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谋杀｜从弑君到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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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政治舞台上，总有一种阴影挥之不去，它以最原始的暴力形式——政治谋杀，深刻地介入历史进程，却又披上层层政治、道德、甚至神圣的外衣。这种被称为“刺杀”的行为，远非简单的杀戮，它是一种“出于与受害者（他/她/他们）的公众知名度相关的理由，并怀有政治目的而实施的对特定受害者或受害者群体的蓄意杀害”。这一定义本身，就将刺杀与其他谋杀区分开来，强调了受害者的公众地位与行动背后的政治动机，而这种动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令人目眩的姿态不断演变，映照出人类社会最深层的冲突与挣扎。

这种对“公众知名度”的强调，使得刺杀行为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超出私人恩怨的公共属性，其回响往往能在历史的深处激荡起更为持久的涟漪。早在古代，圣经故事中便不乏此类事件的模糊身影，例如以笏刺杀摩押王伊矶伦，或是押沙龙策划对同父异母兄弟暗嫩的复仇，这些事件虽然裹挟着个人恩怨，却又往往与部族或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大卫手下约押对押尼珥的谋杀，即便动机中夹杂着危险的政治竞争和个人仇恨，最终也对大卫的统治产生了无法忽视的影响。这些早期文本，尽管未能清晰地界定“政治谋杀”的范畴，却已然勾勒出权力核心的脆弱与暴力介入的可能，预示着未来无数血腥剧目的上演，而其背后，总有公众的目光或有意或无意地追随。

以笏刺杀摩押王

从模糊的部族恩怨走向更为明确的政治理念，古希腊的城邦为“僭主刺杀”提供了最初的理论与实践土壤，将原本被视为私人复仇的举动，逐渐升华为争取自由的英勇事迹。以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刺杀雅典僭主希帕库斯为例，即便修昔底德曾指出其最初动机可能源于个人恩怨，而非直接针对真正的僭主希庇亚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形象被后世塑造成了民主的先驱和反抗暴政的英雄。这种观念的转变，在赫罗多德的记载中便可见一斑，他将希帕库斯称为“庇西特拉图之子和僭主希庇亚斯之兄”，而非全然的僭主，这暗示着对其行为政治影响的重新评估。然而，雅典城邦能够相对较少发生政治谋杀，也得益于其发展出的“制度性替代方案”，如审判、投票罢免和陶片放逐等，这些机制为政治异见提供了安全阀，避免了刀刃相向的极端局面，即便如此，埃菲阿尔特斯仍因其反贵族改革而成为贵族怒火的牺牲品，他的死亡反而将改革的接力棒交到了伯里克利手中，开启了雅典的黄金时代。

“僭主”（Tyr annos）是个古希腊语境下的独特名词，专指那些没有经过合法选举而夺取权力的统治者，既有可能是暴虐的君王，也有可能是贤明的一邦之主，但演变为英语中的“Tyrant”后，它被明确成了贬义的“暴君”。

然而，并非所有城邦都拥有雅典这般精巧的政治制衡。在西西里岛上，僭主统治的残酷与哲人王理想的幻灭，以一种更为戏剧化的方式呈现了政治谋杀的复杂性。阿克拉加斯的僭主法拉里斯以残酷闻名；与他相关的“铜牛”酷刑自古有传，后世甚至称其在被推翻时被投入自己铸造的铜牛中处死——此说见于传统记载，但真实性难证。更可靠的是，他的政权约于公元前554年被城邦公民发动的总起义推翻，领袖为特勒马科斯；至于他“试图宽恕刺客”的逸闻，多出自后世伪托的《法拉里斯书简》等道德化文本，缺乏古典史源支撑。总之，法拉里斯的垮台是本地政治起义所致，并非某种“内部的哲学反思”。 锡拉库萨的狄奥尼修斯一世则以其强大的军事和行政能力建立了一个西方希腊世界最强城邦，并在长寿后自然死亡，这在政治动荡的古代实属罕见。然而，他与哲学家柏拉图之间充满波折的关系，以及柏拉图的学生狄翁试图在锡拉库萨实现哲人王梦想的失败，最终以狄翁在权力斗争中的神秘遇刺而告终，这场悲剧不仅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也预示着权力更迭中，信任的背叛往往比外部的刀剑更为致命。

柏拉图的“哲人王”理想，即由哲学家直接统治或在君主身边提供智慧指导，以期实现理想国。

古罗马的可怕折磨和处决-铜牛示意图

从希腊城邦的哲思到罗马共和国的动荡，政治谋杀的图景变得更为宏大而残酷，其影响也远超个别城邦的边界。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尝试，特别是提比略·格拉古在未经元老院协商的情况下推行土地法并寻求连任保民官的“革命性”策略，最终引发了血腥的街头暴力，导致他被元老院的暴民活活打死。他的弟弟盖约·格拉古继承了兄长的政治遗产，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改革方案，包括扩大陪审团成员和给予非罗马公民投票权等，但最终也未能逃脱被 元老院通过“最后决议”，授权执政官动用武力以“保全国家”。随后的阿文提诺对峙败局既定时，盖约·格拉古为免受辱，令其奴仆菲洛克拉忒斯将自己杀死，奴仆随即自尽 的命运。格拉古兄弟的死亡，作为共和罗马首次大规模政治刺杀的震慑性事件，并未彻底摧毁寡头政治的权力，反而为之后近一个世纪的动荡埋下了伏笔，也预示着，在罗马，政治暴力正从精英内部的争斗转向更具公共性、更易煽动民众的街头冲突。

随着共和国的衰落，权力逐渐集中于军事强人手中，刺杀的矛头也随之转向了那些掌握最高权力、备受公众瞩目的领袖。庞培在与凯撒内战失利后逃至埃及，于佩卢西乌姆上岸时遭托勒密十三世幕僚策划、由前部下塞普提米乌斯与阿基拉斯等人行刺身亡；其首级随后被献予凯撒。四年后（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已受封为“终身独裁者”，在罗马庞培会议堂举行的参议会议中被一群元老刺杀。作为主要策划者之一的马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在当时与后来不少叙述中被赋予“为捍卫共和国而行刺”的光环，但学界通常认为其动机更为复杂。，尽管其真实的内心挣扎和行动的实际效果至今仍是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

然而，无论刺杀者的动机多么“纯粹”，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凯撒之死并未挽救共和国。其后，屋大维、安东尼与雷必达于前43 年以《提提亚法》（Lex Titia）依法组成第二次三头同盟，发动公布追杀名单清洗政敌；前42 年于腓立比击败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解放者”。随后的权力斗争至前27 年以屋大维确立元首制并获尊号“奥古斯都”告终，罗马的帝国时代由此开端。清洗范围亦波及共和派知识精英，西塞罗即在前43 年被列名处决。罗马帝国的建立，使得对皇帝的刺杀变得更加频繁，但这些行动更多地反映了宫廷阴谋和权力继承的血腥，而非为恢复共和理想而进行的“光荣”反抗。从卡利古拉到尼禄，再到多米提安和卡拉卡拉，皇帝的遇刺与其说改变了政体，不如说揭示了帝国权力结构中固有的暴力循环。

步入中世纪，欧洲大陆的政治谋杀同样与封建权力斗争、宗教信仰以及新兴的政治理论交织。查理曼大帝的时代远去，拜占庭帝国的宫廷阴谋却从未停歇，尼西弗鲁斯二世皇帝被皇后狄奥法诺及其同谋刺杀，这不仅是权力争夺的缩影，也体现了信息传播在中世纪的失真与变形，使得真相与传说层层包裹。在西欧，1127 年“善良的查理”在布鲁日圣多纳相教堂遇刺，随即引发 1127–1128 年弗兰德斯内战；1170 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被亨利二世麾下骑士杀于大教堂，促成 1172 年阿夫朗什妥协与 1174 年国王公开赎罪、教会权威上扬——两案虽非典型“诛暴君”，却推动了当时对“何时（若有）可正当化诛僭主”的伦理讨论。这些事件无疑推动了对暴君刺杀的伦理与合法性讨论。

在中世纪的知识殿堂中，关于“暴君刺杀”的理论辩论逐渐浮出水面。约翰·索尔兹伯里在其《论政府人员》中，援引古典思想家西塞罗的观点，认为杀死暴君是合法的，但他也同时坚持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托马斯·阿奎那则以其虔诚而理性的视角，提出了更为审慎的观点。他承认不公正的法律本质是暴力，但对于杀死“合法”君主则持有保留态度，警告说刺杀失败可能导致更残酷的镇压，而成功的刺杀者也可能成为比受害者更糟糕的暴君。阿奎那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其对“好国王”更容易被杀害的警示，像七百年前的真理一样刺耳，直指政治暴力的反噬效应。然而，当法国的让·佩蒂为勃艮第公爵约翰刺杀奥尔良公爵辩护时，他却振臂高呼：“任何臣民，依照道德、神圣和自然法，无需任何命令，皆可杀死或促使杀死叛国者和不忠的暴君”，这种观点即便在当时也备受争议，并遭到让·热尔松等更具理性和程序意识的神学家的强烈谴责，揭示了在理论层面，刺杀的界限始终摇摆不定。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国家的权力斗争与艺术繁荣并存，政治谋杀也染上了独特的色彩。切萨雷·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以其冷酷无情的手段成为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笔下“文艺复兴时期君主”的典范，他为了巩固权力，毫不犹豫地处决了曾为其服务的雷米罗·德·奥尔科（Remirro de Orco），并迅速安抚民众，展现了残暴与策略并行的统治哲学。米兰的加莱亚佐·马利亚·斯福尔扎（Galeazzo Maria Sforza）公爵因其暴虐和淫荡被三名米兰贵族青年刺杀于圣斯蒂芬教堂，其中一位刺客甚至以布鲁图斯（Brutus）自居，渴望被视为古典暴君刺杀者。帕齐家族（Pazzi family）对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的袭击，更是选择在复活节主日的大教堂内进行，这种将血腥暴力与神圣场合相结合的“震撼效应”，无疑是文艺复兴时期刺杀行为的一大特点。马基雅维利对此类事件的分析，如对帕齐阴谋的深刻洞察，展现了其作为政治哲学家的冷峻与现实，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III.6 指出：阴谋对君主与个人都极其危险；较之公开战争，它更常使君主丢命失国，而一旦失败，策划者自取灭亡，被袭者反更强硬。

随着宗教改革的浪潮席卷欧洲，宗教狂热与政治冲突进一步交织，刺杀成为信仰斗争的残酷工具。在法国，胡格诺派领袖科利尼海军上将在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前夕遇刺，引发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更为血腥的冲突。荷兰的沉默者威廉作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领导人，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悬赏刺杀，最终死于巴尔塔萨尔·杰拉德的枪下。杰拉德的动机混杂着宗教狂热和对赏金的渴望，这反映了当时欧洲政治与宗教斗争的复杂性。而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虽然通过《南特敕令》实现了宗教宽容，却仍被狂热的天主教徒拉瓦亚克刺杀，这表明即便统治者努力弥合裂痕，也难以平息深植于社会内部的极端仇恨。这些事件无疑使刺杀行为的后果更具灾难性，也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政治谋杀的道德与实用性。

进入17世纪，三十年战争和英国清教徒革命的宏大背景下，政治谋杀的图景更为复杂。在神圣罗马帝国，瓦伦斯坦元帅作为一位军事天才和精明管理者，在权力巅峰时期却因与皇帝费迪南德二世及其盟友的关系恶化而最终被杀。他的遇刺，并非源于狂热的宗教仇恨，更多是出于对叛变疑虑和权力制衡的考量，揭示了高级政治斗争中权术与背叛的冷酷逻辑。在英国，查理一世被公开处决，“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对暴君刺杀的强烈反感”，其高度的公众性和戏剧性使得这一事件在历史上的影响无与伦比。奥利弗·克伦威尔作为推翻君主制的“护国公”，尽管面临众多刺杀阴谋，但由于其军事独裁者的身份和“铁骑军”的忠诚，最终得以善终。这些例子表明，即使在政权交替的剧烈动荡中，刺杀的成功与否，受害者的知名度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刺杀者与被刺杀者的权力结构、组织严密程度以及公众舆论的反应，都构成了影响事件走向的关键变量。

随着19世纪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和20世纪各种激进思潮的碰撞，政治谋杀不再仅仅是君主或精英阶层的专属厄运，它开始被更广泛的群体视为改变社会、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德国的卡尔·桑德（Carl Sand）刺杀了戏剧家科策布。是民族浪漫主义的极端表现，他将受害者视为“沙皇的间谍”和“德国精神的腐蚀者”，其行动虽然未能改变政治格局，却唤醒了公众对“国家德国”的渴望。意大利的费利切·奥尔西尼试图刺杀拿破仑三世，目的在于推动意大利的统一和全欧洲范围的革命。他的审判演变成了一场争取意大利自由的公共宣讲，即便行动失败，却也促使拿破仑三世改变了对意大利的政策。俄国的“人民意志党”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其目的并非因其特别邪恶，而是要“戏剧化地展现该团体反对整个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的非个人性质”，凸显了受害者知名度在刺杀行动中的象征意义。

进入20世纪，政治谋杀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覆盖了从殖民地反抗到意识形态冲突的方方面面。爱尔兰共和军对蒙巴顿勋爵的刺杀，旨在“引起英国人民对其国家持续被占领的关注”，通过制造“冲击效果”来增强其政治声明。魏玛共和国时期，政治刺杀盛行，如瓦尔特·拉特瑙被杀，这反映了凡尔赛和约带来的屈辱感和内部的政治动荡。而在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崛起的年代，刺杀成为了镇压异见和巩固权力的工具。墨索里尼的黑衫军杀害社会主义记者贾科莫·马泰奥蒂，开启了官方恐怖统治的先声。苏联的秘密警察则远涉重洋，刺杀了流亡在外的列夫·托洛茨基及其亲属，这是一种旨在铲除政治异己、巩固内部权力的冷酷行动，其“高效”与“隐秘”成为了极权主义的标志。

二战时期，对阿道夫·希特勒的刺杀成为最重大的暴君刺杀尝试，尽管未遂，但它象征着德国内部对纳粹暴政的抵制。元帅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被刺杀，虽然代价巨大，但其传递出的反抗信息和希望的象征意义，超越了具体的政治决策。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在阿尔及尔遇刺，则反映了二战期间盟军与维希法国合作者之间复杂的权力博弈与道德困境。战后，尤其是在冷战背景下，政治谋杀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国家频发，成为后殖民时代政治动荡的突出特征。保加利亚的尼古拉·佩特科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扬·马萨里克的离奇死亡，都笼罩在苏联影响的阴影之下，其官方叙事与普遍怀疑之间的鸿沟，至今仍未完全弥合。

在类人猿行动中，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布拉格受了致命伤；八天后，他因伤势过重而死。

在同一时期，美国也经历了多次震惊全国的政治刺杀事件。从约翰·肯尼迪总统被刺到马丁·路德·金遇害，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社会，并引发了对阴谋论的持久追寻。即便在官方调查后，对于这些事件背后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阴谋，公众的信念依然难以撼动，这反映出当事件的“规模”与“简单性”之间存在巨大落差时，人类对复杂解释的内在需求。此外，像贝尼尼奥·阿基诺在菲律宾机场被杀、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被绞死、以及韩国总统朴正熙被其情报首脑金载圭刺杀，这些事件不仅改变了各国的政治走向，也展现了刺杀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在不同文化和背景下，既可以是被压迫者的绝望反抗，也可以是权力核心内部的冷酷清洗。

现代社会，政治谋杀依然以恐怖主义的面貌困扰着全球。从德国的“红军派”绑架并杀害汉斯-马丁·施莱尔，到意大利的“红色旅”绑架并杀害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这些极端组织试图通过对知名人物的袭击来施压政府、释放囚犯，其行为通常伴随着残暴和对公众的心理震慑。魁北克解放阵线绑架英国贸易专员詹姆斯·克罗斯和魁北克劳工部长皮埃尔·拉波特，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渥太华传递更强烈的信息”。然而，这些行动往往未能达到其宏大的政治目标，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并使施暴者自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诚如历史一再证明，刺杀很少能真正解决政治问题，它往往只是将一个问题推向另一个更复杂的深渊，并留下无尽的争议和道德困境。

回溯历史长廊，我们发现刺杀行为如同政治机体的恶性肿瘤，其形态虽随时代变迁，但其根植于权力、仇恨、信仰和绝望的本质却未曾改变。受害者的“公众知名度”始终是刺杀者利用的杠杆，他们企图通过摧毁一个象征性的个体，来动摇一个政权、激发一场革命，或是传递一个信息。

然而，历史的讽刺在于，刺杀所带来的往往是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与刺杀者最初的意图背道而驰。亚历山大二世的遇刺未能阻止反革命浪潮，反而加剧了镇压；伊菲阿尔特斯的死却成就了伯里克利时代；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刺杀最终反而巩固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

这些例子无不提醒我们，政治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场域，暴力介入其间，如同投石入水，激起的波纹往往难以预料，更遑论控制其最终的流向。因此，对政治谋杀的探究，不仅仅是对历史血腥事件的梳理，更是对人类政治行为复杂性、道德困境以及对权力本质永恒追问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