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英文名字

转载于先生制造（id：EsquireStudio）

收到一封邀请函，上面写邀请Assange先生，恍惚间，噢，我就是Assange。我从不认为我有英文名，只是2017年来上海加入一家美国公司，人力说必须有，我说那就用我网名直接翻译。回家跟队友说，因为喜欢一个打台球的左撇子吉米-怀特，我高中英文名叫White。她说你挺怪，怎么都用别人的姓当名字。我说英国有个足球教练叫Southgate（南门），有个足球运动员叫Woodgate（木门），这样说来，假阿桑奇是不是显得正常一些。

我的中文名字叫周径偲，同样不正常。它是我爸的杰作。他认为好，小众独特有文化。

有次坐南航的飞机，柜员接过身份证皱了皱眉，用笔在登机牌上写字，写完递给我，说，先生你这个字打不出来，需要去值班经理处盖章。我拿着登机牌走了几步，发现登机牌上打印的名字叫“周径逝”，柜员先生好心，在“逝”字上又画个叉。我折回来，说，这字打错了。柜员先生说，所以才要盖章嘛。我说我不想要这个登机牌，这个打了叉的字。柜员先生说，周先生，这不影响登机。我把登机牌还给他，说，这影响我的生活。

很多时候想给自己改个名字，叫周南门，或者周铁门。当父母的没有想过，一个怪异的名字，让一个人生下来就背了债，输在起跑线。我跟着人家大步流星往前跑，总有人喊我，那个先生先过来盖个章。所以，如果平凡是60分，便从负分开始，也希望自己离平凡更近一些，就写了这本《平凡之路》。

7月的上海热，出去走两步，脑髓仿似被炖成一锅蛋花汤，在头皮里面晃来晃去地疼。树叶也干枯掉落，路灯的金黄照上去，又好似月亮被热化了，一点一滴掉下来，淌了一地。

这天晚上许知远在上海拍摄，我去找他吃晚饭，催他赶紧把这本书的推荐语给我。他见我第一句话，说，你本来可以写得更好，都被时尚圈耽误了。我说不，如果没干时尚媒体，现在可能还拿着你们单向街的工资，我都离不起婚。

吃完晚饭，又到酒吧聊天。他对书前半部分，更年少时的故事感兴趣，他认为比后半部分职场宫斗更动人。我说那我再给你讲两个没写进去的细节。

重庆女性地位高，高到什么程度？首先家家户户都喜欢生女儿，生儿子的都一声叹息。再一个没有彩礼，因为女儿是岳父的无价之宝，没有用钱买的道理。第三，男人结婚后，男人承包家务，上交工资卡，每天由老婆发生活费。因而川渝只有男厨师，少见女厨师。

比如有次我逛街，跟一对情侣擦肩而过。老公看到路边的糖葫芦小贩，左手拉起老婆的右手驻足，说，老婆，可不可以给我买根糖葫芦。

又比如，有次我在酒店车库被前车堵上，前车男司机坐在驾驶位玩手机，好几分钟不扫码。我等不耐烦，下车找他理论。走到离他半米处，他的车载蓝牙电话接通了，他说，老婆，可不可以转我20块钱，我交下停车费。

老许喜欢拍大腿，觉得精彩拍一下，好笑拍一下，惊叹又拍一下，越拍越有劲，越拍越响。这本是个好习惯，让聊天有节奏，讲的人兴致高涨。那天我坐他右边，我一边讲，他一边拍，每一巴掌都拍在我大腿上。

老许喜欢的前半部分小故事，比如挑衅阅卷老师，抓贼，揭露抄袭剧本的班长，大部分都来自于少年的困惑。如同《麦田守望者》，当一个人对旧规则有疑惑，那就应该带着疑惑不断追问，因为追问跟世界不断摩擦。这仅仅是一种诚实而已，这种诚实需要巨大的勇气，伴随勇气的，往往又是现实世界的巨大风险和损失。因此，很多人在年少时就变成了一条变色龙。

做变色龙，生活变得更幸福了吗？也未见得。生活本是一场滚珠游戏。人是珠子，珠子离门只有五厘米，但这五厘米之间有三道墙，只有一条路。慢就是熬，熬到头出了门，灯就亮了。门外有门，门外是另一座迷宫。

幸福与不幸，都是我们通向死亡路上的中转站而已。大部分人弥留之际回忆人生，发现没有剧烈的情感，没有重大事件，也没有过什么希望。———这才是生活应该躲避的部分。

8月，又去趟成都，催另一个老朋友宋石男的推荐语。心意相通的朋友十几年不见，再见也像上周刚见过。讲起好多往事，好事随酒杯碰撞的声音飞来又飞去，而聊起那些坏事，却像湿透的衬衫地贴在心上。我们都比以前老了，但凡再睡不好，身体如同一件被暴雨浇透又烘干的马皮皮衣，僵硬笨重，远不到扔的时候，不得不穿。但无论生活把我们带到何处，我们都相信，我们会以主角的身份上演一场好戏。

作为老友，他同样认为我可以写得更好。我都听懂了，都是善意，都是爱。他说职场故事部分有点急，节奏可以更慢，更多缓和与描写，让故事离生活更近。

很多人说，时尚媒体是个神秘，空洞又逻辑混乱的行业，笼统来看或许是。但为什么神秘，为什么混乱，为什么空洞，我试图用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物，去寻找答案。写这个行业故事的本来就少，不洒狗血，不脸谱化人物，人物有动机，情节有缘由的，可能也不多。我不知道这本书有没有找到一个相对准确的答案。希望你们看完以后告诉我，批评我。

端午节前，我再一次从北京搬家到上海。过去十年间，我在京沪间搬家三个来回，每一次都自己打包自己搬。长途自驾拥有魔力，有时候车在空中停滞的乌鸦下面飞驰而过。有时候看到雨后的麦梗，像被水泡发的卫生纸。夜晚巡航，在车河中看五彩灯光闪烁，又像在穿越一场狂欢。

北京干，上海湿。上海的暴雨一阵一阵地来，在半空锤击树叶，雨滴溅落散成漫天迷蒙的雾气。楼下的花坛里开始长青苔，青苔旁边又长青苔，如同立体地图般蔓延开。每到一个新城市，人总会产生一股子要干大事的豪横气。但这种豪横又像小朋友吹气球，再放气球。气球冲上天，气势磅礴，好像要把天都冲个大口子。几秒钟后，如风干的苦杏，落在地上，软塌绵柔。

我最好的朋友在上海，和我一样，都不时拥有这种豪横气。我泄气的原因往往是身体劳累了，他泄气的原因，自述为一直未获真爱。他认为真爱的作用巨大，大到哪怕冬天只盖了一层月光，都是温暖如春的。但没有真爱，大夏天在家枯坐，也如坠冰窖。急切如此的需求，按理说大太阳下也要打起灯笼找，天上地下，犄角旮旯都去刨找。但他找真爱的方式主打一个守株待兔，怨天尤人。

很多时候我和他一样，纠结，犹豫，失眠，瞻前顾后。所以我们变成了最好的朋友，我们在精神上相依为命。感谢他，在这本小书中出现了无数次。

往后再回北京，就是出差了。我刚到北京时，生活很紧张。紧张得像剧场里受训的杂技演员，在表演顶水缸。勉力平衡，如履薄冰。以前北京是家，气候食物不好，景色欠佳，但狗总是要回到狗窝。现在落地，感到北京宽大，大得如同一座空荡的剧场。演员又多又小，搬家蚂蚁般来来回回。风刮起来，树叶拍打在树叶上，好似满场观众在鼓掌。

有天在大剧院参加完活动，天气晴好，正好走一段路。环绕国家大剧院的都是些平房，现在还有不用空调的人家，窗户洞开，电视机里面的广告声顺着电扇的风飘到街道上来。夏天骑行队伍越发壮大，月光透过树叶照下来，影影绰绰，又像发亮的蛾子飞舞。

远香近臭，老话总是有道理。

第二天接儿子放学，他冲出来找我，回头跟美国老师说拜拜，老师说，Assan明天见。我恍惚一下，方才想起，那年在洛杉矶产房外，护士拿儿子的出生证让我填，我顺势写上了Assange。也就是说，他护照上的名字也是Ass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