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蓑 依
前不久，看到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一段关于“物理学与直觉”的分享。
物理学这座由严密逻辑搭建的大厦，怎么会和一个听起来有些虚无缥缈的词挂上钩？杨先生解释说，人天生有套原始直觉，但随着学习深入，新知识会不断与旧直觉冲突。真正的成长，就发生在“死磕”的时刻——你必须坚持，直到将那些反常识的理论，内化成一种新的、更强大的直觉。
我心头一震。这不仅仅是在谈物理，这也是在谈写作的真谛啊。所谓写作，正是一场艰辛而迷人的直觉重建之旅。
我们写作的起点，都是一套由成长、阅读和性格塑造的“出厂设置”，一种“模板化”的直白流露。比如新手写悲伤，本能就落向“泪流满面”；写快乐，第一反应准是“心花怒放”。我初学写作时，写失去亲人的悲痛，就翻来覆去用“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泪如雨下”这类词，生怕别人感受不到我的痛苦。
有次请教一位作家，我把稿子递过去。他没直接评判，只平静地讲起一个故事：“我母亲走时，我父亲一滴眼泪都没掉。他只是默默地把母亲最爱穿的那件毛衣拿出来叠了三遍，叠得比平时任何一次都更整齐。”那个瞬间，我很感羞愧。原来，真正的悲伤不是声嘶力竭的情绪宣泄，而是巨大的克制。那次谈话修正了我的写作直觉：好的表达，要绕开“大词儿”，去寻找独属于某个瞬间的、带着体温的动作。
但写作的直觉重建，远不止告别陈词滥调这么简单。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都免不了走过一段弯路：为了显得有文采，恨不得把所有的修辞都塞进文章里。直到读到汪曾祺写葡萄：“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如此直白的话，就像老农蹲在田埂上唠家常，偏把葡萄那股不管不顾的野劲儿写活了。这时才恍然，所有写作者都得经历从简单到复杂，再到更高级的简单的过程。最初的简单是能力匮乏，只能凭原始直觉；后来学会了技巧，开始堆砌辞藻；最终会发现，洞悉所有复杂之后，我们选择的，还是最朴素、最精准的那一句。
当直觉被这样反复打磨后，你看世界的眼睛、听声音的耳朵、感受万物的心，就具有了接近艺术创造的能力。清晨买豆浆，看见摊主指节上的豆渣，会想起萧红笔下祖父那双像老松树皮的手；傍晚散步，一阵风卷着银杏叶落在脚边，一个念头就冒出来：风把秋天揉碎了。我用手机记下这些，它们不是构思的，是从直觉中跳出来的。
在写作的10多年里，我一直觉得逻辑重要。但现在越来越觉得，真正动人的作品，往往源于某个直觉的瞬间。先有喷薄而出的感受，然后才需要逻辑为它塑形。直觉是创作者与世界对话的隐秘通道。
那年的北京，地坛公园老柏树下，双腿瘫痪的史铁生将目光投向这座荒废古园。“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这份突然撞进心里的安排，成了《我与地坛》最迸发的直觉，它像钥匙打开了史铁生对命运的所有思考。后来书里的每一段文字，都是从这个直觉的原点生长出来的。那些关于蜂儿、蚂蚁、露水，关于母亲悄悄躲在树后看他的细节，关于为什么活的追问，都像是树枝从树干里伸出来，自然又有力。
说到底，写作的直觉哪是什么玄乎事，不过是活成一个更敏感的人。这场关于直觉的修炼，终点不是成为一个会写作的人，而是成为一个更会生活的人。因为所有的文字，最终都是生活的回声。所有的直觉，最终都是你对生活的感觉。
《 人民日报 》( 2025年09月13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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