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校花: 54岁再婚嫁给71岁外交官，90多岁还自己开车，活到112

她是复旦大学最早的女学生，两次嫁给外交官，90多岁的时候还能自己开车，一生长寿，活到112岁，她就是严幼韵。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这位传奇女士的一生吧。

严幼韵出生在天津的富商家庭，祖籍是浙江宁波，家里底子厚得很。她祖父严信厚早年跟着李鸿章做事，后来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父亲严子均接了家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家里光绸缎庄就有“老九章”这样的老字号。

从小被宠大的严幼韵，吃穿用度从没缺过，连穿衣都有专人打理，一天换几套衣服都是常事，头发也总烫着最时兴的卷发。但她没一点娇小姐的坏脾气，反而性格爽朗，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让人忍不住想亲近。

那会儿进复旦，严幼韵是凭着真本事考进来的。刚进校园时，女学生大多穿着长及脚踝的旗袍，走路轻轻巧巧，生怕引人注意。可严幼韵不，她敢穿露出小臂的西式连衣裙，裙摆到膝盖，走在校园的石板路上，皮鞋敲出“哒哒”的响，总不免让人多看两眼。

更让人稀罕的是，别的学生要么步行上学，要么坐黄包车，严家直接给她配了辆别克轿车，车牌号是“84”。每天放学，校门口总围着一群学生，老远看见“84”的车牌，就会小声嘀咕：“‘84小姐’来了。”

但严幼韵可不是只会打扮的“花瓶”。她的英文说得好极了，课堂上跟外教对话，条理清晰又流利，连老师都忍不住点头称赞。学校里的演讲比赛、社团活动，总能看到她的身影。有次演讲比赛，她站在台上，声音清亮，讲的内容既有想法又通俗易懂，台下的男生们把前排都占满了，连窗户边都扒着人，就为了多看她两眼、多听她讲两句。

也就是在复旦大学求学的时候，严幼韵认识了杨光泩。

杨光泩是湖州大丝绸商的子弟，早在1920年的时候就从清华大学毕业了，之后又前往美国留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一表人才又才华出众，自然能够获得严幼韵的倾心。

1929年，两人在上海大华饭店办了婚礼。那时候大华饭店是上海最时髦的地方，婚礼请了许多宾客，街坊邻居都挤在饭店门口看热闹，说这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婚后没几年，杨光泩被派往海外工作，严幼韵跟着他去了美国、菲律宾等地。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时候，夫妻俩的日子过得挺滋润：杨光泩忙着领事的工作，严幼韵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还时常招待华侨朋友，家里总热热闹闹的。

那时候国内正打抗战，杨光泩在马尼拉四处奔走，找华侨募捐钱和物资，严幼韵也没闲着。她凭着自己认识的人脉，联系当地的商户，帮着整理募捐来的东西，再想法子运回国。那时候她常跟女儿说：“咱们国家在受难，能帮一点是一点。”

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1942年1月，日军攻占了马尼拉。杨光泩因为拒绝给日军做事，被残忍杀害，那时候严幼韵才36岁，怀里还抱着年幼的女儿，3个孩子中，最大的也才10岁，最小的茜恩刚4岁。

一夜之间，严幼韵就从养尊处优的外交官夫人，变成了带着3个孩子的寡妇，不光如此，她还要照顾另外几个外交官的遗属，几十口人就挤在一间简陋的木板房里，日子一下子掉进了谷底。

以前的严幼韵，连厨房的门都没进过，更别说种菜、做饭了。可那时候没办法，为了活下去，她只能跟着当地的妇人学在院子里种菜，把空油桶剪开当花盆，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浇水、施肥。

没有烤箱，她就用铁皮桶烤蛋糕，手被烫出一个个水泡，疼得钻心，也只是咬着牙用凉水冲一下，接着烤，蛋糕烤好了就能拿到街上换钱，那是一家几十口人的生活费。不光如此，她还学着织毛衣。

有次一个日本军官路过，看中了她织的毛衣，掏出不少钱想买，严幼韵直接把毛衣叠起来放进箱子，冷冷地说：“我男人就是你们杀的，就算饿死，我也不跟你们做生意。”日本军官愣了愣，骂了句“不识抬举”，悻悻地走了。

最难的时候，日军的炸弹经常在附近爆炸，他们只能躲进防空洞。黑暗的防空洞里，孩子们吓得直哭，严幼韵就把几个女儿搂在怀里，哼着上海的小调，还教她们用椰子壳做小碗，背唐诗。

有次炸弹落在防空洞不远处，震得泥土往下掉，她紧紧护着孩子，轻声说：“别怕，妈妈在，咱们一定能熬过去。”后来大女儿回忆，那几年里，从没见过母亲掉眼泪，哪怕日子再苦，母亲脸上总带着点笑，好像天塌下来都能扛住。

1945年，美军解放了菲律宾，严幼韵终于带着孩子们脱离了险境。这年她已经快40岁了，有人劝她回上海投靠亲戚，过安稳日子，可她摇了摇头：“我得靠自己，还得让孩子们受好教育。”

没多久，她就带着3个女儿去了美国。到了纽约，她看着身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心里也生出一股劲，她报名参加了大学的国际关系课程，每天背着书包去上课，跟20岁的学生坐在一起记笔记，听不懂的地方就课后找老师问，一点也不觉得丢人。

毕业后，严幼韵凭着扎实的知识和外交经验，进了联合国做礼宾官。这份工作不轻松，要接待各国元首，安排行程、协调事务，容不得半点差错。严幼韵做事仔细，不管多琐碎的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连挑剔的上司都对她赞不绝口。

有次接待一位欧洲国家的总统，对方临时更改行程，严幼韵当场重新安排，从车辆调配到晚宴菜单，没慌一点神，最后总统握着她的手说：“中国的礼宾官，真了不起。”

在纽约的日子里，严幼韵认识了顾维钧，那个被称为“民国外交第一人”的老人。其实两人早就认识，以前杨光泩在外交部工作时，顾维钧是他的上司，严幼韵跟着杨光泩去顾家做客，见过几次。

那时候顾维钧刚从联合国卸任，身边总跟着助理和秘书，日子过得有些冷清。严幼韵看他一个人生活不方便，偶尔会炖点汤送过去，陪他聊聊天。一来二去，两人心里都有了好感。

1959年，54岁的严幼韵嫁给了71岁的顾维钧。消息传出去，不少人说闲话，有人说严幼韵是“攀高枝”。面对这些流言，严幼韵从不辩解，只是跟亲近的朋友说：“日子是自己过的，好不好，只有我们俩知道。”

婚后，两人住在美国纽约的公寓里，严幼韵把顾维钧照顾得无微不至。顾维钧比她大得多，身体不算太好，严幼韵每天早上会给他准备一杯热牛奶，中午搭配清淡的蔬菜和瘦肉，晚上睡前还会端上一碗燕窝。顾维钧喜欢写回忆录，她就坐在旁边磨墨，偶尔提醒他：“先生，写久了歇歇，眼睛该累了。”

以前的顾维钧总爱皱着眉头，气色也不太好，跟严幼韵在一起后，慢慢胖了点，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连走路都比以前有力气。他后来跟朋友说：“我能活这么大岁数，全靠三点：每天散步，不吃太多零食，还有幼韵照顾得好。”

两人还特别喜欢打麻将，严幼韵经常约上朋友来家里，4个人围坐在麻将桌前，洗牌声哗啦啦响，顾维钧输了会笑着说“下次一定赢回来”，严幼韵赢了也不炫耀，只是把赢来的钱分给大家买水果吃。

1985年一天夜里，夫妻俩送走了来做客的朋友，顾维钧去浴室洗澡，严幼韵在外面跟他闲聊，说着想明天约谁来打麻将，还笑称要“继续咱们的麻将大业”。一开始，顾维钧还能跟她搭话，可聊着聊着，外面没了声音。

严幼韵心里一紧，推开门进去，看见顾维钧裹着浴巾躺在地上，脸色安详，像睡着了一样。他走了，没有一点预兆，也没受一点罪。

顾维钧走后的那几天，严幼韵像丢了魂似的，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想起他的影子。可她没沉溺在悲伤里太久，没过多久就收拾好心情，把顾维钧的西装熨得平平整整，放进棺木，然后接着打理家里的事。她跟女儿说：“你爸爸走得安详，咱们得好好活着，才不辜负他。”

后来，严幼韵的小女儿茜恩查出了大肠癌。茜恩走的时候，严幼韵穿了一身黑旗袍，没戴任何首饰，安静地站在葬礼上。有人劝她保重身体，她只是点点头说“知道了”。

2003年，严幼韵也查出了大肠癌，她跟医生说：“要不安乐死吧”，这不是怕疼，是想起了茜恩化疗时的样子，她怕自己拖累孩子们。

好在大女儿从旧金山赶回来，找了纽约最好的肿瘤医生，硬是劝她做了手术。术后没半年，99岁的严幼韵过生日，穿了一身旗袍，在纽约公寓的客厅里转了个圈，还拉着主治医生跳华尔兹。

后来，严幼韵的身体一直很好，90多岁还自己开车逛街。103岁那年，复旦的教授去纽约拜访她，正好赶上她跟老朋友们打麻将，4个人一直打到凌晨。教授劝她早点休息，她摆摆手说：“这是跟年轻时的自己打招呼呢，牌桌上的输赢不重要，开心才重要。”

2017年5月24日晚，严幼韵在纽约的家中去世，享年11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