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俄军撕碎北约东大门，欧洲死守乌克兰，却犯下致命误判

1941年12月，当日本的轰炸机和登陆舰兵临新加坡城下时，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依然坚信，这片英国领土及其海军基地坚不可摧——用新加坡英军总司令的话说，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堡垒”。然而，新加坡的陷落，后来被丘吉尔的医生称为“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和最大规模的投降”。

事实上，新加坡并非坚不可摧。当日军发起最后总攻时，丘吉尔发出了绝望的指令：“到了这个地步，拯救部队或保护民众已不在考虑之列……指挥官和高级军官应与部队共存亡。这关系到大英帝国和英国军队的荣誉。”然而，再多的豪言壮语也无法弥补战略上的失败，而这一失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之前早已注定。

如今，欧洲领导人正绞尽脑汁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北约也因俄罗斯一夜之间对波兰发动无人机袭击而举行紧急会谈。在此背景下，他们很可能重蹈新加坡的覆辙：用战术姿态掩盖战略的缺失，让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主导了本应由全面战略驱动的决策。 这种相似性发人深省，它揭示了战略自欺是如何导致一连串可预见的军事灾难的。

新加坡的沦陷源于英国在远东地区巨大的战略错觉——一种植根于1920年代帝国战略的幻想，即认为海军优势可以替代领土防御。当时的帝国战略将新加坡海军基地视为远东防御的基石。

英国的规划者们设想，与日本的战争将分三阶段进行：首先，新加坡的守军将坚守所谓的“要塞”；与此同时，英国主力舰队从欧洲出发，在一场决定性的海战中击败日本海军；最后，封锁日本本土岛屿。据海军历史学家斯蒂芬·罗斯基尔所述，到1937年，“‘主力舰队开赴新加坡’这一概念，或许是由于不断重复，已经具备了圣经般的不可侵犯性。”

然而，这一战略框架完全忽视了海战形态的演变、空中力量的崛起，以及单纯依靠海上力量保卫陆上要塞的现实不可能性。

欧洲目前对乌克兰的立场也体现了类似的战略自欺。欧洲大陆的领导人奉行的是一种有限介入的策略——提供足以防止乌克兰崩溃的援助，同时又竭力避免那些可能需要真正战略牺牲和冒险的承诺。然而，除了避免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并通过某种谈判来结束战争之外，欧洲对于希望在乌克兰实现何种目标，并没有一套清晰的战略构想。

这更像是风险管控，而非宏大战略——欧洲人只明确了他们想要避免什么，却未定义他们想要实现什么。这种做法无法导向可持续的结果，也缺乏衡量成功的标准，仅仅是为了终止当前的冲突。

战略清晰度的缺乏，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欧洲内部尚未就“维护乌克兰独立是否值得冒着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达成共识。事实上，乌克兰的安危已是欧洲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罗斯导弹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攻击直接威胁到欧洲的能源网络，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影响着欧洲的食品安全，而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则决定了欧洲威慑力量的可信度。

倘若乌克兰沦陷，欧洲将面临的后果远不止人道主义危机：北约将在波兰和罗马尼亚边境直面一支得到强化的俄罗斯军队，数百万难民将逃离崩溃的乌克兰，乌克兰境内还可能爆发持续的叛乱活动。

但即便俄罗斯未能完全取胜，危险的局面同样可能出现：西方的援助疲劳和乌克兰的幻想破灭，或将迫使基辅与莫斯科达成某种妥协。无论如何，乌克兰一旦落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克里姆林宫不仅能获得久经沙场的乌克兰士兵用于未来的冲突，还能控制乌克兰日益壮大的国防工业，这将极大地改变欧洲的力量平衡。然而，这一严峻的现实并未被清晰地传达给欧洲各国的选民，导致决策者与民众之间出现了危险的脱节。

法国总统大选定于2027年，意大利对乌克兰的支持在国内经济压力下持续减弱，德国执政联盟在联邦选举前岌岌可危，而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在整个欧洲大陆崛起——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领导人的战略回避显得尤为危险。

如果不与选民就欧洲在乌克兰的战略目标进行清晰的沟通，不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战略叙事来解释为何乌克兰的成功符合欧洲的根本利益，那么任何“意愿联盟”都有可能因政治分裂而瓦解。

根据我的分析，一个由欧洲国家组成的“意愿联盟”，可能会在乌克兰部署三到五个旅的兵力——约15000至34000人，以协助威慑俄罗斯在未来停火后再次发动侵略。

虽然欧洲领导人似乎倾向于部署一支规模较小、主要负责训练乌克兰士兵的部队，并将主要威慑任务留给乌克兰武装部队，但一个更具雄心的联盟可以提供一支与乌克兰部队深度整合的威慑力量。这支力量将专门用于防止俄罗斯再次入侵，而这应当是欧洲在乌克兰最关键的战略目标。

要实际部署这些欧洲部队将是一场艰苦的博弈，这不仅需要对北约的东翼防御计划进行重大调整，还需考虑各国的具体情况。例如，德国的参与对整个任务的后勤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但这又取决于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而华盛顿的保证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明朗。

美国高级官员已向欧洲同行表示，华盛顿愿意为任何由欧洲主导的部署提供“战略策应”——包括情报、监视、侦察、指挥控制以及防空资产。但这些承诺的前提是欧洲国家必须在战后西方向乌克兰派兵的问题上率先采取行动。

这就造成了一个类似于困扰英国帝国规划者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式困境：欧洲需要美国的能力来增强其威慑力，但美国却要求欧洲先做出承诺，然后才肯提供这些能力。

空中力量依然是一大挑战。要在乌克兰执行有效的地面任务，欧洲必须具备压制和摧毁俄罗斯防空系统的能力——近几十年来，欧洲各国空军的这一能力已经萎缩，在北约干预巴尔干、利比亚等行动中严重依赖美国的空中支援。以部署三个旅的最低威慑力量为例，这需要约70架作战飞机，但“意愿联盟”的欧洲成员国现实中最多只能凑出约60架，形成了至少10架的缺口，只有土耳其的参与才能填补。

若要部署一支更强大的五个旅的部队，则需要超过100架飞机，缺口将扩大到40架甚至更多，并且还需要欧洲军队目前根本不具备的特定能力。这恰恰反映了当年英国规划新加坡防御时的资源困境：凭空假设政治决策能提供所需的能力，然后围绕这些错误的假设来构建作战概念。三到五个旅的兵力将把欧洲的军事能力推向极限，而这样一支部队能维持多久仍是未知数。

考虑到俄罗斯的风险承受能力远高于欧洲，并且持续对乌克兰图谋不轨，这样一支欧洲威慑力量究竟能对俄罗斯起到多大作用？一支由三个旅组成的部队无法阻止俄罗斯的全力进攻，但可以形成足够的阻力，使得俄军的突破在军事上代价高昂，在政治上充满不确定性。理论上，这可能迫使俄罗斯投入更多兵力以确保突破，从而急剧推高其军事成本和政治风险，并可能引发北约更广泛的介入。这种升级态势，或可使违反停火协议的代价高到令俄罗斯望而却步，从而维护停火协议。

新加坡之所以沦陷，深层原因是帝国的过度扩张和资源匮乏，而英国领导人却拒绝承认这一点，尽管其直接原因在于英国的战略将军事规划视为政治偏好的延伸，而非基于现实需求的分析。日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以闪电战横扫英属马来亚400多英里，以惊人的空袭击沉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列舰，最终导致超过13万英国及英联邦军队投降。这一切都揭示了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试图维持全球承诺的大战略已经破产。

然而，即便是这场灾难性的战略失败，也未能引发对英国世界角色的根本性反思。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丘吉尔和他的同僚们一直将新加坡的陷落视为一个反常的孤例，而不是正视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保卫一个全球帝国的结构性困境。今天的欧洲领导人也表现出极为相似的态度，他们否认其保卫欧洲安全的雄心与本国实际军事能力之间的巨大鸿沟，宁愿选择渐进式的政策调整，也不愿对保卫欧洲大陆所需的条件进行诚实而根本的评估。

今天的欧洲领导人正陷入“新加坡陷阱”，他们精心设计的训练任务旨在展示决心，而非实现真正的军事目标。他们不仅系统性地回避了资源问题——包括修改北约地区防御计划等战略性权衡，更回避了欧洲究竟愿意冒多大风险来换取威慑成功的问题。历史的教训是无情的：正如丘吉尔在新加坡的经历所证明的，当面对一个愿意为其野心付出一切代价的敌人时，任何战术上的巧思都无法弥补战略上的混乱。

如果不与欧洲选民就威慑俄罗斯所需的代价——包括接受欧洲军人伤亡的可能性、维持永久性扩大的前沿部署以及重组北约的地区防御计划——进行坦诚沟通，那么欧洲的“意愿联盟”就有可能沦为又一个“虚有其表的堡垒”，在纸面上看似令人印象深刻，但在现实的考验面前却暴露出其战略的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