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德川家康相当于中国的谁？说出名字，你就知道他到底有多牛

日本历史，尤其是那段最精彩、最混乱的战国时代，有三个人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

这三位大佬，性格迥异，有人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形容他们，就是分别问他们“如何对待一只不叫的杜鹃鸟？”。

脾气火爆的织田信长会说：“它不叫？那就杀了它。”出身草根、精于算计的丰臣秀吉会说：“它不叫？我想办法逗它叫。”而我们今天的主角德川家康，他的答案是：“它不叫？那我就等它叫。”

一个“等”字，可以说是贯穿了德川家康的一生。

他不像织田信长那样天纵奇才、霸气外露，也不像丰臣秀吉那样灵活机变、长袖善舞。

在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他看起来似乎有些平庸，但他却成了笑到最后的人，最终统一了日本，开创了持续二百六十多年的江户幕府时代。

那么问题来了，在日本历史上如此独树一帜的德川家康，如果放到我们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里，他到底相当于谁呢？

说出这个中国人的名字，你或许会恍然大悟，瞬间明白德川家康的“牛”到底体现在哪里。

日本的“忍者神龟”

德川家康的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被残酷现实一点点打磨出来的。

德川家康的童年，说起来就是一部辛酸史。他本是三河国冈崎城主的长子，算是个标准的“富二代”。

但可惜，他生在了战国时代，他家正好夹在两个超级大国，西边的织田家和东边的今川家之间，谁都惹不起。

为了生存，他从小就被当成政治筹码送来送去。

六岁那年，他被送往今川家做人质，结果在路上被户田氏出卖，反而被送到了死对头织田家，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种朝不保夕、仰人鼻息的生活，让他过早地学会了察言观色和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

青年时期，德川家康终于回到了今川家，但依然是人质身份。

后来，他抓住机会独立，选择与当时如日中天的织田信长结盟。这个盟约，听起来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德川家康就是织田信长的“小老弟”。

在信长面前，他始终保持着谦卑恭顺的姿态，不敢有丝毫的非分之想。

说一个事情就知道，这个事情就是“筑山殿事件”。

当时，织田信长怀疑德川家康的正室夫人和嫡长子，暗中勾结敌人武田家。

为了向织田信长表示自己绝无二心，德川家康做出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决定，他逼迫自己的妻子自尽，又下令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切腹自杀。

一系列的做法，在常人看来简直是灭绝人性，但在德川家康那里，这或许是当时唯一能保全整个家族的“最优解”。

他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向天下最强者织田信长递上了一份血淋淋的“投名状”。

后来，织田信长在本能寺之变中意外身亡，天下大乱。按理说，这是德川家康出头的好机会。

但是，他并没有急于跳出来争夺天下，因为他看到，有一个人比他动作更快、实力更强，那就是丰臣秀吉。

面对这位曾经的同僚、如今的新霸主，德川家康再次选择了低头。

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虽然他局部打赢了，但从整体实力上看，他根本不是丰臣秀吉的对手。

于是，他审时度势，选择向丰臣秀吉臣服。

为了表达诚意，他甚至在丰臣秀吉的母亲面前下跪，姿态放得极低。丰臣秀吉为了限制他，把他从世代经营的三河封地，改封到了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关东地区。

这无异于一种变相的流放，但德川家康二话不说，带着家臣就去了。

他这一生，似乎总是在“退让”和“等待”。

做人质时，他忍；做盟友时，他忍；做臣子时，他还在忍。他就像一只把头和四肢都缩进壳里的乌龟，默默地承受着外界的风吹雨打，积蓄着自己的力量。

正是这种“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的本事 ，让他成功地“熬”死了织田信长，又“熬”死了丰臣秀吉。

最终，在丰臣秀吉死后，他抓住丰臣家内部的矛盾，在关原之战中一举击溃反对势力，夺取了天下，建立了稳固的江户幕府。

读懂了德川家康这漫长而压抑的隐忍生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谁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与他如此相似呢？这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中国的“冢虎”

说起中国历史上最能“忍”的人，很多朋友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越王勾践。

但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和德川家康在人生格局、最终成就上更为匹配的人物，那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三国时期的司马懿。

德川家康的外号叫“东照神君”，而司马懿在后世的评书中，有个外号叫“冢虎”，意思是潜伏在坟墓中的老虎，不动则已，一动则石破天惊。

这个比喻，可以说是精准地概括了司马懿的一生。

和德川家康一样，司马懿的隐忍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主旋律。他的人生舞台，是同样群星璀璨、波澜壮阔的三国时代。

他出山很晚，据说曹操早就听说了他的名声，想请他出山辅佐自己，但司马懿看出了曹操多疑的性格，不想过早地卷入政治漩涡，竟然装病拒绝。后来在曹操的威逼利诱下，才勉强出仕。

在曹魏集团中，司马懿长期扮演着一个低调、谨慎、甚至有些“怕事”的角色。

他不像杨修那样恃才傲物，也不像荀彧那样坚持原则，他更像一个完美的“工具人”，勤勤恳恳地工作，从不发表僭越的言论，始终把自己隐藏在权力的阴影里。

他辅佐了曹家的四代君主，他们是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堪称“四朝元老”。

在每一代君主面前，他都表现得忠心耿耿，毫无野心。

司马懿的“演技”，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一生中最经典的隐忍大戏，莫过于与曹爽的斗法。

曹芳继位后，曹爽作为宗室亲贵，大权在握，处处排挤打压司马懿。面对曹爽的步步紧逼，司马懿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再次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在家装病。

他称病不上朝，整日待在家里，装出一副风烛残年、不久于人世的样子。

曹爽派亲信去探望他，他故意把粥洒得满身都是，说话颠三倒四，耳朵也“聋”了，彻底让曹爽放松了警惕，以为这个老对手已经不足为惧。

然而，就在曹爽带着小皇帝和亲信们离开都城洛阳，前往高平陵祭拜魏明帝曹叡的那一天，潜伏已久的“冢虎”终于露出了他的獠牙。

司马懿在一夜之间发动政变，控制了京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曹魏的军政大权。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平陵之变”。

这一刻，他几十年来的隐忍与等待，全部化为了雷霆万钧的力量，一举奠定了司马家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的基础。

你看，德川家康和司马懿的人生轨迹何其相似！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强人环伺的时代，前期都选择将自己隐藏在强者的光环之下。

德川家康忍了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两代霸主，而司马懿则忍了曹家三代帝王。

他们都极其善于利用“时间”这个武器，用超乎常人的寿命和耐心，“熬”死了所有的竞争对手。

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们已经是人畜无害的老者时，他们却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予了敌人致命一击，将整个时代的胜利果实，稳稳地收入囊中。

等待是在主动积累

聊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德川家康和司马懿的成功，不就是靠“活得久”和“能装”吗？如果仅仅这么理解，那就太小看这两位历史巨人的智慧了。

他们的隐忍，从来都不是消极的躺平，而是一种极为主动、甚至可以说是充满攻击性的生存策略。

我们先说德川家康。

当丰臣秀吉把他改封到偏僻的关东地区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德川家康的政治生涯走向末路的开始。

但德川家康没有丝毫抱怨，他到了关东之后，立刻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领地建设。

他修建江户城，治理河道，开发新田，招揽人才，整顿家臣团。

表面上，他远离了日本的政治中心，实际上，他是在一个无人打扰的角落里，疯狂地积蓄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他的“退”，是为了更好地“进”。当丰臣秀吉还在世时，他就像一个忠心耿耿的封臣；可一旦丰臣秀吉去世，他所经营的关东，已经成为了整个日本最富庶、最强大的军事基地。

这哪里是“等待”，这分明就是“筑巢引凤”，不，是“磨刀霍霍”。

再看司马懿。

在他装病的那些年里，他真的只是在家里躺着吗？当然不是。他通过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牢牢地控制着一部分军事力量，并且密切注视着朝堂上的一举一动。

他是在用自己的“衰老”作为麻痹对手的烟幕弹，暗地里则在等待一个最佳的出击时机。

曹爽集团的种种愚蠢行为，比如架空太后、垄断权力、生活奢靡、任人唯亲，全都被司马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他不出手，不是因为没能力，而是在等曹爽犯下一个不可饶恕的、足以让他身败名裂的错误。

当曹爽带着皇帝和禁卫军离开都城的那一刻，这个错误终于出现了，司马懿几十年的等待和布局，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

德川家康为了取信于织田信长，可以毫不犹豫地杀死自己的妻儿。

在夺取天下后，为了斩草除根，他设计了大阪冬之阵和夏之阵，最终将丰臣秀吉的后代赶尽杀绝，没有一丝一毫的温情可言。

司马懿也是如此。在高平陵之变时，他曾指着洛水发誓，只要曹爽交出兵权，便可保其富贵。

但当曹爽真的放弃抵抗后，司马懿立刻翻脸，不仅将曹爽及其党羽全部处死，还诛灭三族，手段之狠辣，令人不寒而栗。

所以说，德川家康和司马懿的隐忍，绝对不是懦弱。

它像一个盾牌，在时机不成熟时，为自己抵挡所有的伤害；但它更像一把藏在鞘里的刀，看似无害，实则一直在悄悄打磨，只为在最关键的时刻出鞘，一击毙命。

这种以退为进、化被动为主动的战略纵深，才是他们真正可怕的地方。