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我写作，是在抵御某种失去

“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历史书，博物馆里有那么多文物，也许都是用来填补人生短暂的遗憾，我回望过去也是一种对自己生命的延伸。”

记忆里的爱与失去

记忆是不牢靠的。记忆好像早晨爱人离别后，枕头上柔软的凹印，那是他在你生命里，存在过的证据。你似乎能感到那里的温度，忍不住伸手去抚摸它，把脸贴住它。等你再抬起身，却发现凹印已经走样，失去了他的痕迹。

记忆也好像一个犯罪现场，你一次又一次地去那里查看，反而践踏了那些手印、足迹，丢失了真相。我们的头脑，总是不停地把记忆里的碎片，逻辑化、合理化，美化或丑化，而且每一次造访，都似乎令它离原始印象更远一些。

我从很年轻时，开始被各路记者采访，不少过去的事，已经被反复叙述，变成了翻版的翻版，连我自己也很难看清它们的原貌。也许，要保持原始的记忆，唯有不去触动它。

直到有一天，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我突然回到了一片自己未曾过多调用过的记忆里，有些只是模糊的印象，也有些清晰犹如昨天。

我企图把它们写下来，现在我试着将它们讲出来，或许通过这些故事，人们能看到我在枕头上留下来的那个凹印。

对记忆的探讨，寻找它在不同时段的模样，是《猫鱼》的主题之一。另一个主题，是爱与失去。爱就是生，而最彻底的失去就是死亡了。

我6岁时，外公自杀了，从这里开始，“失去”这个题目就经常出现在我脑海里，一直到现在。我在写下这些记忆的时候，一些亲人、好友都相继走了，我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就会更多地去思考这件事。

“猫鱼”就是关于记忆里的生与死、爱与失去。

最开始的写作，是因为我的朋友老金——金宇澄，他去我祖屋家的一个租客那里吃饭，那边客人说这里以前是陈冲的家，他就发给我照片。

我当时看了那些照片很不屑，觉得真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一点都认不出来。老金说，人家好好装修了，应该是挺舒服的。我说，装修的人对这栋房子毫不了解，堆砌出来的东西是不对的。我给他看很多照片，给他讲了一些细节，关于邻居的，关于家里的。

老金跟我说，你这个有点《美国往事》的味道，把它拍成电影吧。之后，我也没再多想这个事，但是开始有很多画面不停地在脑子里出现。那时候就有一点把它写下来的冲动了。

我觉得记忆就是这样一种碎片性的画面接起来的。当然也有声音，但主要是画面。我总是跟老金说，我不记得了，其实也有一种不想去触动它的直觉。

我的第一篇，比我原来写的要长，扩展了一些。我当时交给老金的时候，还有许多细节没有包括在里面，但慢慢地好多画面又出现了。

可能是年轻时候，有点以自我为中心，本来应该可以了解到的东西，当时是没有兴趣的，现在有兴趣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对祖辈、家里的事情、一个时代一代人的历史感兴趣。

“猫鱼”的这些内容，最初在《上海文学》上连载，老金是我的编辑，在《上海文学》连载的时候，还没有编排书里的结构，我那时只需要考虑每一篇文章的完整性。

我一篇篇往下写，倒也没有设计。我其实很少有一个大纲、计划这样的东西，几乎都是凭着情感的走向，把这些文字先写下来。

写完之后，会有剪辑。剪辑的时候，会形成某一种结构。像我们上海人说，这个人说话有点开无轨电车，就是很自由地在那里跑。某一个记忆，让你联想起不是特别直接的另外一个事件，潜意识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了。

我的几乎所有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写了两年以后，再回看，我才发现里面有一些经常出现的东西，觉得这就是某一种主题。

比如，我母亲会在那么多篇幅中出现，原来她一直都在我的潜意识里陪伴着我。从母亲生病到离世，那两年是我情感最充沛的时候。祖屋也是这样，在很多记忆里，它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我跟老金也聊过这个，聊完以后，我发现这些都跟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紧密相关，也许我余生的创作，在潜意识里都跟这些有关——一种曾经的归宿，失去的家园，还有时间的流逝。

我当初一篇一篇写的时候，没有这么觉得，等到有一天把它们全连起来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几乎每一篇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它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这样或那样的情感出现。

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历史书，博物馆里有那么多文物，也许都是用来填补人生短暂的遗憾，我回望过去也是一种对自己生命的延伸。

我写家人，并不是客观地去写他们的历史，而是挑选了对我来说最有情感意义的部分历史，也就是跟我有情感关系的、能引起我情感反应的。

尤其是看到一些人性闪光点的时候，我会很欣慰。比如说，我母亲一直说她的外公很凶，我姥姥在少年时代，曾三次登报跟她的父亲断绝关系，都是很有脾气的人。

但我却发现他为姥姥照的相片，有那样一个镜头，姥姥坐在窗边吃饭，他把她拍下来，光线洒进来那么漂亮。我想，我这个曾祖父是对美有感受的，内心是柔软的。

我从历史当中感受到的是这种东西。还比如说，他作为校长带学生参加运动会，开到一半下雨了，很多其他学校的人都走了，他就一直在雨里站着，直到比赛结束，才带学生离开。我觉得这个人是有人格力量的。

这些都是我在上海图书馆的旧报纸上读到的，大部分是他的学生悼念他的文章。我慢慢地去发现这些东西，带给我鼓舞，让我具有某种信念——当我软弱的时候，或是自我怀疑的时候，觉得自己还可以变好，因为这些都是我血液里、基因里本来有的东西。

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上几辈族人身上，去寻找当年普通知识分子身上的某种道德情怀。

2014年央视做了一个寻根节目（《客从何处来》），帮我挖掘了很多关于外公和爷爷的往事，后来我又到上海图书馆找到了很多资料。

以前很遗憾没有真正认识我外公，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发现了许多，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抚。母亲走了以后，我也从她的遗物中整理出了一些线索，写了两篇关于母亲的文章，就感觉她还在，好像我还能跟她说话。

这对我来说是治愈的，帮我度过了一个很难的阶段。其实我每写一篇，都是在抵御某种失去。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还有一个哥哥。当年父母希望我们学医的，但是不可能，因为当时还没有恢复高考，“文革”期间我没怎么读过书，而我哥哥当了职业运动员，但他最爱的是画画。

14岁的时候，我莫名其妙被挑选去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虽然觉得在剧组很好玩、很开心，但也一直焦虑，觉得必须要学一个真正的技能，找一份真正的工作。

到了美国也觉得，怎么可能在美国演戏呢？我很多次想过其他的出路，一直在抗争命运的安排，但是一看到有戏演就会飞蛾扑火，把一切都放下，不管那个角色好不好。

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知道这其实是命运的召唤，那种焦灼回想起来都是没必要的。一个人如果能很早知道自己的命运，那很幸运。

命运就是人的必经之路。也可能会让人走入歧途，或是摔跤了、迷路了，但总是莫名其妙地迂回，最后发现人生的大道就在那儿。

以前我觉得演戏是个青春饭，不可能一直做下去，但最后还是非它不可，我去餐馆服务别人，挣钱拿小费，都是为了继续追求表演。

那个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无所谓了，我不用再找其他工作了。所以读到里尔克的《给青年诗人的信》时，我豁然开朗，信里说：“人们总是去寻找容易的答案，但只有困难的事才是可信和值得去做的。”

我完全听从命运的摆布。只要是能继续创作，我都可以享受。就算是学习做一道新菜，对我来说也是创作。欣赏、见证和创作，对我来说就是生命的全部了，它们给予我快乐，也赋予我痛苦。我这辈子都没有好好计划过，一直活在飘忽不定的状态中，有点任性。

也许我骨子里就是个农民，向往简单的生活，跟太阳一起起床，跟太阳一起休息。寻找生命中那些小小的快乐，早上醒来看到第一缕阳光，仿佛它是个奇迹，我只需要去见证；遇到好书、好音乐和好电影，我就去欣赏。

我像农民一样，相信劳作，相信耕种与收获。我需要特别简单的家具，让我宅在家里，拥有小小的自由。我不喜欢成为一个抛头露面的人，出现在各种光辉的场合或party上，这一切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地狱。

1979年，我演了《小花》，当时好像一夜成名了，这个感觉挺奇怪，让我觉得好像不是站在一个结实的地上，脚下的东西是滑溜着的，有一种不安全感，因为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还是原来的我，但突然间所有人看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我不喜欢那种感觉。父母提醒我，我姥姥也提醒我，我自己也非常清楚，其实我很肤浅，没有好好读过书，突然间就到各学校作报告，成为了孩子们的榜样，其实是很虚空的。

所以我就出国留学了，只有留学，我才可能真正地去读书，因为我进外语学院之后也没有好好在外语学院读书，我三年拍了三部电影，在学校的时间，还没有在外面拍戏的时间多，每次都是回去补课补考，学院也不是特别赞同这样的做法，但是当时拍戏都是国家的任务，所以学院也没有办法。我是喜欢读书的，但是没有好好读过书。

做演员这件事，我也真的是不懂，它的确不是通过学院里学就一定能够成为演员的，因为摄影机也好，银幕也好，是更眷顾了某一种类型（的人）吧。

我想象当时我在演谢晋的《青春》，后来演《小花》的时候，非常懵懂，完成得非常幼稚，但是某一种气质在，所以它吸引人。当年电影不多，观众也非常宽容，他喜欢你的气质，喜欢你的样子，至少我也不是做作的，能够自然地出现。

其实是时代造就了我，如果我是从今天才开始进入演艺圈的话，恐怕都不可能进去。我其实很羞涩，本性当中还是比较谦逊的，不是喜欢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的一个人，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演员的。

“她”的故事

《猫鱼》出版后，我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大家开始叫我作家。我以作家的身份，陆续做了不少活动，碰见一些读者，她们会问我，关于我的家族，以及早年情感生活的回忆，和对职业生涯低谷期的反思，我在写作过程中，如何有勇气坦诚表达。

对我来说，讲出这些记忆，我没觉得我做了件有多大勇气的事情，如果说需要勇气，我觉得是写作本身。坦诚是我写作的一个初衷，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必须尽一切努力做到诚实，这个事情做起来才痛快。如果做不到自省，那去回忆干什么？

另外，回忆中的那个“我”跟坐在那里写的我已有距离，我更像在写一个“她”的事。但写“她”并不容易。

我的本性，我很难总结，人对自己来说不是那么透明，很难清晰地看到自己。我只能说，我确实有一种灵魂深处的不安分和骚动，在精神上非常贪婪，且永远处于自我怀疑、自我矛盾之中，也许这是人必须承担的一种复杂。

我也是到了这个年岁，才感到可以跟人去交谈这个话题。因为我在写作的过程中过发现，原来，我最欣赏的人都自我怀疑过。我当然希望能更自信一点，但这又回到命运了，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性格，它是双刃剑，也让我永远保持努力，永远自我完善。

就跟《猫鱼》这本书一样，如果理想国没跟我说要下厂印刷了，我就会没完没了地改下去。我现在的笃定在于，我已经接受了这种自我怀疑，知道这也是我的一部分，我要一直跟它相处下去。

在写作的时候，我是谦卑的，也是好奇的。谦卑是我在写作的过程中，能看到自己的弱点，也能宽容别人的弱点，而你必须先看到自己的弱点，才可能去接受别人的弱点。

好奇就是我想通过这个讲述的过程，去发现自己身上的优缺点，同时也去发现周围其他人的优缺点。一个有趣的人必定有弱点。我在自我审视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也是我写作的支柱。

其实写作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冲动——叙事的冲动。和表演是一样的，表演一个角色，是在叙述角色。拍一部电影，也是在讲故事。写作也是一样。

我觉得任何创作者不可能去写完全不知道的东西。我们的确会写让我们困惑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让我们困惑，也是因为它在你的周围，引起了你的思索。

我也是希望，通过写作也好，电影也好，表演人物也好，去理解我的记忆，缓解这样一种困惑，从最日常的东西中看到它的意义，使它成为一个艺术而得到某种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