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大、极大、特大……你们这么取名，经过望远镜同意了吗？

“——嘿，我们打算建造一个现今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阵列，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索科罗25米厘米波射电望远镜阵列”（Socorro 25 Meters Centimeter-Wave Radio Array）！

——名字太长了，改成“甚大阵列”（Very Large Array）！

——Wow，听起来就超大！”

（以上对话并未真实发生，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显然，VLA的命名并非真的如此草率，但毫无疑问，这个阵列的命名成为20世纪天文界命名风格的一次关键转折。它放弃了冗长的传统命名方式——以建造者、所在地、机构名称或设备尺寸命名——而选择了使用“超大”（Very Large）这样略显抽象的词汇来标识设备，使其在公众传播和科学界都格外令人印象深刻。

/起初，

望远镜以建造者为名

天文学界的命名习惯并非一开始就抽象。

在现代天文学早期，望远镜的命名方式也曾十分朴素。伽利略在1609年首次将望远镜用于天文观测时，并未为自己的仪器取特殊名字，只是称其为“望远镜”或者“perspicillum”（拉丁语的“眼镜”），强调的是功能而非身份。那个年代的望远镜多由个人手工制作，差别主要体现在口径和光学结构上，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正式命名”。同时代的望远镜基本以光路改进者代称，如伽利略式望远镜、开普勒式望远镜、牛顿式望远镜等。

伽利略式望远镜、开普勒式望远镜、牛顿式望远镜。

随着望远镜逐渐增大，成为科研共同体使用的固定设施，命名才逐步显得重要起来。到了18世纪末，威廉·赫歇尔在英国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反射望远镜——40英尺长焦距反射镜。赫歇尔本人并未赋予它华丽的称号，它在当时就被称为“40英尺望远镜”（40-foot telescope），这里的“40英尺”指的是焦距长度，而非口径大小；实际上，这台望远镜的口径为49.5英寸（约1.26米），加上12米长的镜筒，看起来宛如一门巨型大炮。赫歇尔还建造过较小的20英尺望远镜，同样以焦距长度命名。可以说，在伽利略到赫歇尔的时代，望远镜大多依附于个人工匠与天文学家的身份，它们的“名字”更多是一种描述性的称谓。有趣的是，40英尺望远镜当时还有一个外号——“Great Forty-Foot”（巨大的四十英尺），或许也预示着遥远的将来，望远镜抽象化命名的萌芽已悄然出现。

40英尺望远镜。来源 / wikimedia

赫歇尔“大炮”的地位一直保持到1845年，才被第三代罗斯伯爵威廉·帕森斯在爱尔兰帕森斯镇建造的罗斯六英尺望远镜（Rosse 6-foot Telescope）所取代。不难发现，罗斯伯爵将望远镜的命名方式从焦距长度转向了口径大小。有趣的是，由于这台望远镜口径达到183厘米、镜筒超过16米，体积巨大，很快便被人们称为“利维坦”（Leviathan，北欧神话中的深海巨兽），最终“帕森斯镇的利维坦”（Leviathan of Parsonstown）这一称呼更为广为流传；这也是西方望远镜命名中少有的文学色彩。

罗斯六英尺望远镜。来源 / wikimedia

随着望远镜口径不断增大，建造一台大型望远镜已不再是单个贵族能够承担的项目。19世纪晚期之后，大型望远镜的命名逐渐趋向于口径加所在地、建造单位或资助人组合的形式，例如美国威尔逊山天文台的威尔逊山60英寸望远镜（Mount Wilson 60-inch Telescope）和胡克100英寸望远镜（Hooker Telescope，这也是现代天文学之父埃德温·哈勃所主要使用的望远镜）。

胡克100英寸望远镜。来源 / sciencesprings.wordpress.com

然而，随着前苏联重工业的兴起，望远镜的命名迎来了一次文化冲击。在高加索平原建造大型望远镜显然是一项国家级工程，前苏联特有的工业冷峻也使望远镜的名字充满了工程技术感。例如，当时世界上最大的6米光学望远镜BTA-6，全称为 Bolshoi Teleskop Alt-azimutalnyi（Большой Телескоп Азимутальный），可直译为“巨大的方位角望远镜”（Large Altazimuth Telescope）；还有RT-70 系列射电望远镜，其中 RT 表示 Radio Telescope，70 则是口径（米）。这三台望远镜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顺带一提，它们在2008年曾向系外行星 Gliese 581c 发射了501条信息，这些信息预计将在2029年到达。事实上，前苏联时期还建造了许多类似命名（RT-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分布在克里米亚、喀山等地。

6米光学望远镜 BTA-6。来源 / wikimedia

/搞抽象，

我们超在行的

巧合的是，1975年也是 VLA 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年份，BTA-6与VLA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这种听起来就“超大的”的命名方式。至于当时科学家是否觉得原有命名方式过于冗长，还是希望在工业竞争中借此吸引舆论关注，这些细节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从这一时期起，望远镜的命名方式开始逐渐走向抽象化。

VLA（Very Large Array，甚大阵列）。来源 / ESO

随着VLT（Very Large Telescope，甚大望远镜）、LBT（Large Binocular Telescope，大双筒望远镜，这台望远镜在中国的别称似乎显而易见）、GMT（Giant Magellan Telescope，巨型麦哲伦望远镜）、TMT（Thirty Meter Telescope，三十米望远镜）、ELT（Extremely Large Telescope，特大望远镜）等大型光学望远镜相继列入计划，这些名称开始变得愈发直白。射电望远镜阵列更是这种直白的抽象命名方式的重灾区，如VLA（Very Large Array，甚大阵列）、VLBA（Very Long Baseline Array，甚长基线阵列）、EVLA（Expanded Very Large Array，扩展甚大阵列）、SKA（Square Kilometre Array，平方千米阵列）等，望远镜的口径、型号等具体参数往往被简化或省略，仅保留设备最具辨识度的特征。当然，这些望远镜后来往往会从社会征集一些新的名称，例如VLA现在也称为卡尔·央斯基射电阵列（Karl G. Jansky Very Large Array）以纪念射电天文学之父，但显然它们的抽象代号更为令人印象深刻。

卡尔·央斯基。来源 / wikimedia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安置在南非的狐獴射电望远镜（Meer Karoo Array Telescope，简称MeerKAT），其缩写是非洲草原上的一种小型哺乳动物Meerkat，这个词来源于南非荷兰语（Afrikaans），原意是“湖猫”或者“沼泽猫”，后来专门用来指这种小型獴科动物。但其全称中“Meer” 在南非荷兰语里是“更多，更大”的意思，所以原本的意思应该是“KAT plus”。我特意整理了一份这些望远镜命名方式的表格，以便直观对比。

光学和射电望远镜命名列表。制图 / 量子猫又

而在遥远的东方，天文学界的命名风格则大不相同。中国更习惯使用具有东方文化底蕴的名称，例如郭守敬望远镜（LAMOST，Large Sky Area Multi-Object Fiber Spectroscopic Telescope，大视场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和天眼（FAST，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Telescope，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这些设备的英文名称基本沿用了“设备类型+参数”的基础命名方式，但在中文环境中传播时几乎不会使用英文，因此带有东方历史元素的中文名称更广为人知。类似地，日本在命名位于夏威夷毛纳基亚天文台的 8.2 米口径望远镜时，选择了中国古星座昴宿星团的名称“すばる”（Subaru），至今这台望远镜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单体主镜。

望远镜大小对比。来源 / wikimedia

/好在，

抽象还没搞到大气层外

在空间装置的命名上，中西方总体上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不过，西方空间设备的命名仍经历了一个从工程代号到文化符号，再到以科学伟人为主的逐步演化过程。冷战初期，前苏联的航天器命名主要以工程代号和功能为主，例如“Sputnik”（卫星）、“Vostok”（东方）和“Soyuz”（联盟）等，这些名称既强调技术功能，也兼顾政治象征意义。美国则通常根据项目目标或神话人物命名，如水星计划（Project Mercury，同时也是罗马神话中信使之神墨丘利）、双子座计划（Project Gemini，源自古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双胞胎角色）以及阿波罗计划（Apollo program，取名自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

阿波罗11号，奥尔德林在月球上。来源 / wikimedia

随着空间天文台的出现，命名逐渐向科学主题倾斜。例如，美国的轨道天文台（OAO，Orbiting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轨道天文台）直接描述功能，而乌呼鲁卫星取斯瓦西里语“Uhuru，自由”，其原名为SAS-A（Small Astronomy Satellite A，小型天文卫星A），只因发射地肯尼亚在发射当日正值独立7周年因此得名。进入1990年代，美国的“伟大天文台（Great Observatories）”系列正式将科学家命名作为主流，包括哈勃空间望远镜（HST，Hubble Space Telescope）、康普顿伽马射线天文台（CGRO，Compton Gamma Ray Observatory）、钱德拉 X 射线天文台（CXO，Chandra X-ray Observatory）和斯皮策红外空间望远镜（SST，Spitzer Space Telescope），这种命名既尊重科学成就，又便于公众传播，成为空间天文台命名的经典模式。

“伟大天文台”系列望远镜。来源 / wikimedia

进入21世纪，当代空间望远镜在延续以科学家命名的传统同时，也出现了更多品牌化和政治化趋势。例如，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JWST，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以 NASA 第二任局长命名，罗曼空间望远镜（RST，Nancy Grace Roman Space Telescope）纪念女性科学家“哈勃望远镜之母”南希·格蕾丝·罗曼。同时，一些中小型探测器仍采用功能性缩写加神话符号的方式，如TESS（Transiting Exoplanet Survey Satellite，凌日系外行星巡天卫星）和Gaia（Global Astrometric Interferometer for Astrophysics，欧空局银河系测绘卫星，同时也是希腊大地女神盖亚的名字）。

工作人员在韦布空间望远镜模型前合影。来源 / wikimedia

除此之外，NASA 在为探测器命名时，也有意选取一些积极向上的名词，以彰显其勇敢冒险和探索未知的精神。例如，早期的探测器如探险者号（Explorer）、旅行者号（Voyager）和先驱者号（Pioneer）便体现了这种精神。进入火星探测时代，漫游车和探测器的命名更具情感色彩：火星漫游车勇气号（Spirit Rover）、毅力号（Perseverance Rover）、好奇号（Curiosity Rover），以及新视野号（New Horizons）和无人机机智号（Ingenuity Helicopter）等。这些名称不仅简洁易记，而且大多兼具象征意义和公众认同感。部分任务甚至通过公众征集或投票来命名，使得这些探测器在科学界与公众心中都拥有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形象。

第一个飞出太阳系进入广义上星际空间的旅行者1号。来源 / wikimedia

在中国，空间任务的命名往往借助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或神话传说元素。例如，嫦娥探月工程（Chang’e Lunar Exploration Program）中，携带的月球车被命名为玉兔（Yutu，Jade Rabbit），用于地球与月球背面通信的中继卫星则命名为鹊桥；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Tianwen-1）取自屈原的千古诗篇《天问》，携带的火星车命名为祝融号（Zhurong Rover），源自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火神。此外，还有天宫空间站（China Space Station，简称CSS）、天关卫星（Einstein Probe，简称EP）、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DArk Matter Particle Explorer，Wukong / DAMPE）、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Quantum Experiments at Space Scale，QUESS）等。

中国空间站“天宫”。来源 / wikimedia

中国也即将发射一台空间光学望远镜，即伴飞天宫空间站的中国空间站巡天空间望远镜（科学
，Chinese Space Station Survey Telescope），目前这台望远镜的中文名称尚未最终确定。究竟会冠以哪位神话人物名称，是《封神演义》中的千里眼高明，还是额上开有天眼的杨戬，亦或是其他神明？让我们拭目以待。

CSST。来源 / 国家天文台

不难看出，天文界对望远镜和空间设备的命名经历了漫长的演变。随着设备结构和功能的日益复杂，以及公众传播需求的提升，这些设备的名字逐渐变得直白、简约、抽象、醒目且易于记忆，但在各自文化的犄角旮旯中，又保留了一丝独特的文化印记。

来源：中国国家天文

编辑：潇潇雨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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