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许想象不到,就在脚下不到两米的地方,竟沉睡着跨越近两千年的家族墓葬群。
它们从汉代一直延续至南朝,甚至更远。
这就是会稽山法印寺山脚下,有一片看似平凡,却暗藏玄机的土地——九里考古遗址。
而最近,考古人员不仅在这里发现了,带有明确三国纪年的墓砖,还揭露出一条长达二十余米的排水沟——这些,可都是绍兴考古史上头一遭!
更令人好奇的是,这些墓葬规模庞大、结构精巧,几乎每一座都配有设计科学的排水系统。
有的婉转曲折、有的急转弧形,仿佛在默默诉说着古代工匠如何巧妙利用九里的地形与水文。
而一方刻有“建衡二年”的纪年砖,就像一枚时间胶囊,将我们瞬间拉回公元270年的东吴之地。
它究竟属于谁?为何墓砖上频频出现“王”字纹?出土的滑石猪、“王界”界碑又暗示着怎样的家族往事?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更加恢弘的命题:九里,或许正是绍兴2500年建城史的一部“地下编年史”。
这是一次为配合城市建设而推进的“考古前置”工作,却意外揭露出一处时间跨度极大、文化内涵丰富的大型墓地。
截至目前,发掘面积已达约1000平方米,清理墓葬超过70座,时代纵贯战国、汉晋、南朝,甚至还包括唐代与明清时期遗存。
可以说,几乎每个重要历史阶段,都在这里留下了痕迹。
而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一批,汉至南朝时期的家族墓葬群。
它们排列有序、形制严谨,大多设有渗水槽与排水沟。
这些排水沟并不是随意挖就的土沟,而是经过精心砌筑、形态各异的地下工程。
有的呈直角拐弯,有的做出弧形转折,甚至蜿蜒十几米,显示出高超的水利设计理念与地形适应性。
“这些发现充分说明绍兴先民,在墓葬营造中极大程度地结合了本地地貌特征,既防涝又护墓,是非常智慧的体现。”九里考古遗址现场负责人高凌艳这样评价。
而真正让这次发掘跃上热搜的,是一件带有铭文的纪念砖。
它发现于一座三国时期墓葬的封门处,砖上清晰刻有“建衡二年八月造作壁长尺二十”的字样。
建衡二年,即公元270年,是东吴末帝孙皓在位时的年号。
这块砖如同一枚穿越时空的身份证,明确告诉我们:这座墓就是在这一年八月建造的。
高凌艳解释说:“这类纪年砖的出土非常罕见,尤其它还出自一座同时随葬越窑青瓷器的墓葬。
这不仅帮助我们精准断代,更强化了绍兴作为越窑发源地的历史地位——可以说,这是一座具有‘标尺意义’的墓葬。”
除了纪念砖,此次出土的随葬品也颇具看点。
比如五只雕工细腻、形态各异的滑石猪。
这类器物通常被放置在逝者手中,象征财富与轮回,在六朝墓葬中虽不算稀有,但像九里这样一次出土多件、造型多样的情形,在绍兴地区仍属首次。
同样引发猜测的,还有砖上出现的“王”字纹,以及写有“王界”“沈界”字样的界碑。
这些文字是否代表墓主的家族姓氏?还是地域划界的标志?
高凌艳倾向于认为,“界碑的存在,表明九里在历史上曾是绍兴某些大姓家族的集中葬区。
‘王’‘沈’都是江南地区历史悠久的姓氏,这些发现为我们研究地方家族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九里考古遗址的真正价值,远不止于单座墓葬或某件器物。
它所呈现的,是一部几乎无断代的“地下绍兴通史”。
从战国伊始,历两汉、魏晋、南北朝,下探唐宋,延伸至元明清——时间跨度与绍兴建城2500年的历史几乎完全重合。
也就是说,每一个在绍兴留下脚印的朝代,也都在九里留下了一片安息之地。
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超指出,此次发掘填补了绍兴地区考古的多项空白:
“比如长排水沟、纪年墓砖、滑石猪群等,都是首次发现。它们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不同时期绍兴人的丧葬习俗,也反映出当时的手工艺水平、社会组织乃至水文环境。”
而这些发现,也向公众抛出了更多悬念和想象:
那个拥有“建衡二年”砖的墓,主人是否与东吴官制或地方豪族有关?
反复出现的“王”字究竟是一个家族符号,还是具有宗教或礼仪含义?
那些蜿蜒曲折的排水沟,是否暗示着当时绍兴多雨的气候与复杂的水利挑战?
这些谜题,正等待更多考古证据与文献比对来逐步解开。
可以确定的是,九里墓地就像一扇突然打开的时空之窗,让我们瞥见了绍兴从古至今的生死观念、家族记忆与技术变迁。
它不只是一堆砖石和陶器,更是一部用泥土与时光写就的史书。
而我们,正站在翻阅这本书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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