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边界的爱·母子的情感撕裂

【留美学子】第3655期

12年国际视角精选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陈屹视线】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爱与勒索

导语

在精神科临床中，作者常常面对最复杂也最令人心碎的病人与家庭故事。那些在爱与愧疚之间挣扎的母亲，往往成为亲情漩涡中最孤立无援的角色。

凯伦，一位成功的华裔女性，却在与儿子斯蒂夫的关系里，被深深地困住。儿时因家庭破裂造成的缺失和仇恨，逐渐演变成语言羞辱、肢体暴力、吸毒、自残乃至法律纠纷。凯伦一次次忍让、一次次试图拯救，却换来更深的绝望。

她的故事让人不得不反思：母爱若没有边界，便可能沦为自我毁灭的深渊。真正的关怀，不是纵容和愧疚，而是清醒地设立底线。

凯伦的经历不仅是一个母亲的悲剧，更是无数家庭在爱与痛之间的缩影。

作者

杨军，笔名杨伊德，安徽芜湖人。安徽医科大学神经药理学博士，前安徽省医学科学研究所正研究员，安徽省生物医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2000年赴美博士后留学，从事神经药理学和动物行为神经影像学研究，后担任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精神科学系助理教授。2007年进入美国西奈银杉医学中心(Cedars Sinai Medical Center)，接受精神科住院医生专业训练。系美国精神神经委员会（ABPN）认证执业精神科医生，现任美国洛杉矶郡精神卫生部主治医生，阿罕布拉市心理精神咨询中心主任。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我在美国当精神科医生》，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洛城浮生》，安徽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

爱与勒索

一

在精神科临床治疗时，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特殊病人，尤其是精神分裂症或认知受损的患者。他们往往不愿接受药物治疗，也常常不服从服药安排。有的病人会拒绝吃药，有的假装服从治疗、但会偷偷将药物丢弃，造成治疗中断、病情恶化。

经常有病人家属私下问我：“医生，我能不能把药偷偷放在饮料或饭里，让他吃下去？”这种做法虽然出于家人的善意和治疗关心，但我必须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不建议，更不鼓励家人们这么做。”

我的回答让病人家属们很不理解。于是，我耐心地给他们提供精神护理方面的教育辅导。第一，强迫性给药的做法违背了病人的治疗自主知情权。即使是精神病人，他们也保有知情与选择的权利。第二，对于那些患有妄想或幻觉的病人来说，这种偷偷下药的行为一旦被他们察觉，会反过来加重他们的被迫害感，甚至演变成严重的对抗与暴力行为。

对医生来说，我们必须在“帮助”与“尊重”之间找到边界，教导病人家属：真正有效的照顾，绝非操控与欺瞒。

二

有一天，门诊来了一位名叫凯伦的中年华裔女患者。凯伦穿着时尚整洁，举止得体，但她的神情却显得格外紧张。凯伦主诉失眠、焦虑、情绪低落。可是，当我仔细询问她的临床症状和可能性致病原因时，她总会把话题转向她的儿子。

凯伦描述她的儿子斯蒂夫是一个“有问题孩子”，一个让她身心俱疲的存在。我温和地提醒她：“凯伦，今天门诊的对象是你。我无权讨论任何未经授权的个人信息，尤其是你儿子的隐私。”

她点点头，表示理解。但在随后的谈话中，凯伦还是忍不住提及儿子带给她的困扰：他不听话、情绪暴躁、对她充满敌意。他不愿沟通、一有情绪就会摔东西、大声吼叫、甚至动手。

随着治疗逐步深入，我了解到凯伦的背景。她早年与丈夫共同经营事业，家庭经济宽裕，但婚姻却因丈夫的背叛走向破裂。离婚后，她只身来美发展，把年仅五岁的儿子留给了前夫家抚养。但孩子的父亲和父系亲属们不断在孩子耳边灌输“你妈不正经，你妈毁了这个家。”之类的话语，这些话一天天浸润着孩子的思想，让孩子从小就对自己的母亲极其仇视。

凯伦经过不懈的努力，在自己的商业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她也终于将朝思暮想的儿子接到自己的身边。凯伦原本想好好地培养儿子，弥补自己过去对儿子成长中缺乏陪伴的亏欠。可是，儿子对她发自内心的厌恶和语言攻击让凯伦彻底崩溃，也让她想尽力做好一位慈母的计划举步维艰。

“您可以帮助我的儿子吗？”凯伦问我。

我回答道：“你儿子已经是成年人，是否就医，需要他自己表达意愿。你不能擅自替他作出治疗的决定。”

三

几个月后，一位身形中等、眼神游移、面部表情多变的年轻人走进我的诊室。他一开口就说：“我是斯蒂夫，我妈说让我来找你谈谈‘学习问题’。”

我愣了一下，向他解释道：“我是精神科医生，不是学业辅导老师，你妈妈是否理解错了我的工作性质？你若是需要沟通学业问题，得要找学校的学业顾问。”

旁边的凯伦赶紧插话：“医生，斯蒂夫最近情绪不稳定，影响了他的学业。我让他来诊所，看看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听他妈妈这样解释，斯蒂夫面色一变，他勃然大怒，对自己妈妈破口大骂起来，“他妈的，你为什么骗我来这里？你不骗人就要死吗？”

我看斯蒂夫情绪这么激动，赶紧劝他不要发脾气，和他妈妈认真说话，也许母子间沟通有些不到位。斯蒂夫压根不理会我的劝说，他大吵大闹，十分暴躁，回答我的问题时也带着讽刺和挑衅。更令我震惊的是他对凯伦的态度。斯蒂夫根本不尊重自己的母亲，从头到尾一句心平气和的话都没有。他对凯伦直呼其名，甚至用一些粗鄙的词语，当着我的面直接辱骂自己的母亲。

我实在看不下去，试图制止他的攻击性言语。斯蒂夫毫不收敛，反而将辱骂恶毒升级，言语中句句不离美式的“国骂”。他的言辞充满了对凯伦的极度蔑视与仇恨。斯蒂夫的高声叫骂，惊吓到诊所里所有的人。诊室外的工作人员一再敲门、要查看我办公室里是否有潜在的安全问题。

相较斯蒂夫的嚣张，母亲凯伦却始终低着头，一副唯唯诺诺的模样，表现出一种长期受辱后的麻木和懦弱，像是她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言词辱骂。

我可以看得出来，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存在严重的人格问题。我耐住性子，从头到尾仔细询问他的临床症状。斯蒂夫几乎没有认真配合我的提问，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他妈妈凯伦在回答我的问题。

很显然，斯蒂夫除了有不典型的情绪障碍外，他还患有严重的B型人格障碍。虽然我通常不会在初次会诊就给患者作出人格障碍的诊断，但斯蒂夫的人格障碍已经造成了他在学习、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严重困难。他的情绪极易失控、根本不懂得掌控人际间边界距离。他通过自我伤害的手段，有目的性寻求关注并进行情绪操控。

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给斯蒂夫解释他现有的症状和我对他的诊断印象，建议他接受心理治疗，并辅以药物辅助。但斯蒂夫立刻否认他有任何问题，并将一切的过错都归咎于他的母亲。斯蒂夫责骂凯伦时，他的一串串恶毒言辞，让我听得如坐针毡。

“你这个不要脸的婊子，我都是被你害的。”

“你为什么不给我钱，那是你欠我！”

“如果你以后再管我，让我活不下去，我一定要杀了你!”

斯蒂夫不住地大呼小叫，毫不理会诊所里还有他人存在。我反复严肃地提醒他必须控制自己的言语和情绪，这里是医生诊所。但斯蒂夫充耳不闻，我行我素，直到后来完全失控，出现举手攻击凯伦的行为。

我严厉喝止：“斯蒂夫，如果你继续这样做，我马上就报警。”

斯蒂夫斜眼瞟了我一下，露出一脸轻蔑的表情。他根本没理睬我的警告，将手里的饮料瓶直接砸向凯伦。

见斯蒂夫不听警告，我通知前台工作人员，立即给警察局打报警电话。这时，凯伦突然拦住我，她哭着请求：“医生，请别报警，都是我的不对。斯蒂夫有绿卡，如果他留下案底，会对他的未来造成很大的麻烦，他将来也许再也不能回美国了……”

“如果他真要打我，我再报警也不迟。”

见凯伦不住苦苦哀求，我权衡再三，让前台工作人员中止报警程序。斯蒂夫见状，倒是长了精神，他转移了发泄对象，对着我，嘴里开始不干不净起来。看见斯蒂夫那副放肆的德性，我可不惯着他。我勒令他离开诊室，我和他的治疗关系立即终止。

那是我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主动中止治疗，并要求病人立即离开诊所的经历。

四

凯伦依旧定期前来复诊。她总说：“我不是想谈我儿子，我只是想谈谈我自己。”

但她所谈的“自己”，始终绕不开那个儿子。

她告诉我，她儿子小时候还挺乖，母子间关系亲密。不过，自从他十三四岁来到美国，他就开始对她语言攻击，十七岁起更出现了肢体暴力。斯蒂夫曾将凯伦狠狠地推倒在厨房地板上，只因为那天她烧的菜不对他的胃口。凯伦埋怨了他几句，结果斯蒂夫一下子勃然大怒。

有一回斯蒂夫过生日，不满意妈妈送给他的礼物。他当面将凯伦送的生日礼物撕得粉碎，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讥讽道：“你他妈的装什么慈母？你根本不配。”

凯伦原本和儿子住在一起，后来实在忍受不了斯蒂夫对她的精神折磨和身体攻击。出于安全考量，她花钱另置了一套公寓，让斯蒂夫单独居住。

斯蒂夫曾去加拿大留学，但从未认真读书。他终日沉迷游戏，不良交友，花钱如流水。他平日与凯伦几乎是零联系，只有在没钱时，才会联系母亲，并要求凯伦立即给钱。斯蒂夫的言语里从未有请求，只有责难与侮辱。在他看来，凯伦给他钱花——是任务，是义务，更是亏欠。

“你个婊子，为什么不赶快打钱过来？”

凯伦把自己手机上斯蒂夫骂她的信息给我看，里面的内容不忍卒读。斯蒂夫的言语恶毒低劣，令人发指。他称凯伦为“婊子”、“死女人”、“草泥马”不止。他指责凯伦在精神和经济上虐待他，毁掉了他的一生。

看着斯蒂夫给凯伦发的信息内容，我心里除了遗憾，也对凯伦充满怜悯。我对斯蒂夫除了摇头外，自然没有什么话可说。但我对这种彻底失控、毫无边界的亲子关系深感不解和困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斯蒂夫已不再是凯伦的儿子，他不把母亲当作一个需要尊重的亲人。他更像是一个勒索者，一个用血缘当武器的情感绑架者。

我告诉凯伦：“我暂时不去分析你儿子的问题是如何形成，但可以肯定的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陷入一种‘高需要—高退让’的恶性循环。你儿子的问题，不只是他自身的病态，也是你长期纵容、不设限、不画界的后果。”

凯伦听罢，沉默许久，她低声说：“我知道我太软弱，但他是我唯一的孩子。”

我提醒她：“母爱不能成为纵容的借口。如果你真的希望他能有所改变，你必须从自己做起。你需要设置清晰的边界：包括情绪上的、语言上的、也包括金钱上的。”

“你必须要明确告知斯蒂夫：母亲的爱，不是无边的迁就和纵容，不应成为他自我毁灭的理由。”

我同样建议凯伦：为了帮助斯蒂夫完成学业，她在经济上仍需继续支持，但必须设定一个固定额度，不能继续接受斯蒂夫无止境的恶意勒索。

凯伦听后点头，她低声说：“这很难，但我会尝试。”

凯伦听从我的建议，她下定决心，每月给斯蒂夫固定金额的生活费用，不再回应他随心所欲且无休无止的花费索求。但凯伦不敢当面和他商议，她给斯蒂夫发了信息过去，告知自己的决定。

“儿子，从现在开始，你会得到固定的生活费用。但我不会像从前一样继续妥协，我不会再容忍你的辱骂和责难。”

经济上的限制让斯蒂夫爆发更大的愤怒反应，他的支出依旧没有任何节制，他的暴躁脾气毫不收敛。斯蒂夫多次闯进凯伦的居所，大吵大骂，对凯伦进行最恶毒的言语威胁。凯伦吓怕了，她在外面另租了一间公寓，不敢再见到自己的儿子。

凯伦好几次对我说：“医生，我不知道我哪里做得不对。但我知道，再这样下去，他肯定会把我逼疯的。”

我一时无语，不知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安慰这位被亲情深深伤害的母亲。临床上，我们常常面对这样的家属。他或她一边痛苦不堪，一边又无法割舍。一边被亲人反复伤害，一边又希望再给亲人最后一次机会。

凯伦不明白，真正的改变，不要指望会发生在斯蒂夫的身上，而是必须从自己的觉醒开始。凯伦这种母亲的角色，已陷入“母爱即牺牲”的陷阱，她全然忘记了爱的本身也包含相互爱护、尊重界限和自我保护。停止无底线的付出，不是放弃爱，而是让爱回归理性。这不是冷漠，而是觉醒。

五

斯蒂夫没了情绪发泄的对象，变得自怨自艾，他开始自残，用刀割自己的身体。他的双臂和大腿上都被划出一道道血淋淋的刀痕。斯蒂夫每次自残后，便将自己自残后的照片一张张发给凯伦，照片的末尾总附上同样一句话，“婊子，我都是被你害的！”

每次，当凯伦给我看这些照片时，她会难过到泣不成声，“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

斯蒂夫最终因情绪极度失控被送入急诊室，化验室检测发现他的血液里存在安非他命和可卡因。接到医院的通知后，凯伦慌张地赶到医院。接诊斯蒂夫的医生和凯伦讨论了他的出院安排，医生强烈建议送斯蒂夫去戒毒中心接受治疗。

按照医生出院指示，凯伦无奈将斯蒂夫送进戒毒中心，但美国的戒毒治疗制度建立在自愿原则上，除非病人有法官裁定的强制性戒毒判决。斯蒂夫在戒毒中心待了两个星期就自行离开，他回家的当天就重新复吸。结果，没过几天，斯蒂夫就因为吸毒驾车，被警察截停，他再次被送入急诊室。这次，凯伦最担忧的事终于发生，斯蒂夫惹上了法律官司。

在住院期间，斯蒂夫为了摆脱自己可能的法律责任，他对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和社工哭诉，他控告母亲凯伦对他有虐待行为：“她虐待我、不给我生活费、多年来在精神上操控我。”医院社工启动家庭成员保护程序，对凯伦虐待儿子的指控进行调查。

作为凯伦的精神科医生，也应她的请求，我不得不回应斯蒂夫对凯伦的无端指控。我详细阐明这对母子间长期的矛盾冲突和目前治疗情况，并撰写一份她的治疗综述报告。我指明凯伦并非加害者，并指出斯蒂夫刻意的操控行为。虽然这份报告最终洗清斯蒂夫对凯伦的指控，但儿子对母亲的恶意伤害，进一步加重了她内心的创伤。

在我的面前，凯伦的情绪多次彻底崩溃，她哭泣、也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当初就做错了什么？”

我劝慰她并教育道：“你当然有很大的过错，你的问题是你长期纵容斯蒂夫的不良行为。你儿子的问题则是他儿时生活环境塑造的恶果，你前夫家庭对孩子仇视母亲的教育更是火上添油。而你作为他的妈妈，没有尽到做母亲的养育之责。”

“你后来虽然明白了自己对孩子教育的缺失，但你对他没有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帮助，只是想用金钱和溺爱来补偿对他的内疚。你这样的做法，让斯蒂夫有了母亲对他亏欠甚多，必须对他终生弥补的病态认知。”

“此刻你能做的，不是后悔，而是保持清醒。你需要帮助你的孩子，但你首先需要帮助你自己，你的认知有缺陷，应该接受临床心理辅导。”

除了建议凯伦接受心理辅导外，我也告诉她：斯蒂夫需要接受长期的“辩证行为治疗(DBT)”。有些精神科医院有这样特别门诊，可以收治像类似斯蒂夫这种有特别人格障碍的患者。同时，我也不忘提醒和强调：“你可以尽力去帮你的儿子，但你千万不能被他左右操控。别忘了，你永远有说‘不’的权利。”

六

凯伦和我的定期回诊治疗持续了一年多，她是一个对治疗用心也高度配合的患者。她最后一次来诊所，告诉我她要离开美国几年。

凯伦忧心忡忡地说：“我要搬去新加坡了。”

我有些疑问，问道：“你在美国生活多年，为什么要搬去一个东南亚国家？”

她吞吞吐吐地说：“斯蒂夫……他在那边出了点事。”

关于斯蒂夫的事情，她不愿意说具体细节，只说他可能涉及不小的法律问题。她家族里一位在新加坡工作的亲属，帮她将斯蒂夫转学至当地一所大学，希望这个亚洲国家更严厉的传统文化和法律法规能约束他。

可以想像，像斯蒂夫这样缺失正常理性和认知的人，无论生活在世界的任何角落也不会本分守法。斯蒂夫在新加坡触犯法律，惹了大麻烦，凯伦被迫前往处理后续事宜。

“我没办法。”凯伦低声说：“我不能不管他。”

凯伦来诊所向我告别的那天，我送她出了诊所大门。当我看她进了电梯离开的背影，不由得心里感慨良多。可怜的凯伦是一位完全失败的母亲，她因放不下的母子亲情而被自己的亲生骨肉深深地虐伤。

在后来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我想到凯伦的挣扎，便会一直唏嘘不已。

我们习惯了讲“母爱伟大”，但不讲“母爱也要有边界”。我们宣扬“亲情无价”，却忽视了“亲情也可能变成武器”。

作为医生，我虽能给出建议、设定目标，却深知：许多心理治疗不能在我们手中完成，只能寄希望于自我觉醒，希望这些患者们能通过自我认知的改善渐渐康复。

这不是一场治病之旅，而是一场醒悟之旅——母亲必须学会放手，学会说不，学会在愧疚之外，重新找回自己。

真正成熟的爱，不是牺牲自己去成全对方，而是清醒地面对彼此的局限，懂得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远离。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不再用“我爱你”为名，产生严重的伤害和操控。

愿医生的诊室，不再成为沉默母亲最后的哭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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