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右派”储安平神秘“失踪”，传奇人生令人感慨！

储安平的名字，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个绕不开的存在。他是才华横溢的学者，是敢言的报人，也是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大右派”的典型。他的故事从江苏宜兴的一个书香世家开始，到1966年神秘失踪为止，充满了起伏跌宕，令人感慨。他的经历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缩影，也折射出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坎坷与挣扎。

储安平1909年11月5日出生在江苏宜兴，家里是个世代书香的望族，祖上从南宋起就出过不少进士。他小时候父母双亡，由祖母和伯父储南强抚养长大。伯父是江阴南菁书院的毕业生，跟黄炎培是同窗，官至南通知县，对储安平影响不小。1916年，储安平进入伯父创办的武庙小学读书，1923年到南京读正谊中学，后来转到东南大学附中。1925年，五卅运动的风潮席卷全国，他考入刚创办的光华大学附中，受左翼思潮影响，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28年，他进入光华大学文科政法系，加入了“新月派”，跟徐志摩等人来往密切，还当上了《光华周刊》的主任，练就了新闻编辑的扎实功底。

1932年，储安平从光华大学毕业，去了南京的《中央日报》做副刊编辑，第二年又主编了《文学时代》月刊，慢慢从文学创作转向政论和评论。1936年，他得到机会去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师从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基，接触到西方民主思想，这对他后来的观念影响很大。1938年，抗战爆发，他中断学业回国，先在《中央日报》工作，后来到复旦大学和政治大学教书。1943年，他在湖南蓝田开了家袖珍书店，出版小型文库本，算是为文化传播做了点贡献。1946年，他在上海创办了《观察》周刊，喊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口号，吸引了一大批学者投稿。杂志从创刊时的400份，迅速涨到1948年被国民党查封时的10万份，成了国共内战期间知识分子的精神阵地。储安平自己也说过，这本杂志为中国的言论界开了一条新路。

1948年，《观察》因为批评国民党被查封，储安平的报人生涯暂时受挫。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之后担任了新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等职务。1957年4月1日，他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靠着在知识界的名气，拉来不少专家学者投稿，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颇受关注。

1957年初，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畅所欲言，帮助改进工作。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明确表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6月1日，储安平作为民盟和九三学社的双重身份代表，受邀参加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他在会上发表了《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直截了当地说党群关系不好，根子在“党天下”的思想上，还质疑党中央对全国性问题有没有责任，甚至用“小和尚”和“老和尚”来比喻政府高层，矛头直指领导核心。这番话一出，会场一片哗然。

6月2日，《人民日报》把储安平的发言全文刊登出来，标题改成了《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这篇文章像一颗重磅炸弹，迅速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右斗争的指示，《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拉开反右运动的序幕。储安平首当其冲，成了批判的头号目标。6月8日下午，他向《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递交了辞呈，辞去总编辑职务。接下来的日子，批判会接连不断。6月10日，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开了批判大会，6月13日民盟中央小组接着开会批，6月14日光明日报社的工厂和行政职工也加入声讨，6月21日九三学社中央会议通过决议，撤销了储安平的一切职务。他从此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

7月13日，储安平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发表了《向人民投降》的讲话，公开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表示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这篇讲话全文登在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但批判的浪潮并没有因此停下来。1958年1月，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开会，正式撤销了他的中央委员和宣传部副部长职务，同月全国人大也取消了他的第一届人大代表资格。储安平从此彻底失去了公职，回到九三学社，每月领100元生活费，生活还能勉强维持。

1958年，储安平被下放到北京西山农场放羊，干了两年体力活。每天他赶着羊群，走在长城脚下的山路上，生活简单而单调。1960年，他被允许回家，之后深居简出，闭门读书、练字，偶尔抄写古籍来打发时间。他还在家里养了几只羊，把多余的羊奶送给老友章伯钧，笑着说这奶是他亲手挤的，对身体好。

章伯钧劝他放宽心，超脱一些，但他只是苦笑不语。1966年，局势再度紧张。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储安平作为“大右派”又被揪出来，成了批斗对象。他被要求每天清扫街道，饱受折磨。8月31日，他不堪重负，跑到北京西郊青龙桥旁的潮白河投河自尽，但河水太浅，被路人救起，送回九三学社看管。

几天后，储安平被放回家中。9月上旬，他再次从家中消失。他的女儿回家探望时，发现屋子里一片狼藉，书籍散落一地，家具被砸，只有房间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放着一个没拆开的行李卷。她四处寻找，跑遍了亲戚朋友家，却一无所获。九三学社军代表得知后，立即上报。周恩来指示公安部门成立专案组，全国范围搜寻储安平的下落。专案组查遍了北京的街巷，联系了他所有可能去的地方，甚至远赴外地调查，折腾了两年，依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1968年，调查无果，专案组不了了之。1982年，中央统战部正式对储安平做出“死亡结论”，但具体时间、地点和方式始终没有定论。

储安平的失踪成了一个历史悬案。有人说他跑到天津塘沽投海自尽，有人说他躲到山西劳动改造，还有人说他在江苏某寺庙出家为僧。1985年，有人声称在江苏一座寺庙里见过一个形似储安平的老僧，询问时对方只是摇头微笑，飘然离去。这些传闻真假难辨，但中国的户籍制度和当时的严密监控，让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销声匿迹并不容易。2015年5月19日，储安平的子女在宜兴龙墅公墓为他建了衣冠冢。仪式当天，细雨绵绵，储望华、储望英等人站在墓前，献上一帧照片和一本书，寄托哀思。学者章诒和在悼词中感慨：“英雄献祭在国，魂兮归来在乡。”

储安平的传奇人生，从创办《观察》的意气风发，到因“党天下”一言获罪，再到神秘失踪，充满了戏剧性。他的经历让人看到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挣扎与坚持。他用笔杆子为理想发声，却在时代洪流中被吞没。他的失踪至今没有答案，但他的故事提醒我们，言论的代价有时无比沉重。你觉得储安平的失踪背后藏着什么秘密？欢迎留言说说你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