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一个错误决定，让全球最幸福国家，沦落为“强奸第一大国”

2013年之前，瑞典是全球最典型的“幸福模板”国家。孩子从出生到上大学，不花一分钱。医院几乎免费，公共服务密集。女性就业、怀孕、照顾孩子，从来不需要和生活妥协。

国家发钱发得像流水，失业也不急，先拿原工资90%的补贴拿300天，再继续领钱到找到工作为止。

那时候的斯德哥尔摩，夜里十点还能看到女孩穿着短裙自在逛街。没人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因为安全感是基础设施。

可转折出现在2013年。那年，瑞典为了缓解劳动力短缺，敞开大门接收大批难民。三年涌入39万人，80%是18到35岁的年轻男性。

十年后，瑞典成了欧洲性侵案件最多的国家之一。街头女性不敢夜行，社会分裂剧烈，治安频发爆炸、枪击。瑞典政府最终出钱请移民离开，补贴高达35万克朗。

一个曾被世界羡慕的幸福国度，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送进了治安深渊？下面讲三个时间节点，三次政策碰撞的后果。

从天堂掉进厕所，还以为是飞的姿势不对

2013年，瑞典做了一个大胆决定：接纳大量中东和非洲难民，尤其是叙利亚方向。

背景很现实。2012年，瑞典的总和生育率降到1.6，远低于维持人口平衡的2.1线。而与此同时，全国65岁以上人口已占到五分之一。政府计算后发现，这种结构一旦持续，医疗、教育、交通、社会保障，全都将失速。

那时候的决策者想得也很直接——既然年轻人不够生，那就引进年轻人。

所以2013年，瑞典议会通过法案，大幅放宽难民政策。这一年开始，瑞典移民局决定给予叙利亚等战乱国家的难民永久居留身份，并允许家庭团聚，直接给全家批居留权。

政策放开三年后，瑞典新增难民39万，其中80%为18到35岁男性。而整个国家人口不过900万。

政府原以为这些人会填补服务行业劳动力缺口，比如养老院、公交、医院。但现实里，这群难民语言不通、技术不对口、文化冲突强烈，短期内根本难以就业。

而由于身份是“难民”，他们自动拥有享受高额社会福利的资格。瑞典的社会支出压力，陡然拉高。

2015年开始，问题集中爆发。托育资源紧张，学校资源吃紧，儿童津贴大幅上涨，财政吃紧，福利下调。更棘手的是，性犯罪和治安恶化开始出现在社会新闻上。

但政府当时坚持，这是暂时现象。2015年总理在议会讲话中强调，“瑞典是一个人道主义国家”。警方和司法部门也被建议不要在官方数据中强调种族和移民背景，以避免激化族群矛盾。

很多瑞典人直到那时，还没意识到——那个曾经高福利、高安全、无忧无虑的北欧社会，正在进入不可逆的滑坡期。

斯德哥尔摩街头不再安静，十点钟的短裙女孩，变成了十点后不出门的家庭主妇。

从这里开始，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被根本打乱。接下来的问题不再是“接不接”，而是“谁来承担后果”。

欢迎来的不是天使，是炸弹和报警器

2014年夏天，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举办欧洲最大青年节日“我们是斯德哥尔摩”。连续五天，十几万年轻人参与，活动气氛热烈。

但节日结束后，警方收到超200起性骚扰与性侵报警。大部分受害者为14岁至18岁女性。调查发现，约90名涉案男性被调查，多数来自中东和北非，均有难民背景。

警方起初未将案件公开，引发更大争议。直到2016年1月，事件被媒体曝光，瑞典首相勒文在国会承诺彻查，并严厉批评警方“未告知公众”，称这对受害者是“二次打击”。

同年，政府开始对移民犯罪进行政策调整。但问题积压多年，一时难以收场。

进入2019年，治安问题全面爆发。上半年，瑞典全国报案数高达75.7万起，爆炸案108起，枪击案268起，造成33人死亡。全年多起枪战和爆炸集中在难民社区，被警方列为“高危区域”。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在年底发出安全警告，提醒中国游客谨慎前往。

更严重的是，2019年12月，林雪平大学公布研究报告，披露瑞典司法部下属机构存在操纵犯罪统计数据行为。研究指出，政府部门以“统计方式缺陷”为由，干预种族、移民相关犯罪数据的呈现方式，以保护国家形象。

一边是性侵、爆炸、枪击频发，另一边是掩盖和粉饰的行政系统。

政府在2015年之后就不再公开涉案人种族和移民背景。媒体报道也大量使用模糊用语，例如“青年男性”，试图回避舆论。

但对普通瑞典人来说，日常生活早已被改变。公交站加装摄像头，小学增加保安，女性减少夜间出行。曾经以自由、平等、自主著称的瑞典社会，变成了一个警惕、紧张、冲突不断的空间。

2019年的转折在于：问题从“隐蔽化”走向“公开化”。再也不是个别事件，而是社会常态。

这一年，舆论开始质疑政策本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到底是谁在承担这些‘人道主义责任’？”

当年请你来，如今求你走

2024年9月，瑞典政府发布移民新政策：向愿意自愿离境的移民，提供最高35万克朗补贴，约合人民币24万元。补贴提高至原来的35倍，申请流程简化，明确“鼓励自愿离开”。

这个政策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瑞典早在1984年就设有类似补贴，但由于金额低、知晓度差，2023年全年申请者仅70人，仅1人获得批准。

而这一次，政策被摆上国家安全和财政稳定的高度。

瑞典移民部长福塞尔表示，这是“移民政策方向的根本性转变”。右翼政党公开表态称：“那些长期失业、靠救济生活的人，更可能接受这个选择。”

与此同时，瑞典政府对新移民父母的育儿假政策进行了削减。育儿假从原来的480天缩短至100至200天，具体取决于儿童年龄。政府希望通过减少福利，促使移民尽快就业，减少对公共资源的依赖。

而这些政策背后，是儿童福利体系的持续崩溃。

截至2019年，外来未成年人数量激增导致托育机构、学校资源紧张，瑞典儿童福利体系已处于“濒临崩溃”边缘。教师不足、入园难、课堂超员，几乎成为全国性问题。

2017年，瑞典用于托育和学前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超过1.1%，位居全球前列。但这套体系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几十万人口时，显现出结构性脆弱。

2024年，政府开始推动“福利向本地居民倾斜”的调整。但舆论已经分裂严重：一边是主张继续开放的“人道派”，一边是主张退出和限制的“本土派”。

而曾经被视为“北欧样板”的瑞典，正在现实面前反复试错。

过去十年间，政策从“欢迎”、“接纳”、“整合”，变成了“限制”、“鼓励离开”、“补贴离境”。

曾经的幸福国度，如今却用现金哀求离开。13年的路径错误，不只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感，也冲击了它的社会根基。

参考资料：

北欧国家破解低生育率难题的思路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04-17

世人羡慕的瑞典儿童福利保障体系面临挑战.经济参考报.2019-05-31

瑞典：16万难民进入以后，高福利国家出现危机.瞭望智库.2020-02-26

瑞典政府鼓励移民离开：自愿离境将获得35万克朗补贴.观察者网.2024-09-15

瑞典难民政策设定高标准.半岛电视台.2013-11-24

瑞典首相表示将彻查群体性侵案.新华社.2016-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