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于武和他的汽车人生｜荐读

口述 | 付于武

整理 | 周晓莺

编辑 | 葛帮宁

出品 | 帮宁工作室（gbngzs）

| 编者按

2017年底，时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付于武退居二线，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和机械工业出版社不约而同地找到他，建议他撰写回忆录。对于把自己放到聚光灯下当“主角”的邀约，他本能地拒绝。

7年后，2024北京车展期间，盖世汽车CEO周晓莺重提旧事，不久，机械工业出版社汽车分社社长赵海青也打来电话，再次盛情相邀。再三思考之后，付于武改变了想法。

“用一本书回忆过往，也许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人生的回顾。把过去几十年自己目睹的汽车产业发展历程和那些可敬可佩的汽车人记录下来，也是一种难以推脱的历史责任。”付于武在自序中写道。

结果就是《我心深处是汽车：付于武八十自述》这本书。在书中，他自喻为“中国汽车工业第三代汽车人”。

第一代汽车人是共和国汽车产业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他们开启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的伟大历程，为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代汽车人肩负了改写中国汽车产业格局的历史使命——改变汽车产业“缺重少轻”、轿车领域一片空白的落后局面。现在的他们，大多已是年近九十的老人。

第三代汽车人则是中国汽车产业的新赛道、新征程上创业创新的主力军，完成了中国汽车产业从追赶者到部分领域领先的突破，实现了从传统燃油汽车到新能源汽车的转型，创造了中国汽车产业全面振兴的局面。

1945年，付于武出生在北京一个机械世家。在东单新开路念完小学后，到北京二中读初中，因获得学校银质奖章而被保送本校高中。1970年，他从北京机械学院（现西安理工大学）机械系毕业，被分配到一汽哈尔滨齿轮厂。

此后55年，他转战于汽车零部件企业、政府部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和汽车人才研究会之间，但从未真正离开过汽车行业。

在一汽哈尔滨齿轮厂，他一干就是20年。从一名技术员起步，到车间技术员、车间技术副主任、技术科长、设计科长、产品开发科长、厂长助理，再到最年轻的总工程师、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几乎所有技术岗位都经历过。

1990年，因航空航天部、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要上“一号工程”，付于武调任哈尔滨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一号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两车一机”和“两车一配”汽车技术改造工程。

自1999年8月起，付于武历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秘书长、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人才研究会汽车人才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北京华汽汽车文化基金会理事长等职务。（更多关于付于武和华汽汽车文化基金会的故事，可以点击《付于武：华汽基金会档案｜汽车记忆》阅读）

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任职期间，他搭建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联盟、电动汽车创新联盟、汽车装备技术创新联盟和车联网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并担任这4个联盟的首任理事长。他用15年时间将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带到心中目的地——国内一流学会和国际知名学会，拥有数万名会员、数百家团体会员。

2017年，付于武获得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终身成就奖，2021年获得“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FISITA）杰出贡献奖。”

《我心深处是汽车：付于武八十自述》于2025年9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付于武个人经历为脉络，追溯其早期成长和学习，以及参与重大汽车项目的历程。全书共六章，分别为：机械世家、学生时代、企业之旅、从政十年、学会旅程和公益事业。

经机械工业出版社授权，帮宁工作室摘录刊发书中“令人敬仰的几位老领导”内容，从中可以深刻体味到几代汽车人的风范。

▲1987年，在哈尔滨接待饶斌夫妇（左一为付于武）

▲2002年，与底特律当地华人汽车工程师交流（右一为付于武）

▲2017年担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右为付于武）

▲2021年10月19日，获FISITA 杰出贡献奖（左二为付于武）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简称学会）的发展历程中，一批又一批杰出人物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学会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破浪前行、代代传承，离不开一批老科学家、老工程师，以及老汽车人的辛勤耕耘与无私奉献。

时光回溯至1963年。当第一任理事长江泽民同志（汽车技术专家，与已故国家主席同名）在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言时，或许已预见，这将是一场跨越世纪（参数丨图片）的学术传承。此后，胡亮、张兴业、张小虞、吴正若、金东瀛、何赐文等一批老同志，相继投身于学会的建设与发展中。

他们都是满怀热忱、极具情怀的科学家，在科技领域造诣颇高。同时，也是备受尊敬的老领导。正是有了他们的不懈努力，学会才得以在中国汽车产业一穷二白的时代中挺立，在一轮轮国家机构改革的浪潮中稳步前行，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壮大。

他们不仅是学会的奠基者，更是中国汽车产业的引路人。他们的贡献，不仅得到国内外汽车行业的广泛认可，也赢得社会各界、政府部门和广大科技人员的高度赞誉。他们的名字与功绩，应该被铭记。

▲与张兴业在底特律合影（右为付于武）

“多面手”张兴业

引我踏入学会大门的张兴业先生，是一位“多面手”。每当翻阅他泛黄的工作笔记时，从那些跨越半个世纪的钢笔字迹里，总能窥见一位学者型工程师的传奇人生———

从山东乡村的贫寒少年，到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者与战略推动者，再到执掌国家汽车工业命脉的行业泰斗，他以惊人的学习天赋，在翻译、机械、军工、经济等多个领域劈波斩浪。

如果说，人这一生只专注于一件事，那他的这一辈子便是紧紧与汽车行业交织在一起。我常常觉得，这是他的兴趣所在，也是命运使然。

1951年7月，一个由清华大学、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天津工学院、南开大学，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工学院等高等院校70多名学生组成的汽车工业筹备组学习班成立。张兴业凭借出色的能力和扎实的专业知识，成为学习班的负责人。似乎这一刻，为他后来在汽车工业领域屡次临危受命埋下了伏笔。

由于国家对建设人才的迫切需求，他们这一批学员提前毕业。张兴业在1952年8月正式进入汽车筹备组设计室工作，肩负起752厂标准件车间和技术设计，以及标准件的冷锻工艺设计的重任。

然而，752厂由苏联包建，几乎所有资料都是俄语版本。张兴业凭借英语方面的优势，参加了俄语10天速成班的强化训练，并购买了大量有关汽车、机械的俄文书籍，又一次从零开始学习一门全新的语言。仅仅半年之后，他购买的80多本俄语书上，已然找不到一个生字。这学习能力实在是让人惊叹。

学习期间，张兴业出差到长春孟家屯，正在那里筹备建设中的一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基建工作。时任一汽总工程师郭力一句“兴业，你不要走了，就留在这里吧”，彻底改变了张兴业的人生轨迹。

他就此成为一汽人。全身心投入生产准备工作，负责全厂上万台设备、各类工具材料、协作件、动力及人员培训等事务，还参与翻译苏联技术资料。从理论走向实践，成长为优秀技术干部。

1959年年中，当一汽生产进入常态化，张兴业随饶斌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任职于工艺处。平静的日子仅仅维持了数月，国际形势风云突变，苏联停止向我国供应飞机、坦克轴承，这给我国飞机、坦克的生产和维修带来了巨大困难。

张兴业再度临危受命，要求对飞机用的100号轴承和坦克用的500号军用轴承进行技术攻关。从未涉足这一领域的他闭关数月，将《轴承制造工艺学》翻烂成散页，带领团队在3年内建成专用生产线，生产出的轴承能够满足飞机和坦克配套所需，为中国军工产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时间流转到1987年，61岁的张兴业被任命为香港华盛昌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负责中国汽车、发动机和技术向东南亚的进出口。短短半年，这位曾经的工科生就已能精准分析汇率波动对汽车进出口的影响，连香港本地银行的信贷经理都惊叹他做的财务报表堪称教科书范本。

1992年的早春，当北京城头的柳枝刚刚抽芽，张兴业回到北京，接过学会帅印。在角色转换之际，他展现了惊人的行动力——搭建国际学术桥梁，夜以继日地翻译美国PNGV计划引入前沿理念，全力推动与海外华人工程师的交流等。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明显加快。

7年之后的深秋，在他的邀请下，我踏进了学会大门。后来才得知，这份薪火相传的机缘，正是他力排众议促成的新老交替。

张兴业为中国汽车产业奋斗了一辈子，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汗水洒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每一个角落。直至病倒之前，他仍坚持每年奔赴企业车间、高校讲堂，授课80余场。

即便银发渐生，但他对汽车行业发展的认知，不仅没有落伍，反而始终站在潮头，成为一位敏锐的“瞭望者”，为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指引方向。

“技术引进派”胡亮

在张兴业担任学会理事长之前，这一重要职位的担纲者是胡亮同志。胡亮于1995年12月溘然长逝，令人扼腕叹息。

我无缘与他深入交流，但他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殚精竭虑的事迹，却早有耳闻。

胡亮是新中国汽车工业主张技术引进的代表人物，他总是希望能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1960年代初期，西南汽车厂引进法国贝利埃重型车技术和设备时，是他带着翻译在谈判室连守7天，硬是把整车图纸和工艺标准都谈了下来。由此，才有了中国汽车工业第一个整车成套系列引进项目。

提及康明斯，如今它已经是柴油发动机的代名词，如雷贯耳。然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并不知道，康明斯发动机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同样是他的功劳。引进的康明斯发动机，与重型车完美配套，使得我国汽车用柴油机的生产能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胡亮的视野，绝不止步于发动机领域。他对汽车涂装技术，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敏锐与重视。他大力呼吁引进国外先进涂装技术，身体力行推动技术升级。在胡亮的主导下，我国汽车涂装生产工艺的落后面貌彻底扭转，技术水平逐步与世界接轨，趋于先进。

作为学会创始元老之一，胡亮最让我敬佩的是国际视野。1980年代初期，中国汽车产业规模与技术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仍有着不小的差距，学会也还只是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旗下一个分会。在这样艰难的行业大背景下，他就已经积极投身于国际交流活动中。在他看来，只有与世界接轨，才能为国内汽车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在他的主导下，学会开启了国际化征程。1984年，学会成功跻身 FISITA，与国外25个著名的汽车工程师学会，建立了稳固而正常的联系。同时，他推动学会成为亚太地区国际汽车工程会议（IPC）的6个发起国之一。他亲自带队参加 IPC 东京年会，那一刻，中国的声音第一次在国际汽车领域清晰地回响。

时间来到1989年11月，他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在北京举办了 IPC 第五次国际会议。这是在中国首次举办的国际汽车会议，可谓意义非凡。当会议圆满落幕时，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而胡亮，也在这历史长河画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金东瀛合影（右为付于武）

有学识的金东瀛

金东瀛，是学会的老秘书长，原是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科技部部长，后调至学会担任秘书长，直至将接力棒郑重地交到了我手中。

金东瀛的一生，是一部与时代紧密相连的传奇。1926年，金东瀛出生于宁波的一个商人家庭。幼年随家人一同前往日本，在那里开启了他最初的学习生涯。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整个华夏大地陷入纷飞战火。在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的驱使下，父亲毅然决然地带着全家人回到祖国，寻求安稳与希望。

回到祖国后，金东瀛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与天赋，在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迈出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步。

1950年代初，新中国的汽车工业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那是一个百废待兴、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在清华大学机械系苦读4年的金东瀛，终于迎来学以致用的机会。

毕业后，他怀揣着满腔的报国热情，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汽车行业这片广阔天地，成为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的一员。随后，他被选派至上海第一压铸厂实习压铸技术，由此开启他30多年的技术生涯。

直至1985年卸任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科技部部长一职后，他转调至学会，出任秘书长，开启新的工作篇章。

金东瀛的为人，在业内有口皆碑。他一生工作兢兢业业，如同老黄牛一般默默耕耘，踏实本分，对功名利禄毫无所求。生活中的他，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人，将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他所热爱的汽车事业。

可惜的是，新冠疫情时期，这位为汽车行业奉献一生的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95岁。他的离去，是学会的重大损失，更是中国汽车工业的重大损失。

金东瀛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去世后，母亲选择回到日本生活。有一次，金东瀛前往日本参加一场重要的行业会议，这本是他与3个弟弟团聚的难得机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日本仅仅停留了两天，便匆匆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我得知后，十分不解，便问他：“你的三个弟弟都在日本，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完全可以多待几天，和家人好好聚聚，不用这么着急回来吧？你这又是何苦呢！”他只是淡然一笑，并未过多解释。

他就是这样一个循规蹈矩、坚守原则的人。其实，他的母亲希望他能回日本继承家族产业，但他却坚定地拒绝了。因为在他心中，祖国的汽车事业才是他一生的牵挂。

金东瀛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中国汽车行业。他不仅品德出众，更拥有深厚的学识底蕴，尤其精通英语。利用语言优势，实时追踪全球汽车行业的最新动态。

在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他能够自如与国外专家深入探讨，精准传达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成果与诉求。同时，他积极牵线搭桥，将国外先进的技术理念与经验引入国内，为推动中国汽车行业与国际接轨、实现创新性发展，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部分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成员在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门前合影

吴正若和何赐文

在胡亮、张兴业、金东瀛之外，学会还有两位重要人物。

一位是吴正若。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曾是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工程师，后担任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吴正若的学术背景和工作经验，让他在学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一位是何赐文，学会副理事长，负责学术期刊编辑工作。这种工作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何赐文恰好两者兼备。

他们都是学识渊博、见解独到的老科学家。他们的学术素养卓越，工作态度严谨，令人敬重。

正是这样一批老科学家，凭借他们的智慧和努力，为学会奠定了坚实的学术价值和发展基础。他们的贡献不可磨灭，他们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与张小虞一同前往欧宝访问（左二为付于武）

▲FISITA 2012世界汽车工程年会留影（右三为付于武）

亦师亦友张小虞

2014年11月12日，我失去了30多年的好朋友、好领导、好同事——张小虞。

我和张小虞相识于1978年。彼时，他刚从乌鲁木齐新疆第二汽车配件厂调回北京，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规划处工作，而我还在哈齿做技术研发，经常要去部委汇报或申报项目。

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熟悉并成为好朋友。跟他成为朋友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额头宽，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声音洪亮有力，笑起来像尊弥勒佛，见到他的人都会感觉很亲切。

后来，张小虞的职业生涯一路顺利，先后担任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规划司司长、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司司长、国家机械工业局副局长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等职务。我也从哈齿转到哈尔滨市政府工作，最终来到北京，担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张兴业退休后，张小虞兼任学会理事长。之后10年，我们亦师亦友，情谊越发深厚。可以说，没有他的支持，学会第二次创业之路将寸步难行，也绝不可能造就今天的成绩。

汽车圈子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张小虞。他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活字典，见证和参与推动了新中国汽车工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对外开放，从弱小的汽车工业走向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的全过程。

他是亲历者，更是重要领导者之一。

30多年挚友，10年共事，让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其中之一便是他对汽车产业了如指掌，熟悉到什么程度？有一年，在《中国汽车报》主办的行业峰会上，他受邀解读汽车产业格局演变。

当投影仪的光束在会场流转，从全球市场布局到国产化进程，从最新技术介绍到未来预测，半个小时的脱稿演讲，他对汽车工业的数据如数家珍。会后，工作人员将演讲纪录与年鉴比对，竟然分毫不差。一个人能敬业、专业到如此程度，没有下大功夫，怎么能做得到？

在战略视野上，他总有种举重若轻的智慧。当业界为”市场换技术”论战不休时，他观点鲜明，认可合资模式带来成就的同时，也提醒大家不要把自主开发绝对化和神秘化，要贴合市场，更要注重长远，开发的形式可以多元化和多样化。

很多企业都从小虞的建议中受益匪浅。扬州东升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小虞给了他们方向性的建议，如今这家公司已经成为奔驰稳定杆的独家供应商。

最令人动容的是，他为人热情周到，几乎是有求必应。

记得有一年，在上海举办大学生方程式大赛颁奖前夜，得知颁奖环节需要他出席，正在山东潍坊出差的他没有丝毫犹豫，以最快速度赶到济南。随后，迅速登上即将启航飞往上海的航班，下飞机后，又急切地赶往赛场，最终如期抵达热闹非凡的赛场，为那些顽强拼搏脱颖而出的杰出选手颁发奖杯和证书。

每一次与选手们有力的握手，每一个鼓励的眼神交汇，都传递着对他们努力与成就的高度认可和由衷赞赏。他的出现，为整个赛事增添了庄重而荣耀的氛围。

颁奖后，我们考虑到他舟车劳顿，特意为他精心准备了食物，希望他能借此稍作休息、补充体力。然而，他却表示实在没有胃口，吃不下去（现在想来，他已重病在身），便又匆匆踏上赶往江苏常熟的旅程。

这种热情不只是对企业、对高层，对所有人都是如此。他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架子。不管是在正式场合，还是私下聚会，他总是笑呵呵的，让人感到亲切温暖。每逢行业论坛茶歇，总能见到他被媒体围成的“人墙”所包围。每次接受记者采访，他总会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有问必答，没有套话，观点明确，立场鲜明。

我爱人对他评价非常高，说他“就像是汽车行业的传道者”，不仅为同行答疑解惑，还用自己的行动为这个行业加油鼓劲。

回望与学会共成长的岁月，最难忘怀的便是同张小虞搭档的时光。如果说默契是合作关系的最高境界，那么，我想我与张小虞之间是完美契合。

这种默契，源于对彼此的尊重，这是合作的基础，也是关键所在。他是理事长，负责把控学会的大方向。我是常务理事长兼秘书长，负责实操事务。

他充分尊重我的管理理念，从不干预秘书处的具体事务，从不因职位高低而计较个人得失，总是以学会整体发展为重。每当需要张小虞出面时，他从不推辞，充分展现他的行业威望，以及对于团队使命的担当。

而我也始终恪守“大事必禀”的原则，每逢产业政策调整的关键时刻，必定带着翔实的数据分析，叩响理事长办公室的门。我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才有了学会今天的辉煌局面。

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在为产业服务的价值观上几乎如出一辙。同为学会的管理者，我和张小虞基本上都秉持着同样的态度，就是不说“不”，多说“是”，尽心尽力为产业服务。

如今回想起来，那段携手同行的岁月，不仅仅铸就了我们的事业，似乎也验证了管理学中那句亘古不变的真理——当价值观同频、能力互补的搭档相遇，所激发的协同效应足以创造奇迹。或许，正是这种深厚的默契和共同的信念，让我们敢于突破常规、大胆经营，才有了学会今天巍然屹立的局面。

2011年，张小虞被确诊结肠癌。随后的4年抗癌路，他用超乎常人的毅力和信念对抗病魔，病房的桌上摆满了他翻阅的汽车产业报告。但2014年的寒潮终究来得太急，11月北风卷走最后一片枯叶时，他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带着遗憾，告别了这个世界。

那段日子，我几乎每周都去探望他。他始终都保持着乐观积极的心态，精神状态也相当不错。11月初，我需要随中国汽车代表团前往日本本田考察。

临行前，我特意抽空又去看望他。没承想，那一次见面，竟成为我们最后的告别。我再三叮嘱他：“小虞，我过几天就回来，你一定要等我！”那次，他落泪了。也许，他已经隐约感觉到，这一别便是永别。

我准备离开病房时，他的连襟送我出门，边走边对我说：“小虞这段时间一直在等你来。”话语中透着一份不舍与牵挂。同时，小虞还郑重留下一句遗嘱：等他去世后，送灵的车一定要用自主品牌车。

小虞终究还是没能等到我回来。他去世的噩耗传来时，我刚结束考察工作，准备返程。他的司机联系上我，电话那头，司机的声音带着几分沉重与悲痛：“付总，小虞理事长走了……但现在有个情况，家属坚持要用奔驰作为灵车，可理事长之前交代过，一定要用自主品牌车。”

听闻此言，我回复道：“没有关系，这个事情我来处理。”

几分钟后，张小虞的儿子打来电话，告知我小虞离世的噩耗。一番悲痛的慰问后，我反复询问小虞临终时是否遭受了太多痛苦。确认完这些情况后，话题自然转到灵车的事情上。电话那头，他很无奈地说：“北京这边能找到的国产灵车只有金杯，条件比较有限，所以我们打算改用奔驰。”

听到这话，我语气坚定地对他说：“孩子，用自主品牌车做灵车，是你爸爸生前唯一的心愿。这件事绝不能轻易改变，就算只有金杯，咱们也得用。要是有困难，咱们就去求人，想尽办法也要达成你爸的遗愿。”

他似乎还想就改用奔驰的方案争辩。我打断道：“孩子，这事就不要再讨论了。咱们必须得按照你爸的意愿来办。这是他最后的心愿，咱们无论如何都要帮他实现。”

挂断电话后，我与同行的董扬（时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商量道：“小虞出殡那天，我们从一汽北京办事处借4辆红旗车，再加上咱俩自己的两辆红旗车，组成一支车队，护送他前往八宝山。小虞心心念念要用自主品牌车，咱们这么做，不仅能帮他了却最后的心愿，也尽了咱们的一份敬意。”

张小虞的离世，令我深感惋惜。如果他能稍稍放慢工作的脚步，或许我们还能在汽车行业这条道路上继续并肩作战，一起为推动行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创造更多的可能。

在他离世前的半年，他最后一次站在泰达论坛上。那时的他，身体已然十分虚弱，连长时间站立都变得极为艰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在为连续十余个月下滑的自主品牌轿车市场振臂高呼：“不要只看到自主品牌的短处，一定要有信心，自主创新这条路必须走下去，没有回头路！”

散场时，人群如潮水般涌向那个倚在立柱旁的身影。记者们关于自主品牌发展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抛出，他强撑着身体，耐心地一一解答。就这样，他坚持了足足半个小时，直至助理再三劝阻，他才怀着歉意欠身离开。

在他去世5周年之际，我们一同前往悼念。他的夫人让我讲两句，然而，当我正要开口时，他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熟悉的笑容，那爽朗的嗓音，还有他谈到汽车事业时，眼中闪烁着炽热的光芒。这些画面，刹那间一一于眼前闪现，一时间，千言万语如鲠在喉，我怔在原地，一个字也吐露不出。

我只觉得，那漫天的悲痛，似要将人整个淹没。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汽车事业刻进骨血的挚爱，以及对这个世界无尽的眷恋与不舍。小虞的自主梦，我们还在继续追求，虽然路还很长，但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目标。

张小虞与中国汽车工业结缘近半个世纪，被媒体誉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形象大使”，这绝不是虚名，他对中国与世界汽车之间那种开放的视角常人难以企及，对中国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工业发展的那份深情厚谊更是常人难以体会的。

他曾说过：“一个人一生中若能做好一件事，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我这辈子只想把汽车这件事情做好，那就是推动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斯人已逝，遗志犹存。这句话，将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汽车人勇往直前，不断追求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