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命”归来，回首“维新”，读书人的救国热忱令我们感动不已

本书是许知远五卷本传记作品《梁启超》的第一卷，讲述了梁启超从1873年在广东新会茶坑村降生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的25年人生。梁启超这个来自广东南部一座乡间孤岛的岛民，在清朝稳定的结构中读书、成长、参加科举，又敏锐地察觉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偕同师友做出反应。他拜康有为为师，主笔《时务报》，执教时务学堂，参与戊戌变法，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许知远追寻梁启超的足迹，从新会、广州到上海、北京、长沙，在复原人生轨迹和时代风云的同时，展现了一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本书曾以《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为名于201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修订15万字，特别删去了一些冗余艰涩的文言，统一用公历纪年，表达更为流畅、成熟。

《梁启超：维新1873—1898》，许知远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

>>内文选读：

莽撞的变法者（再版序）

修订比想象的更折磨人。

我犹记完成第一卷时的欣喜，它不仅是对梁启超最初岁月的叙述，还试图还原一个时代的色彩、声音与情绪，理解一个士大夫群体的希望与挫败。

重读时，我汗颜不止，意识到自己的雄心与能力间的失衡。我太想把一个时代装入书中，以至于人物常被淹没，还引来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向，似乎个人只是时代精神的映射，其内在动机、独特性反而模糊了。

同样重要的是，我试图描绘一个思想者，却对其思想脉络了解不足。若不能分析学术风气、八股训练对于个人心灵的禁锢，怎能展现出冲破它的勇气与畅快！我也对权力与学术间的纠缠缺少洞察，不管古文今文还是汉学宋学之争，皆与权力合法性直接相关，它是中国历史的本质特征之一。

对于官僚机制的运转，我也缺乏确切感受。这个体制看似严密却充满漏洞。一个小小的、万木草堂式的组织，就能迸发出如此力量，掀起滔天巨浪。

意识到弊端，并不意味着能修正。我似乎能看到八年前自己的莽撞，闯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很多时刻，全凭直觉来应对繁多材料，建立起某种生硬逻辑。偶尔，你也会惊异于这种直觉的准确性。

事实上，梁启超正是直觉型的思想者。他以23岁之龄出任《时务报》主笔，从孔子改制到明治维新，从春秋大义到福尔摩斯，无所不谈，笔触甚至比他的思考更快。他依赖即兴与直觉，头脑中的理念或许庞芜、凌乱，笔下却铿锵有力。他也受惠于上海的印刷革命，它重组了知识体系，催生出新的共同话语，这个年轻的主笔脱颖而出。

这一卷覆盖了梁启超最初的25年，从1873年出生于华南的茶坑村，到1898年卷入百日维新。在很大程度上，他以康有为的追随者与宣传者的面貌出现。这段时间，他的个人资料并不充分，也因此其时代背景，尤其是康有为的影响，变得尤为重要。我记得自己对于康有为的摇摆心理。他从一个大名鼎鼎的变法者，似乎变为一个盲目自大者、一个厚颜无耻的自我推销者、一个权力迷恋者，甚至毁掉变法的躁进者。但逐渐地，敬意又重新生出。面对一个恐惧与麻木蔓延的体制，他汇聚了一群维新同仁，带来一股新风，当舞台出现时，他毫不犹豫地一跃而上。他对青年人的魅力更令人赞叹，他将万木草堂塑造为一台学术生产与政治影响力的机器，学生们聚聚散散，却始终以某种方式联结。这种力量还将延续到海外，造就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商业、文化网络。

这群广东师徒也胆大妄为。他们并非日后宣称的渐进的维新一派，只要时机适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与孙文结成同盟，推翻清政府统治。也因此，当维新受挫，围园锢后的计划并不令人意外。

这一版的叙述更为流畅，我尽量将古文白话化，删减了一些烦冗的引用，但一个缺陷仍旧显著。1888年第一次上清帝书以来，康有为在十年间创造了一套政治哲学，从《公羊春秋》到议会民主，杂糅又充满大胆的想象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启超的思想不过是这套理论的阐述与延伸。但如何清晰、生动地描述这套理论，我尚未找到更恰当的笔触。

这一卷的修订，常伴随着威士忌与查克·贝利的歌声，后者常被视作摇滚乐的开创者之一，一首Roll over Beethoven尤得我心。我猜，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就如彼时思想界的摇滚乐，带来巨大的感官震撼。查克·贝利令贝多芬翻滚起来，康有为则让孔子摇摆，变为他的变法思想的支持者。万木草堂就像一支乐队，在这一卷中，倘康有为是艺术总监、词曲作者，梁启超就正逐渐获得主唱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