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篇,我们分享了一些国家的各年龄人口性别比,数据显示包括新加坡、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其部分年龄段人口性别比远高于我国。
但细心的你一定也发现了,在0-10岁等流动比例极低的年龄段,我国明显高于前述的国家。
对于前述的国家而言,如果缺乏足够的女性,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接受其他国家的女性,放宽嫁入的限制标准。
但这种方法,对于动辄几亿的人口大国而言,可能是是一项更具挑战的艰难抉择。
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24》数据,我们绘制了这张世界上人口超过2亿的人口大国0岁到50岁人口性别比折线图。
中国的红色折线始终位于图表上部,20岁达到118的最高点,随后缓慢下降至50岁的103。
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曲线紧随其后,但性别比失衡现象明显低于我国;美国、巴西的蓝色系折线则稳定在100-105区间,与我国形成鲜明对比。
图表中的七个人口大国可划分为三类典型模式。
均衡型以美国为代表,各年龄段稳定在104-97之间,这是没有人工干预下的自然人口规律。
波动型如巴西,青壮年阶段因男性劳工死亡率较高出现性别比下降。
高企型则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20岁组均超过110,其中我国118的起点尤为突出。
这种差异主要源于文化传统与政策干预的叠加效应,东亚与南亚地区历史上存在的男孩偏好(AI原话,不代表作者观点),通过性别选择技术放大了出生性别比失衡。
中国的性别比曲线呈现出"三阶段"特征。0-20岁组维持在115以上,这是人工干预生育政策与传统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20-40岁组缓慢降至110,40岁后加速下降至103,则符合男性死亡率较高的生物学规律。
持续偏高的性别比正在重塑中国的婚姻与生育格局。
婚姻市场上,2025年适婚年龄(25-3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出约15%,直接导致"光棍村"现象与跨区域婚姻迁移。
这种挤压效应传导至生育领域,表现为三方面影响:
男性婚姻成本攀升推迟初婚年龄,2023年中国平均初婚年龄已达28.7岁,较2010年推迟3.5岁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扩大,削弱了传统家庭的生育功能。
性别比失衡加剧的代际传递,可能强化家庭对男性后代的偏好,形成恶性循环。
当前0-20岁人口中男性多出约1800万,这部分群体进入婚育年龄后,将持续影响人口结构。
未来政策需在三个层面发力:完善养老保障以弱化"养儿防老"需求,推进婚俗改革降低婚姻成本,发展银发经济缓解老龄化压力。
国际经验表明,韩国通过持续治理已将出生性别比从1990年的116降至2023年的105,这为中国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从全球比较来看,中国性别比问题比印度、巴基斯坦更严重,治理难度自然也更大。不过同为人口大国、适婚年龄段女多男少的巴西,可能是缓解我国性别比失衡现象的关键方法:允许大量的巴西人嫁入中国。
图表中那条红色的折线,既是过去人口政策的产物,也预示着未来社会治理的挑战。
在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如何平衡性别结构将成为影响中国人口长期发展的关键变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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