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们，是自愿成为做题家的吗？

对那些困在底层或挣扎着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阶层跃升的话语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嘲讽。

如今，我们看待成功就像清教徒看待救赎一样，我们认为成功不是靠运气或恩典，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这是优绩至上理念的核心。优绩至上主义颂扬自由——凭努力工作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和应得的权利。如果我要为积累可观的世俗财富——收入和财产、权力和声望——负责，那么我必须配得上这些世俗财富。成功是美德的标志。我发的财是我应得的。

这种思维方式赋予我们力量，鼓励人们这样思考：自己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不是成为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但这种思维方式也有黑暗的一面。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不可能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的命运。如果我的成功是我自己努力实现的，那么他们的失败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

这种逻辑显示优绩至上原则侵蚀了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对我们的命运负有个人责任的观念过于强烈，让我们很难换位思考。

在过去40年里，优绩至上的预设加深了对民主社会公共生活的影响。尽管不平等已经扩大到不容忽视的程度，但公共文化强化了这样的观念：我们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是我们应该得到的。

似乎全球化的赢家需要说服他们自己和其他所有人，那些处于顶端和底层的人已经到达属于他们的位置。即便不是这样，只要我们能够消除通往机会的不公平障碍，他们就会回到属于他们的位置。近几十年来，主流中右翼和中左翼政党之间的政治争论主要关于如何解释机会平等及如何实施机会平等，来让人们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我最早是从与学生的交流中注意到优绩至上情绪的高涨的。1980年以来，我一直在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哲学，有时会有人问及这些年来学生的观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通常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在课堂上就我所教的主题——公正、市场和道德、新技术的伦理——开展辩论，学生们总是会表达各种各样的道德和政治观点。我没有注意到任何决定性的趋势，但有个例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我的学生中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们的成功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是他们自己取得的。在我教的学生中，这种优绩至上的信念得到了强化。

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他们成长于罗纳德·里根时代，吸收了当时的个人主义哲学。但这些学生大多不是政治上保守的学生，信奉优绩至上的学生涵盖了各个政治派别。

在关于大学招生的平权法案是否公正的争论中，他们的态度表现得尤为激烈。无论学生支持还是反对平权法案，大多数人都坚信他们努力学习才有资格进入哈佛大学，因此他们在哈佛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至于他们被录取是因为运气或其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的说法，都会遇到哈佛学生的强烈抵制。

在精英大学学生中，优绩至上的看法日益强烈，这一现象不难理解。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录取到精英大学的路变得越来越难走，越来越令人畏惧。就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斯坦福大学录取了近1/3的申请人。20世纪80年代初，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录取了大约1/5的申请人；2019年，这两所大学只录取了不到1/20的申请人。

随着入学竞争的加剧，渴望进入一流大学（或被父母期望进入一流大学）的孩子们的青春期已成为激烈奋斗的战场——为了给大学招生委员会留下深刻印象，大学预修课程、私人升学辅导、SAT培训、体育和其他课外活动、实习和在遥远国度的志愿活动都安排得很紧，压力很大，让人感到紧张，所有这些都是在为孩子寻求最好前程的超级父母的督导下进行的。

如果你不相信你能凭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工作获得成功，你就很难从这种压力和奋斗的挑战中走出来。这并不会让学生变得自私或不负责任，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大量时间投入公共服务和其他公益活动，这段经历确实让他们成为坚定的精英。就像他们的清教徒先人一样，这些学生相信他们通过努力工作所取得的成功是他们应得的。

我注意到，大学生中的精英意识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2012年，我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厦门大学做了一次演讲，我的演讲主题是“市场的道德限度”。近期的头条新闻报道了一名中国少年为了买iPhone（苹果手机）和iPad（苹果平板电脑）而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我问学生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在随后的辩论中，许多学生持自由主义观点：如果该少年在没有压力或胁迫的情况下自愿同意卖肾，那他有权这样做。也有一些学生不同意，认为富人可以通过从穷人那里购买肾脏延长自己的寿命，这是不公平的。大厅后面的一位学生提出：有钱人赚了钱，就是有功劳，所以应该活得更久。

我被这种厚颜无耻的优绩至上思维吓了一跳。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这在道德上类似于成功神学信仰，即健康和财富是上帝青睐的标志。当然，说出这句话的中国学生可能并没有沉浸在清教徒或天命论的传统中，但他和他的同学们是在中国转向市场社会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在过去10年里，我在访问中国多所大学时遇到许多学生，他们的道德直觉中深深地存在这样一种观念：那些成功的人所赚的钱是他们应得的。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这些中国学生就像我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一样，是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社会背景下展开的高度竞争的录取过程中的赢家，难怪他们会抵制这样一种想法，即我们的成功另有原因。

他们更容易被另一种想法吸引：我们赢得了成功，无论制度对我们的努力与天分给予什么样的回报，那都是我们理应得到的。

作者：迈克尔·桑德尔，来源：《精英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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