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未来，一遍遍地被爱 | 蒋在

本文为作者新书《外面天气怎么样》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大部分时间里，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外来者。这种感受从一开始，就出现在了我的写作中。《飞往温哥华》《街区那头》《又一个春天》《重构记忆的蝴蝶》，还有现在的这本《外面天气怎么样》。它们总有一种内与外，此岸与彼岸，这个和另一个，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对照关系。这种空间的隔绝感让人无法回避，也成为理解我小说的入口之一。

过去我总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离开一个地方，到一个陌生的、举目无亲的城市重新开始。我搬离了太多地方，这种经历让我对某些东西逐渐感到麻木：比如失去，比如被夺走。我早已懂得不要拥有太多衣物、书籍还有生活里的非必需品。

它让我想起打游戏时任务通关，当人物开辟新的地图、新的荒地，他得重新耕种，重新劳作，然后做好随时失去眼前一切的准备。

对我的故乡，我生活过的城市，我的家庭来说，我一直是一个偏离的数值，两个互相交织的圆里出现的阴影地带。我常在这样的地带里感到无所适从，试图寻找归属。然而，这次我惊讶地发现在《外面天气怎么样》里，出现了一个之前不曾存在过的主题。

我不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真正融入，或者冲破某种边界。我对隔阂开始变得熟悉。我开始逐渐在黑暗中，摸索着一个又一个隐秘的，不确定的幽深地带。它们如同维米尔画作《倒牛奶的女工》（下图），光从侧旁的窗户折射进来，女人柠檬黄颜色的上衣上出现的一道道晦涩的皱褶。

《外面天气怎么样》收录了八篇小说，女主人公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住在北京不同的角落，处于人生不同的阶段。我写她们的时候，也写我自己、我的母亲、我认识的朋友，甚至是那些我未曾谋面，但却在电视或者新闻里出现过的女人。我们都在极力用自己的方式去经历、忍受、辩解、盼望，还有重新获取确认。

归根到底，我想写的不是她们日常的挣扎与痛苦，而是时间——时间如何在这些女人们的身体里流动、腐蚀和沉淀。我希望在女性的身体、疾病、老去、抑郁、失语等等这些经验之中，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那就是或许不应该去讲述，而是去陪伴；不是试图去解释，而是去承认它的复杂与沉重。

写作并非选择。写作更像是一种对我们所有遭遇更迟钝的回应，一种面对命运，几乎无声的抗议。我们坐在桌前，不是为了表达什么，而是为了逼近某种沉默，那种我们试图命名，却又总是失败的东西。

我想文学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强大，而是允许我们在软弱中停留片刻，不因我们会有这样的时刻而感到羞愧难当。

最近我脑海中总出现王尔德出狱后，到他去世前的那段日子，想象那时候的他，贫困潦倒、衣衫褴褛、营养不良，走在巴黎街头跌跌撞撞，狼狈不堪的样子。在某个街角，他和情人波西短暂相聚，两人可能还一起点了几支烟。那时候，他或许认为生活可以重新开始，经历了如此多的伤害，他可以平静地度过后半生时，波西离开了他。他孤独地在巴黎的阿尔萨斯旅馆死去的念头，时常让我感到难以忍受。

我在巴黎时，去拉雪兹神父公墓拜访过他的墓地，石碑被玻璃团团围住，上面有许多游客和来访者的口红印，墓碑上扔满了白玫瑰，那个场景已经让人很难想象，他在死前是多么的悲凉、无助。这让我想起他的诗《济慈墓地》：他的名字写在水上。

我想因为这本书的出版，书里所有女性所经历的一切不再毫无意义，不再空空如也，她们的名字都将写在水上。

《外面天气怎么样》里所包含的八篇小说，形成了某种奇异的对称关系，大部分甚至可以对照阅读：

《初雪》和《11号病房》都在写女儿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初雪》里刚被裁员的穆小小，突然接到了父亲的死讯，她在无法原谅与血浓于水之间，反复地撕裂与缝合。《11号病房》里的何瑾秋和她母亲病态地相依为命，彼此为镜。这两篇小说皆是在写无法选择的血亲纠葛、挣扎与对抗。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漂泊的路上寻找着方向。

《失忆蝴蝶》和《呼吸》是两位婚姻中的女性。《失忆蝴蝶》中，她挣扎在无爱的婚姻里，被挤压、感到窒息、彷徨、不知所终。她在对爱情的想象和向往里，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觉察。她爱上了另一个已婚男人，遥远隐秘的爱情，如同月光反射于水中，让情感流亡其间的她看清了婚姻的真相。《呼吸》里的她在精神与肉身的暴力中，渐渐迷失了自己。这种类似“流放”的畸形压榨与谅解，形成的小说空间，如同枷锁一样充满了坚固的锈迹。时间和数字串联成一个个谜团，死亡如同抛物线那样连接小说的终端与开始。

《爱不逢人》和《回声》是关于两个困在爱中的未婚女人。《回声》里的那个爱而不得的女人，在家里听到一次又一次，将她拒之门外的回声。而《爱不逢人》里，所有女性角色的名字都与草有关。这里面的每一个女人，虽然都在经历各自的苦痛艰难，她们却有着草一样顽强的生命，让我无数次想到，地砖缝隙里长出来的野草蓬勃而孤立。

《外面天气怎么样》主角是一个刚来北京、满怀憧憬、与人合租的年轻女孩。而最后一篇小说《许多》中，一个女人漂泊多年后，决定离开北京，回到故乡。一个讲述抵达，另一个讲述离开。

《许多》表面上写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女性的命运，实则是试图追寻命运重叠的轨迹，女主人公阿芳已然超越性地融进了之前的时间，与那块土地在不知不觉中相融相济。她们家废弃的老宅，因为她的重新到来变得生机盎然，自然生命的照映给了阿芳丰沛的内涵支撑。这既是一种命运的妥协，也是一种对抗。在这个沸腾的世界里，阿芳重返自己一直对抗的故乡。但它却厘清了与这个喧嚣世界背离的本源，重返何尝不是生命的另一处路径。

小说里大部分女人经历的瞬间常常被忽略，或者被认为不值得深究，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存在的证明。故事中的人物似乎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选择，她们的生活在重复与惯性中流动。可就在这种流动中，一些小小的瞬间闪烁着无法忽视的光芒，而这改变了她们的一生。

我曾与人就此发生过一段“争执”。有人告诉我看完威廉·特雷弗的小说后，“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瞬间——尤其是我们当下正经历的瞬间——重要到足以改变我们的人生”。我当时固执笃定地告诉他，一定有这样的时刻。现在，我依然坚信着有这样的时刻。

就像我小说里写的那样，它们往往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瞬间，或是一个对未来的简单展望，甚至是某种在当下发生的小小偏离。但正是这些时刻，决定了我们的生活。

我总试图向自己阐释写作的意义。罗兰·巴特曾提到一个场景，让他感动万分。前不久，当我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几乎要落下泪来：“在摩洛哥，某日我独自驾车沿着干线旁边的小道，朝本苏莱曼方向缓缓驶去，看见了一个坐在旧墙上的孩子——这表明春天来了。”

多么迷人的描述啊，这个场景几乎在这样的虚无中否定着虚无，一个刚刚萌生的生命紧紧地贴着另一个生命，我们作为旁观者即将目睹时间永恒的循环。如今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有一个孩童正坐在高处，他汗津津的后背正紧贴着砖墙，他面前的小道充斥着伙伴们的呼喊以及汽车的喧嚣，不远处后厨的烟囱冒着腾腾的热气，两个工人架着梯子，柏油马路上回荡着梯子两端划过路面时尖利的声音。

纳博科夫写道：

“加宁一把推开窗子，把自己连脚带人安顿在了窗台上。丝绒拉绳微微晃动着，白杨树间黑黢黢的星空让人想深深地长叹一声。那一刻，他郁郁地坐在厕所的窗台上，想着他也许永远永远都不会认识在纤柔的脖子后面扎黑色蝴蝶结的那个姑娘，他徒劳地等待着夜莺像费特诗中所写的那样在白杨枝头鸣叫——现在加宁认为，在他整个生命中那是最重要，最崇高的一刻。”（《玛丽》）

我们苦苦寻找的崇高难道不是人生中那一次次出乎意料，却改变我们一生的小小偏离？难道不是那个坐在砖墙上陌生且遥远的孩子？难道不是那个久久回荡在费特诗中，后又在加宁心中彻响的那只夜莺？水波推动着竹筏，写作让我们得以完成这样一次次的寻找：写作使我们获得形而上的一种幸福与安慰。在这个世界里，不可能的将化为可能，缺憾得以补全，不宽恕的得以忘却，失去的得以被寻回。在这里我们获得了完整的幸福，是与我们终将无关的幸福，是和大地、永恒这类意象盛开的幸福，消融了我们生存的恐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高尚，更永恒的幸福。哪怕此种幸福注定不会与我们相关。而且它必须与我们无关。

如今风中依然摇曳着的那根灯盏上的丝绒拉绳，窗外夜莺鸣叫，太阳重新升了起来。我们再次凝视天空，在微弱的日光里找回自己的尊严。哪怕我们都会消失，但是我们几乎有一点能确信，那些周而复始的，深刻的愿望，虽然此刻低垂着额头，但是它们不会被遗忘。我们在艺术中将获得一种清凉的，潮湿的，荫蔽且芬芳的生命，获得另一种存在的方式：因为写作，我们未来确信会被爱，被某个遥远且陌生的人一遍遍地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