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忘记南京大屠杀？为何犹太人不能忘记奥斯维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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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建构需要这样一套组合，让有关该国家或系统的观念与事实呈现稳态，这个组合即记忆＋身份＋合法性的三角结构。记忆是集体记忆，指涉共同的过去；身份是集体身份，定义我们是谁；合法性即合法性资源，是说明我凭什么统治。而国家作为一个象征体系，是一个辐合了集体意向性的制度性事实。塞尔区分了物理事实和制度性事实，前者不依赖人类制度，比如“粪便是臭的”；后者完全依赖集体意向性与制度，比如“这张纸是美元”。而制度性事实依赖集体承认的虚构实体，就例如“国家”“公民”“战争罪”。

1937年在南京发生的大规模杀戮最初仅是一件物理事实，随着风云消散、逝水东流，它会随着见证人的死亡而丢失自己，从现象界中隐身。当它被命名为“南京大屠杀”并定义为“反人类罪”，由国际审判确认，这就赋予了此事件以法律与政治地位，即一个象征位置。而这种制度性命名和象征化，就把一个历史暴行变成了国家建构的符号资源。也就是说，它不再只是历史，还变成了“我们共同认可的国族身份的一部分”，是一个政权合法的“底层逻辑”的制度性环节。而在拉康的范式里，这个过程就可以被转述为：南京大屠杀已经凝缩为一个稳定的能指，进入并构成整个能指链条/象征结构。

集体意向性是指一群人能共享某个意义并据此行动，即“我们相信x是y”，是一个意义框架、能指链。在这个意义上，纪念南京大屠杀，不是在进行某类人口中的庸俗的“仇恨教育”，而是在强化一个关于现代主权国家构成要素的共享信念，我们也不只是回顾历史，而是不断再生产国家共同体。也就是说，我们在借“南京大屠杀”之言说，来不断修葺、筑牢一个象征界，而象征界本就由语言组成和结构化。对南京大屠杀的重提，一是激活一段关于现代国家建立的艰苦的集体记忆，二是明确一个围绕反侵略战争而凝聚的现代民族身份，三是申明合法性：我们是在反法西斯、反侵略战争中堂堂正正地建构起来的。这正组成了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三角。

历史事件并不直接进入集体记忆，而是经过命名、叙事、制度化，变成稳定的能指，才能进入象征界。“南京大屠杀”成为一个牢固的能指的过程，首先是命名，从“南京事变”“日军占领南京”到“南京大屠杀”，词语固定了意义指向。其次是制度化，纪念馆、国家公祭日、教科书、外交话语把它嵌入国家象征系统。再次是对立建构（任何巩固主体的能指都必须对立性地建构一个他者），在能指链条中与“民族屈辱”“抗日胜利”“强国复兴”捆绑，构成敌我区分的核心节点。最后是主权再宣告，它象征国家保护国民免于再次被屠杀的能力和意志。因此，在这个框架下，南京大屠杀是一个象征性支点——把历史的多义性固定到单一的国家叙事上。它直接关系着现代国家叙事的稳定。

而在齐泽克的政治精神分析中，这种叙事维系着一种基本幻想。齐泽克指出，“幻想”不是逃避现实的幻觉，而是支撑我们面对现实的意义结构，以此来回答：“在我们这个共同体中，痛苦与受难意味着什么？它们的目的是什么？”而南京大屠杀也就起着幻想框架作用，表面上是将历史伤口恒常化，而深层目的是强调我们的复兴框架——我们曾受难，因为国家积贫积弱，我们今天纪念，是为了证明“强大”能阻止重演；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复兴、更强大。因此，对南京的大屠杀的重提，看似是一个关乎其他民族的消极的、指向过去回忆，实则它是以一种否定性的方式来对自身民族的主体性进行激活，指向未来，是“否定之否定不是中性化，而是最具体的肯定”的方式（黑格尔《逻辑学》）。而这种无可避免的“幻想”也是稳定共同体认同的重要心理机制，它让过去的暴行不仅仅是创伤，更是存在理由。

这种功能性能指和叙事的运作，不仅中国做，别人也在做，而且做得更彻底。因此我完全可以情绪化地认为，这种对南京大屠杀的“旧事重提”不仅不过火，甚至还不够。随便举一些例子，犹太人社群与以色列国家对大屠杀的纪念极其频繁，每年1月27日联合国大屠杀纪念日，全球数百个博物馆和纪念碑会与教育体系会反复讲这个故事。这种机构化让纪念工作有常年人力、专业策展、经费与国际合作支持，而不是偶发性的公众记忆活动，从组织上比国内单一事件的纪念彻底得多。而奥斯维辛纪念馆每年接待数百万访客，在公众动员力与全球吸引力上做得功夫远超我们。而在国家课程上，许多欧洲国家把纳粹史与大屠杀教学纳入义务教育课程，并配套师资培训与教材指引，更有联合国、UNESCO以及像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等机构推广教材、师训与示范项目，大费周章地推动有关的跨国教育合作，而研究中心、基金会、学术会议更是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他们是反战、反法西斯、反暴力，获得国际同情和共鸣，而我们就是煽动仇恨、民粹主义、仇恨教育？这就不得不提到意识形态的荒诞力量。

西方对大屠杀的宣传与纪念，被框定为“普世价值”的证据——反纳粹、反种族灭绝、保护人权，既能自我标榜，又不直接挑战当下国际权力结构。而对南京大屠杀的苦难却总有反思哥跳出来质疑，虽然这触及到中国在国际叙事中的主体性构建与合法性的象征支点，也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甚至没有使劲的宣传，此刻却被污名。这种双重标准实则令人发笑。不禁让人怀疑，这种差别的背后，是事实层面的，还是地缘政治工具和权力再生产呢？齐泽克在分析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时表达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观点：社会需要一个可控的他者作为“恶的化身”，来稳定自身的符号秩序。这就导致了两种“怨恨”的两种结局。一种是“允许的怨恨”，西方允许犹太人对纳粹的恨意，因为它不会威胁当下的西方主导秩序，反而强化了二战后的政治道德秩序。一种是“禁止的怨恨”，如果中国人对日军暴行的记忆过于活跃，就会在国际上挑战日本（西方盟友）的形象，也可能激发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在他们的框架中就成了“不可控的怨恨”。其背后的推手的意图是，不是反对怨恨本身，而是筛选怨恨对象与场合，这才是背后运作的真相。有些民族的历史创伤被认为应该用来促进和解，而另一些民族的历史创伤却可以用来塑造全球性的道德优越感。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阿甘本谈到，现代政治会创造“例外状态”——在正常法权秩序之外的特殊状态，使得某些生命被纳入纪念叙事，某些则被排除。犹太人受害记忆被纳入全球制度性事实：法律、教育、国际日历化，顺理成章地成为“合法苦难”。而南京大屠杀记忆在西方话语中往往被放置在所谓的“区域冲突记忆”的位置，不赋予全球性、普世性地位。这种制度性事实的建构，让苦难本身被虚构化，不是受害事实决定其全球影响，而是它被纳入哪个政治共同体的意向性之中。在现代政治场上，苦难并非天然平等，纪念权本身也是权力资源，这就是这种双重标准的本质。

从中我们也可以总结出意识形态运作的规律。它首先是筛选，选择能为自身意识形态服务的苦难去放大。选好了，接着就框定，用普世主义外衣掩盖选择性的本质。下一步就转码，把别国的纪念行为转译为“民粹”、“仇恨”，从而削弱其道德正当性。最后一步当然要循环正当化，通过重复这种操作，强化自己的道德中心位置，让对手在道德叙事中永远是“潜在威胁”，给它绑连一个“X国威胁论”。谁能掌握历史的解释权，谁就拥有合法性。南京大屠杀一类的纪念性事件，早就超出了物理事实的本身，而成为了隐性的意识形态战场。

这时候又有反思哥跳出来了，会发表如下言论：

这些高赞评论难免让人发笑。首先，现代民族国家的纪念应该要具备以下逻辑：第一，是与当代国际秩序有衔接的事件；第二，有完整证据链、可在国际舆论场自证；第三，是能作为“身份政治”与“民族凝聚”核心符号的事件；第四，直接关乎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建构。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 年，属于近代史尾端，直接关联到二战和现代国际秩序，而扬州十日、四川大屠杀属于封建王朝更迭，几百年前的事件，作为集体记忆也早被民族内部消化，这些人今天提出，是想搞内部分裂吗？而海兰泡事件规模较南京大屠杀小，国际关注度低，南京大屠杀则是二战体系中被纳入国际法庭审判的事件，直接发生在我国首都，有直接和充足的证据，与反法西斯叙事、民族国家建立和当今国际格局直接挂钩；而海参崴本就是史料零散、海外华人的局部事件，与国际法庭判决了的、全球反法西斯标志有可比性吗？更不要说符合上述的逻辑了。同时，犹太人在历史上也遭受过多次迫害和屠杀，从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迫害到沙皇俄国，他们为什么不去纪念呢？按照这些人的逻辑，那么，《列子·黄帝》记载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混战，都已经“血流漂杵”了，是不是也能当作话柄呢？那么大禹伐三苗，“夷宗庙，焚神祀，杀其民”，也是大屠杀了，这些人是不是也该念叨念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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