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众人旁听者，被郑州拘留五天

文｜李宇琛

在现代社会，法庭被设计成一个被看见的空间。

它的公开性，本是确保正义得以实现的外部约束。然而，当一个人的看见过于清晰、过于深刻，触及了权力的脚本时，他自己，便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处理的对象。

这个故事的主角，吴云鹏，就是一个执着的凝视者。

根据财新的报道，57岁的吴云鹏，已退休，是一位热心的法律爱好者。 他通过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却未选择执业，而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更纯粹的角色——旁听士。

他像一名游走的哨兵：

自费前往全国各地的法庭，坐进旁听席。

用肉眼去度量中国法治的真实刻度。

他的公众号“旁听士”，便是他向公众投递观察报告的窗口。

2025年9月，他的凝视，投向了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那里正进行着一场充满争议的审判：一桩涉及18名被告、被定性为黑社会的案件。

吴云鹏带着他的笔和眼睛，走进了这个被法律和权力共同定义的权力场域：

他此行的目的，是观察和记录。

他未曾预料，自己最终会从一个凝视者，变成一个被权力反向凝视、并最终被强制遮蔽的标本。

吴云鹏在法庭上所凝视的，是一部由郑州警方编纂的，试图将一个农民企业家王颖超定义为黑道魁首的宏大史诗。

这部史诗叙事横跨41年，充满了精心挑选的细节和极具导向性的解读。然而，在凝视者的眼中，这部史诗的基石，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裂痕。

一切罪恶的源头，被追溯至1984年。彼时，不到二十岁的王颖超，受村集体委派，参与了一支临时组成的护渠队，以解决村庄灌溉用水的纠纷。

这个带有浓厚时代印记的集体维权行动，在四十年后，经过权力的炼金术，被锻造成了王颖超黑社会组织的萌芽。

这是一个故事完美的起点，因为它足够久远，足以承载任何后续的想象。但吴云鹏的凝视，捕捉到了这个起点上最致命的瑕疵：

起诉书所认定的两位组织骨干，在1984年，都年仅十二岁。

一个青年，带着两名小学生去开创黑社会。这并非法律，而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

它揭示了这部史诗的第一个特征，为了构建一个完整的罪恶链条，事实与常识，皆可献祭。

随着故事的推演，王颖超的人生轨迹被逐一检视。他经商成功后，回村高票当选村主任，修路建校、捐资助学，获得了上百村民的联名请愿，称其为：

好干部。

在法庭的官方叙事中，这些功被系统性地翻译成了过。高票当选被定义为贿选与攫取基层政权；带领致富被解读为控制乡邻、树立恶名；

甚至连村主任分内的工作——调解邻里纠纷，也被描绘成黑恶势力介入民间事务的证据。

吴云鹏所看到的，是一种绝对的话语垄断。

在这套话语体系里，个体的行为动机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如何定义你的行为。

你的每一份善意，都可以被解读为别有用心的伪装；你建立的每一分声望，都可以被视为对官方权力的挑战。

这种倒置的技巧，是确保任何一个目标人物都无法自证清白的有效手段。

故事的高潮，是一桩发生在2011年的陈年旧案。商人欠债不还：

身为债主的王颖超上门理论，却被对方用烟灰缸砸破了头。

这位流血的“黑老大”，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后续的冲突，也是由对方率先动武引发。

十四年后，在郑州的法庭上，这起事件的因果链被强行打断并重组。报警的受害者，被塑造为寻衅滋事的主犯；被动的反击，被定义为有组织的暴力犯罪。

至此，吴云鹏的凝视，已经穿透了案件的表象。

他看到的，是一个为了完成打黑指标，而被：

强行抢夺管辖权的案件。

一个为了将目标定罪，而被肆意剪裁、拼接、发明的叙事。

于是，他将他的凝视结果，转化为文字。他写下文章，并用一个极具穿透力的标题来概括这场大戏的本质：

郑州市公安局抢来的黑社会。

他以为自己只是一个事件的记录者。但他错了。当一个剧评精准地指出了导演的真实意图时，导演的选择，往往不是修改剧本，而是将剧评人本人，也拖上舞台。

2025年9月10日，当吴云鹏出现法庭外，权力对他的反凝视开始了。这场反凝视，迅速、高效，且不屑于伪装。

它首先剥夺了他的物理自由。据财新报道，吴云鹏失去自由的过程始于法院内部。9月10日，当他正在管城区法院登记旁听时：

便被该院法警直接带走。

此后，他被移交至管城区公安分局，并最终于当晚9时，被送往辖区派出所处理。”

随后，它开始为这次“带走”构建合法性——一个关于吴云鹏本人的全新、小型的叙事。根据财新后来的报道，律师转述警方的说法，吴云鹏被拘留的原因有二：

一是冒充涉案人员亲友旁听；二是发表的旁听记标题、内容不当。

这套说辞，堪称权力叙事的微缩景观，它与法庭上那部宏大的打黑史诗共享着同一个创作逻辑：

其一，程序上的污名化，冒充亲友旁听。

这是一种精巧的指控。它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吴云鹏“凝视”的合法性。

它在暗示，你本不该出现在这里，你的看见是无效的、非法的。通过攻击他进入法院的“门票”，来贬低他所写下事实的价值。

这是一个程序主义的陷阱，意图将一个严肃的公共议题，降维成一个简单的违规入场问题。

其二，内容上的罪名化，标题、内容不当。

这才是真正的核心。与法庭上需要用厚厚的卷宗来包装的指控不同，这里的指控直白得近乎坦诚，

你的文字，让我们“特别生气”。你的记录，冒犯了我们。

至此，吴云鹏的身份被迅速重塑。他不再是一个行使公民监督权的旁听士，而是一个违规的闯入者和一个不当言论的发布者。权力通过定义他，来消解他文字的杀伤力。

一个凝视法庭的公民，就这样，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被另一套看不见的司法程序：

定义成了一个需要被治安拘留五天的违法者。

他用来解构别人故事的笔，最终成了为自己招来故事的罪证。

当一个记录者被标签化为麻烦，他便被权力之手从旁观者的安全区中剥离，直接置于压制机器的碾压之下。在这里，法律的辩护归于沉寂，唯一通行的法则是使其屈服。

网络上流传的视频，定格了这场身份转换的终极画面：吴云鹏，这位昔日在旁听席上审视法庭百态的凝视者，此刻正身处一个派出所的铁栅栏之后。

这道铁栏，是一道物理的界线，更是一道象征性的界线。它将吴云鹏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将他置于一个完全被动的境地。

他不再能自由地看，而只能被看——被前来交涉的律师和朋友们看，被镜头看，被网络上无数双陌生的眼睛看。

权力通过直接的人身拘禁，达成了第一个明确目的：

让他无法再继续观察和写作。

吴云鹏从一个发出批评声音的主体，变成了一个失去自由、被动展示的案例。

把他关起来，就是为了向所有关注此事的人发出一个毫不含糊的信号——

谁敢像他一样记录和发声，就可能面临同样的下场

这场权力的布景，充满了反讽的意味。在另一段视频中，律师们的身后，是派出所一整面挂满锦旗的墙：

雷霆出击 破案神速、公正执法 热心为民。

这些鲜红的、烫金的赞誉，是这个机构官方叙事的物化呈现。然而，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面墙的同一个空间里，一个公民正因为记录了一场公开庭审而失去自由。

墙上挂满了写着公正执法、热心为民的锦旗。可就在这面挂满表扬的墙下面，吴云鹏，一个仅仅因为写了文章的公民，正被关着。

这让墙上的那些好话，看起来就像个笑话，显得特别假。

吴云鹏的遭遇，把事情的真相摆在了我们面前：

那些锦旗是挂出来给别人看的，而抓人，才是他们真正在做的事。

这说明，他们嘴上说的为人民服务是一回事，实际怎么对待批评他们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

抓吴云鹏的真实原因，最后还是被一位派出所指导员很坦诚地说了出来。他告诉律师，抓吴云鹏就是因为他文章的标题《抢来的案件》：

让公安局特别生气。

“生气”，这个词，成了抓人的唯一理由。法律、证据、程序这些该有的东西，全被扔到了一边。

这说明，当他们听到批评的声音时，第一反应不是去想想自己有没有做错，而是直接报复那个提出批评的人。

所以，关吴云鹏五天，根本不是一个依法办事的决定，更像是一次为了出气的报复行动。吴云鹏不是输给了法律，而是输给了某些人的面子。

他们本来的想法很简单：悄悄地把吴云鹏抓了，关他几天，给他一个教训，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但他们完全想错了。他们没想到，抓人这件事，不但没把事情压下去，反而让事情闹得更大了。吴云鹏被抓，一下子成了全国关注的新闻。

结果，他那篇本来已经被删掉的文章，现在被到处转发和讨论。他“旁听士”的身份也被人熟知。连带着，那个漏洞百出的涉黑案和抢管辖权的问题，也获得了比以前多得多的关注：

他们本想捂住一个人的嘴，结果却引来了成千上万的人围观。

把他关起来，反而把事情闹大了，还让所有人都开始担心：如果一个去法院旁听的人都会因为写文章被抓，那我们普通人说话，还有安全吗？

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

郑州警方为什么生气？因为吴云鹏的文章标题说他们抢案件。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抢”，为了反驳这个说法，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们直接从法院门口，把写这篇文章的吴云鹏给“抢”走了。

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吴云鹏的文章标题一个字都没错：

他们亲自证实了那个抢字用得有多准。

这就像一个本来想灭火的人，自己却拎着一桶汽油浇了上去。他们越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就越是让所有人看清楚他们到底错得有多离谱。

五天后，吴云鹏重获自由。他走出了那个物理的囚笼，但无形的刻痕已经留下。

这道刻痕，刻在了他的个人经历里。更深刻地，是刻在了中国法治进程的肌体上。

它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在我们看得见的光明法庭之外，还平行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由权力情绪主导的裁决系统。而从前者坠入后者，有时：

只需要一篇文章的距离。

吴云鹏的凝视，暂时被中断了。但由他引发的、更广泛的凝视，才刚刚开始。他以自己的五年，为“旁听”这个看似温和的词汇，注入了千钧的重量。

他提醒我们，在一个试图控制叙事的时代里，最勇敢的行动，或许就是最简单的那一个：

去看，去听，去记下来。

李宇琛（立于尘）

写于2025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