉的黑色大袋子，肉袋子很厚，也能装很多，但是有一股难闻的腥味，里面还贴着许多肉碎，洗一洗，晾干了第二天继续用，父亲早已经习惯，每天回家第一时间把袋子洗了，再用一条长竹竿串起来晾晒起来，晾在阳光最足的地方。如果我在家，就会强忍着腥味和一手油腻帮忙。

我记得每个肉袋子都会用很久，洗了再用，用完再洗，用得实在不能再用才会更换。父亲在节俭上有一种执念，只要还能用的东西，就凑合着一直用，决不随便丢弃，也不舍得更换。

可能是受父母的影响，我从小就没有太强的消费欲望，在同龄人热衷于新文具、新书包的时候，我更习惯把旧的用到不能再用为止。小学时，爸妈告诉我，他们卧室里有一个小柜子，第一层抽屉里放着一些零钱——一元、两元、五元、十元，偶尔也会有一张一百元的纸币。他们说，这些钱我可以按需取用，不需要每次都开口来问他们。

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是兴奋，而是一种被信任的重量。我每天只取一两元，够买放学后的一些小零食。有时前一天的钱没用完，我第二天就会拿的更少或者不拿了。我对“钱”的理解，从那时起就很简单，它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需要，而不是用来堆积欲望、炫耀身份的，能吃饱、能满足基本需要，就是足够。即使抽屉里放着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我也只是看一眼，从不去动，这是在物质的世界里，我刻意保留的克制和清醒。

来到南华中学，我穿着一百元的球鞋，领着每个星期六十元的生活费，很难参与进身边同学们关于名车名表这类的讨论，我本来想：真心跟同学交往就好了，学校就是个学习的地方，其他事情可以不用太上心。

我的第一个好朋友是俊杰，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眼神犀利且透露着精明，我们形影不离，下课上厕所都要一起去，放学打篮球也一定会在同一队。初一下学期的一个傍晚，我们来到饭堂，俊杰在口袋里摸来摸去。“哎呀，阿东，我忘带饭卡了。可以借你的卡刷一下吗？”他看起来很着急。

“可以。”我答应道，可很快我就后悔了。俊杰在打饭窗口花了15元打了四菜一汤，又去小卖部买饮料，一下子花了21元，这是我接近三分之一的生活费。当他漫不经心地把饭卡还给我时，我脸色一沉，没说什么，我不理解俊杰吃顿饭为何要花那么多钱。

这周接下来的时间，我每次打饭都刻意少要一些，也曾经暗示俊杰还钱，可是不知是我的暗示太过微妙，还是俊杰忘了，都没有了下文。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开始认定这21元追不回来。可我绝对想不到，一天放学后，俊杰用开玩笑的语气重提了这件事。

“上次借你卡刷，还记得是吗？”他问。

我有些不解：“嗯”。

“多少钱来着？”他冷冷地问。

“21元。”我说。

“行，我还给你50元，就当作利息了。对了，今天开始我们绝交。”他舒展了一下身子。

“什么？你是说绝交？”我以为听错了，却撞上他轻蔑的眼神。

“我们的友谊经不起考验，”俊杰摇摇头，轻笑说：“这是我爸爸教我的甄别朋友的方法，真正的朋友不会在意一点钱的得失，朋友之间要大方、慷慨，可我看得出来，你是个斤斤计较的人。那天我是故意借你饭卡刷的。没事，钱我会还给你，我怕你承受不住。”

我被说的哑口无言。

“我还打听到了，你家是卖猪肉的。一开始我还不信，怎么会有卖猪肉的爸妈把孩子送来南华中学，这里的学费是他们支付得起的吗？”俊杰语气中的优越感越来越明显，“怪不得从来没见过你爸妈开车来接，车太次了吧，又或者是，根本没车？”

“卖猪肉又如何，没车又如何。”我很生气，感到被深深侮辱。

“只能说我们不是一路人，反正我不会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了。”俊杰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愣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识到：我们之间，再也回不到过去。这些话像利刃一样斩断了曾经的友谊，也划出了一道刺眼的贫富鸿沟，他最终站在了我的对立面，从朋友变成敌人。

因为“没钱”，很快我又遇到一个难题。敬辉是我们的班长，身形魁梧，寸头，成绩很好，却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他号召力很强，在班里组建了“大食会”和“零食会”。

“大食会”就是每周五中午，在南华中学附近的麦当劳或者肯德基，班里同学欢聚一堂，一起吃汉堡、薯条、炸鸡，我不喜欢吃快餐，很少参加这个活动。“零食会”则是每周日晚上在男生宿舍举办，大家从家里带回各式各样的土特产和零食，聚在一起吹牛、谈天说地、谈论班里的女同学，因为我是跟隔壁班男生同住的，跟班里的男生群体有些脱节，所以“零食会”也不参加。班里也有另外三个不跟同班同学住的，但是他们三人分别被三个宿舍接纳，成为“零食会”的一员。在大家都站队的情况下，形单影只是很不利的，但我还是本能拒绝无必要的消费。

我不参加“大食会”和“零食会”的事情不胫而走，全班同学都知道了，他们在背地里议论我，嘲笑我，打听我的出身和隐私，敬辉和俊杰对我了解稍微多一点，会带头传播。

有一次，我从家里带回了一些绿豆饼，正在犹豫要不要参加“零食会”。可很快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人家的零食高档得很，怎么会看得上我的绿豆饼呢。这时，舍友阿洋刚洗完澡出来，瞥见我从柜子里拿出绿豆饼，又准备放回去。

“我来一块，洗完澡好饿啊。”阿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出两根手指夹住一块绿豆饼，立即往自己嘴里送。“诶诶诶，独食难肥，我也好饿。”另一个舍友阿攀也笑着走过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分享了一盒绿豆饼，配上牛奶，有趣的朋友，爽朗的笑声，我们度过了短暂而美妙的时光。

我跟舍友阿洋和阿攀确实关系不错，他们的家境也比较普通，都是父母踮起脚、跳一跳才勉强把他们送到南华中学的。

“太好吃了，说真的，这种绿豆饼我可以连续吃十个。”阿攀擦擦嘴，意犹未尽。“吃十个也太扯了吧，不过我也很喜欢，”阿洋对我说，“要不这样，下周你给我带一盒来，多少钱我先给你。”

“一盒十个绿豆饼，一共12元，童叟无欺。”我嘿嘿一笑。“成交，我去拿钱。”阿洋很快就把钱塞到我手里了。“我也要，我也要。”阿攀也跟着预付了。

几天之后，周日晚上，我带回了3盒绿豆饼。2盒分别给阿洋、阿攀，我又从第3盒里面各拿2块多分给他们。就这样连续几周给他们带绿豆饼，阿洋、阿攀觉得不好意思让我跑腿，主动给我加价到15元。又过了段时间，他们班里的男生听说我带回来的绿豆饼特别好吃，有的通过阿洋、阿攀跟我预订，都是以15元一盒的价格付款的。

我来者不拒，每周都十盒八盒的把绿豆饼带回学校，父母问起，我说是因为同学都很喜欢吃，特意帮同学买的。我每周固定时间去绿豆饼店，又买很多，很快我跟老板熟络起来，开始跟他争取优惠。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最终决定以每盒绿豆饼9.5元的价格卖给我。

渐渐地，我开始因为绿豆饼这件事盈利。每盒净赚5.5元，一周可以卖出8-12盒，这样就赚到接近60元，有时甚至赚到70元，一周的生活费基本就有了。我当时没想太多别的，只是有些欣喜，靠自己能力赚到钱，不需要父母再额外给我钱，很有成就感。

但是，我替隔壁班同学带饼的事情，不久班里的男生就听说了。初二上学期的某个星期日傍晚，我回到学校，提着一袋袋绿豆饼从宿舍走廊经过时，敬辉吹了声口哨。

“喂，卖饼佬，这一单又赚到多少了？”他笑了。

“挺好的呀，”俊杰听到笑声后，从宿舍里走出来，“爸妈卖肉，儿子卖饼，多么有生意头脑的一家人。”我不理会他们，径直走回自己宿舍。他们的笑声越来越大，响彻走廊。

随着敬辉的带头，越来越多男生加入了嘲笑我的行列。他们给我取外号，“卖饼佬”“猪肉佬”，甚至编造难听的故事取笑我。他们在孤立我的过程中，反倒像建立了一种“兄弟情”，通过羞辱一个人来确认彼此的存在感与优越感。

从这之后，我彻底沦为他们笑料的素材。有一次，我参加学校长跑比赛，跑到最后一圈，摔倒在赛道上，这个动作后来被他们拿来反复模仿；一次春游的路上，车程很长，我坐在颠簸的大巴上，很想上厕所，真的是忍无可忍，只能怯怯地告诉老师。老师让司机在加油站停车，我下车后，向着厕所狂奔，身后响起嘲笑声。

在英语课上，老师念到“biscuit”，敬辉立刻高声调侃“饼饼饼”，全班一哄而起，连女生也在起哄。那声音像一把把刀，一次次割进我心里。我气得发抖，用怨恨的眼神望过去，反而激起他们更起劲地嘲弄。我几乎要爆炸，那晚我蒙头大哭，枕头湿透，像溺水的人拼命抓空气，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阿洋和阿攀知道这些后气得不行，坚决要替我出头，最终，他们用两天时间给我策划了一场“示威”。晚上十一点半，宿舍熄灯后，我们五人出现在敬辉宿舍门口。阿洋从窗外打开门锁，一脚踹开门：“以后谁敢再欺负人，别怪我们不客气。”阿洋的声音冷静而有力。

“大家都是同学，”阿攀补了一句，“没必要把人逼到绝路。”黑暗中，敬辉装傻：“有人欺负他？我们很忙的。”

“我不管你们忙不忙，从现在开始，嘴给我管住。”阿洋负手站着，小小的身躯竟有股压迫感。阿洋推了我一把，我只能硬着头皮上前，颤着声说出那句他们教我的狠话：“小心点，我们不介意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黑暗一阵沉默，接着传来轻轻的笑声。我听得出，是俊杰。

那天晚上的“示威”后，敬辉他们确实表面上消停了一点，我也尽量不去想他们说了什么。父母有时会问我学得怎么样，在学校过得怎么样，我只说还可以，只字不提同学对我的疏远、排挤、嘲笑，怕他们知道了会担心。

但更多的是，我从最受老师和同学欢迎的“好学生”，如今被大家鄙视和嘲笑，倔强的自尊心作祟，我不想告诉父母自己的挫败和委屈。

但到了初二，伴随着俊杰的绝交、同学们的疏远排挤、心情苦闷失落，我的成绩很快就一落千丈，上课开始打不起精神，学习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数学和化学。更糟糕的是，我开始沉迷几款电脑游戏和QQ聊天，愈发无心学习。最差的时候，我的考试排名已经落后到班里最后几名。

小学阶段那份自信荡然无存，学习对我来说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梦寐以求的奖学金，我一次都没拿过，像另一个世界的事物，遥不可及。

而就在同一个校园的另一端，南华中学却风光无限，全市统考年年夺魁，高中部那边，清华、北大的录取榜单被高调张贴，反复宣传。一时间，所有的掌声和目光都投向那些成绩斐然、闪闪发光的“尖子生”。可在他们身后，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学生，我们只能被甩出聚光灯，连影子都模糊不清，就像沉下去的浪花，从来不在故事里。

纸里包不住火，初二下学期，我终于还是跟父母说了在学校那些遭遇。父母知道后很难过，一脸担忧，但他们都是本本分分、脚踏实地的人，又怎么会处理这种情况。他们只能去请堂姑帮忙。

堂姑是南华小学的某位级长，她出面跟我的班主任张老师反映了情况，同时嘱咐张老师在学校里也多照看我，张老师是个教数学的男老师，很年轻，他最喜欢尖子生，对成绩不好的学生关注很少。

那是一个周一的晚自习，他把我、敬辉、俊杰同时叫到他办公室，说了一些“同学相识就是缘分”、“要学会和谐共处”、“学生最重要的是学习”之类的道理，让我们握手言和，气氛有些尴尬。他们两个都很会表演，跟张老师说“根本没有欺负”、“老师言重了”、“一定好好学习”的话，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后来他也没有单独再找我谈过，除了在日常场合比以前多看我几眼外，我几乎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关注。

过了两周，我在QQ空间上面写了一篇关于心情苦闷、知音难觅的文章，张老师和很多同学都能看到。在后来的班会上，张老师说，有的同学根本分不清主次，临近中考了还无病呻吟，甚至沉迷使用QQ，不思进取。张老师没有指名道姓，但我至今都认为他说的就是我。

也许成绩不好的学生，配不上老师的重视和关注。

中考在即，我趁宿舍没有其他人，跪在地板上祈祷，向着阳台的刺目光线双手合十，叩首三次。说不清为何这么做，也说不清是向上帝祈祷，还是向祖先祈祷。我希望自己中考能发挥好一点，顺利考上市里的另一所高中，南华中学的高中部从来不是我的选择，我要永远离开南华。

备考期间我变得沉默寡言，压力很大，时间很紧，我要想把成绩追上来，只有努力学、刻苦学，疯狂地做题。我相信努力会有回报，希望上天能认可我的努力。最后，我如愿以偿考上了全市最好的那所公办高中，我终于逃离那个浮华世界。

离开贵族学校，我可以通过学习、运动、参加社团来交朋友，这里不需要用零食收买友谊，也不用考虑有钱没钱。在这读高中的三年，我被治愈了，学习成绩稳步提高，收获了真挚的同学友谊，性格也慢慢变得开朗起来。后来我都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回避，不要害羞，真诚待人，勇敢面对。

但初中那段日子，还是在我生命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那段不被接纳的感觉，就像种子埋在心里，即使表面长出了别的枝叶，根还在那里。上了大学之后，我的生活方式仍旧带着那个时期的痕迹，一直省吃俭用，吃饭从不讲究，哪怕食堂最便宜的套餐我也吃得心安理得，朋友们聚餐我很少去。

为了赚取生活费，我做过各种类型的兼职，派传单、推销、市场调查、演唱会查验门票，过山车扣安全带等等。我尽量让自己经济独立，不想再向父母伸手，哪怕他们愿意给。我用兼职赚来的钱，一点点攒，买手机、买电脑，有时也会奖励自己一次旅行。每一笔开销，我都会算得很清楚，不是精明，是本能。因为我太清楚，钱不是凭空来的，父母挣钱不易，给我们的钱，是他们用汗水一点点省出来的，这份恩情我始终不敢忘，更不敢攀比和挥霍。

老婆说，大学跟我谈恋爱的时候，曾经觉得我很吝啬，出去吃顿饭、看部电影，心痛的表情就掩饰不住。她一度以为我太过小气，不值得交往，了解之后才发现我不是那种人。如果要大方，我就只能拿父母的钱去“装”，那样我更会看不起自己。

听亲戚们说，堂弟后来在2012年入读了南华中学高中部，开家长会那天，堂弟硬是要他爸租一辆玛萨拉蒂去学校接送，不允许开自己家的车去。听说堂弟每周末，都要他爸开车带他在外地采购土特产。听了这些，我只是笑笑。

2014年，父母的工作也换了，他们不在市场卖猪肉了。父亲在镇上一个社区医院当厨师，母亲在公园里做保洁。赚的钱依然不多，捉襟见肘，勉强维持生计，他们依然保留着省吃俭用的习惯。

2016年，我参加过初中同学聚会，或许大家都长大了，成熟了不少，同学对我的恶意减少了许多，但人与人之间聊的，还是那些彰显隐形阶层的话题。有人留学归来，讲述国外的生活；有人创业赚钱，说着生意经；有人做投资，每天盯着K线图炒股。话题总是绕不开赚钱、花钱，谁家里做什么生意，谁买了什么名牌、开什么车。这些话题我插不上嘴，也没什么兴趣，或许他们没有恶意，但那种“潜在的比较”就像空气中的细粉尘，悄无声息地飘着，却让人无法呼吸顺畅。

现在的我，已经工作了，有了一份还不错的稳定收入。随着经济条件改善，我也不再那么斤斤计较，只要是必要的开支，我都愿意花，比如给老婆孩子挑礼物，我会认真去选、去配，愿意用心，也愿意花钱，不是因为我变得“大方”了，而是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钱，去表达爱和体面。

但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走出来。那段在贵族学校读初中的经历，如同刻刀在心上划过，哪怕结痂了，也还有痕。如今，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它仍然影响着我，不只是消费观，还有我对人的信任、对关系的判断、对自我价值的衡量。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让我再读一遍初中，以我当时的心智，在南华中学或许还是逃不过霸凌和孤立。我不敢面对那段过去，也无法真正和它和解，我所能做的，是尽量淡化那段痛苦的感觉，学着去接纳那时的自己，然后告诉他：你不是不够好，只是你太早看清了世界。

编辑 | 小满 实习 | 琦萱

洛东

国企秘书，文学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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